遗址概况

大松山墓群位于贵州省贵安新区马场镇安康大道交兴安大道西南侧。2022年7月至2023年1月，贵州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与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四川大学考古文博学院、中山大学社会学与人类学学院组成考古发掘联合体对大松山墓群开启了全面考古发掘，取得了重要收获。截至2023年1月，各发掘区共清理墓葬2192座、窑址8座、灰坑1处，出土各类文物2000余件（套）。

发掘收获

发掘的墓葬依据其分布区域、形制结构和出土器物，大致可分为早晚两段，早段为两晋至隋唐时期墓葬，晚段为宋元明时期墓葬。

两晋至隋唐时期墓葬  两晋至隋唐时期墓葬共发现确认182座，其中两晋时期13座，南朝时期106座，隋唐时期63座。该时期墓葬主要散布于大松山水库周围的斜坡地带，依山势排列，三两成群，墓向不一。墓葬形制多为石室墓，土坑墓仅有零星发现，石室墓墓室系用形状不一的石块或石片砌筑而成，石材内侧修凿工整，外侧未经加工多为自然岩面，墓室构筑规整，顶部为券顶，流行修筑排水沟，部分墓葬有墓道。

相对而言，两晋时期墓室宽大，墓室所用石料大且规整，砌筑最为整齐，有汉代石室墓遗风；南朝时期演变成狭长形墓室，所用石料与前期相比变得薄小，券顶石材多为较小的薄石片，部分墓室前端开始出现封门；隋唐时期墓室砌筑不似前期规整，略显随意，所用石材大小差异明显，并流行在墓室前端砌筑封门，封门凸出墓外，砌筑随意。

该时段墓葬被盗扰严重，葬具、人骨基本无存，出土器物包括金、银、铜、铁、陶、瓷、漆木器、钱币等类别，金银器有金花片、金挂饰、银发钗；铜器包括铜釜、铜鍪、铜盆、铜发钗、铜戒指、铜链等；铁器有铁鐎斗、铁剪、铁铛、铁三脚架、铁四脚架、铁构件；陶器包括陶釜、陶罐、四系陶罐；瓷器有瓷钵、四系瓷罐、六系瓷罐、瓷盘口壶、瓷坛；漆木器主要有漆盒、漆盘；钱币发现有南陈的太货六铢及唐代的开元通宝；此外还有文房用具石砚及各类用于装饰的串珠。

宋元明时期墓葬  宋元明时期墓葬共2010座，其中宋墓56座，元墓4座，明墓1950座。该时段墓葬主要密集分布在青松岭以西001县道两侧名为坟坝顶的斜坡地带，墓葬形制包括石室墓、土坑墓、土圹石顶墓三类。石室墓发现较多，排列整齐，墓向基本统一，墓室砌筑所用石料与两晋至隋唐时期石室墓所用石料相比显得大而粗糙，墓室砌筑较随意，顶部也由券顶变为用石板或条石横盖的平顶或叠涩顶，部分墓葬有墓道和后龛，均未发现排水沟。其中宋墓多为东北—西南向，集中分布在坟坝顶斜坡靠上位置，墓室较窄长，墓室砌筑相对规整，既有用大石块砌筑的，亦有用小薄石块垒砌的，墓葬形制和所用石材一定程度体现了对早期墓葬的继承；明墓数量激增，墓向多是西北—东南向，墓室变短变宽，墓室所用石材为较大且不规整的石块，砌筑更显随意，有的墓葬四壁均直接用石板立砌或侧砌，再于其上铺一至两层石块。

土坑墓大小形制不一，但总体上规模不如石室墓庞大，土坑墓与石室墓之间无明显的分布界线，常穿插分布于石室墓之间，其中坟坝顶西侧斜坡底部分布最为密集。一定数量的土坑墓在一侧或一端掏有壁龛。宋元明时期墓葬相互打破的现象较为普遍，尤其是土坑墓之间相互打破的现象最为常见。

部分墓葬发现木质葬具，人骨保存一般，葬式为仰身直肢。墓葬出土文物数量多，类别广，出土文物2000余件（套），材质有银、铜、铁、锡、陶、瓷、漆木、玻璃、钱币、纺织品等。其中银器有银发钗、银梳背、银戒指、银挖耳勺、银铃、银手镯等；铜器包括铜发钗、铜盘、铜碗、铜手镯、铜戒指、铜簧饰、铜印章、铜顶针、铜片、铜铃、铜条脱、铜带扣、铜串饰等；铁器有铁剪、铁锥、铁锅、铁发钗、铁三脚架、铁盆等；锡器包括锡牌饰、锡坠饰、锡鱼、锡盒、锡叶片等；陶器有夹砂陶釜、夹砂陶罐、带流陶罐等；瓷器有瓷罐、双系瓷罐、三系瓷罐、单耳带流罐、瓷执壶、瓷碗、高足瓷碗、瓷杯、瓷盘、瓷瓶等；漆木器有漆盘、漆案、漆勺、漆梳等；玻璃器主要是颜色各异、形状多样的大小串珠；钱币包括北宋的祥符通宝、熙宁元宝、崇宁通宝、崇宁重宝；元代的大元通宝和八思巴文钱币；以及明代的洪武通宝、永乐通宝、景泰通宝、弘治通宝、万历通宝等；另有少量纺织品。出土文物主要是以生活用具和装饰品为主。

学术价值及意义

该墓群为贵州考古史上发掘规模最大的墓群，墓葬延续时间长，历史内涵丰富，已发掘的墓葬上至两晋南朝，下至明清时期，前后延续了近1400年，可谓经历了中国古代社会的中后期。

两晋至隋唐时期墓葬与宋元明时期墓葬选址与布局的差异显示从隋唐到宋元本地经历从小聚集的家族墓地到公共大墓地的巨大转变。各类墓葬中极具地域特色的石室墓贯穿始终，且发展演变脉络清晰。两晋时期，石室构筑规整，墓室宽大；南朝隋唐时期多为窄长形石室墓，封门前多带考究的排水沟；宋明时期，石室构筑随意，墓室变短变宽，排水沟消失；墓顶结构由早期的券顶演变为晚期的石板横盖的平顶或叠涩顶。

从已发掘的墓葬看，葬具多为木棺，葬式是一次性的仰身直肢，隋唐及以前流行“倒埋”，宋明时期多为“顺葬”，同时流行部分特殊葬俗，如将铜钱、铜片分解为2~3块分置于死者身体不同部位，将器耳毁掉（毁器）等，可能意味着丧葬观念和族群在唐宋之际发生了巨大变化。

出土文物数量大、类型丰富、价值高。举凡金、银、铜、铁、锡、陶、瓷、漆木、玻璃、玉石、钱币、纺织品等几乎无所不包。出土文物主要是以生活用具和装饰品为主，其中金挂饰、银梳背、铜簧饰、贴金铜盘、肖形铜印章、锡鱼、铜铃串饰等皆为不可多得之珍品，还有反映中外文化交流的玻璃串珠等物，此外还有罕见的南朝陈太货六铢等古代币。这些文物生动地反映了黔中及周边地区社会组织、日常生活、民众信仰、商品贸易等情况。

该墓群的发掘大力促进了对贵州及周边地区六朝唐宋元明历史的认知，特别是为探讨著名的古牂牁郡郡治所在提供了新材料。结合以往发掘材料可知，现在集中开展发掘的马场镇及周边是贵州两晋至隋唐时期墓葬分布最密集的区域，反映出该时期人口集中，不排除是某一级行政中心之所在，或与该时期牂牁郡郡治有关，抑或与当时“牂牁大姓”有关，这不仅对于古代贵州，而且对于整个古代西南地区历史研究都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宋元明时期墓葬数量最多，从墓葬形制、葬俗和随葬品看，墓主应为当地土著，身份等级虽不太高，但随葬品亦有一定数量，表明死者有一定的经济实力；均为生活用品，没有兵器随葬，体现了当地社会稳定、经济发展的历史实际，是中央政府在边疆地区推行松弛有度的羁縻土司制度进行有效管理的鲜活印证。

每个时期的墓葬形制、随葬品及葬俗既有联系，又有区别，更有发展，形象反映了黔中及周边地区古代文化进程。从出土文物看，早期受到长江流域和岭南地区的影响大，中原文化因素较强；晚期则地域特色浓郁，体现出不同民族间交往、交流、交融的互动过程。不仅用物质材料反映了贵州和西南地区历史文化面貌，而且从多个方面生动诠释了多元一体中华民族的形成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