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礁位于中国南海西沙群岛的最北面，故得名。自20世纪20年代起，长期在此海域捕鱼的潭门港一带渔民在作业时就曾在多处地点发现过古代的陶瓷器、铜钱、铜锭等文物。20世纪70年代以来，随着西沙群岛考古调查的开展，北礁海域发现了更多的水下遗址，进一步表明了该海域有着丰富的水下文化遗存。

1997年12月初，琼海市潭门港0337号渔船在去往西沙群岛进行捕鱼作业的过程中，在北礁西北海域礁盘外侧，水深约四米处的珊瑚石礁盘上发现并打捞出一批重要文物，包括陶器、瓷器、铜器、石器以及一万多枚铜钱等。这批文物打捞出水后即被海南省博物馆征集入藏，其中就包括几件纹饰精美的明代花卉纹铜盘及素面铜器座。

金属器物因质地相对坚硬，在海水中不易被海浪冲击拍打破碎，故大都保存较好。海南省博物馆收藏的1997年北礁出水明代铜盘按质地可分紫铜和青铜两种，刚打捞出水时铜器周身遍布珊瑚胶结，入藏后经过清理和脱盐，才发现铜盘与器座的大小统一，可以组合使用。具体器形如下：

明代花鸟纹铜盘（图1） 紫铜质，较大型，完整，器身附有少量珊瑚石胶结物，内底錾刻缠枝花鸟纹。口径30.4厘米，底径21.4厘米，高5.2厘米，重511克。

明代花鸟纹铜盘（图2） 紫铜质，中型，完整，器身附有少量珊瑚石胶结物，内底錾刻缠枝花鸟纹。口径23.9厘米，底径16.8厘米、高3.7厘米，重284克。

明代花卉纹铜盘（图3） 紫铜质，小型，完整，器身附有少量珊瑚石胶结物，盘内底錾刻缠枝花卉纹。口径17.2厘米,底径11.9厘米，高2.7厘米，重132克。

与这些铜盘一起出水的还有配套铜器座，质地均为紫铜。

明代铜器座（图4） 较大型，器身附有少量珊瑚石胶结物。口径23厘米，底径24.8厘米，高13厘米，重370克。器形为上口小、下口大，中部呈亚腰形，内空，器表均为素面。

明代铜器座（图5） 中型，器身附有少量珊瑚石胶结物。口径18.2厘米，底径20厘米，高10.2厘米，重244克。器形为上口小、下口大，中部呈亚腰形，内空，器表均为素面。

明代铜器座（图6） 小型，器身附有少量珊瑚石胶结物。口径12.5厘米，底径14厘米，高6.9厘米，重107克。器形为上口小、下口大，中部呈亚腰形，内空，器表均为素面。

我国南海水域的古代海上贸易，兴于宋，经由元至明清不衰。由于这些铜盘和器座出水的沉船遗址未经考古发掘，也没有明确纪年，只能通过伴随出水的其他金属质文物一起界定沉没的年代。

北礁的礁盘边缘一带，海水平潮时仅深2-3米，1997年南海渔民在发现铜盘及器座的礁盘东北角外侧还发现了1万多枚明代铜钱。这些钱币多是全新的未流通使用过的新币，成串码放整齐，还有一些铜钱表面附着珊瑚。胶结在珊瑚石间的成串铜钱钱孔中残留着一些当时穿钱的细绳。经对这批出水铜钱进行初步整理、辨认及分类统计后，确认明太祖朱元璋时期洪武通宝和明成祖朱棣时期永乐通宝占总数七成以上，且并没有比其时代更晚的钱币，所以推测北礁礁盘上沉没的这艘船年代不早于明代永乐年间（1403-1424）。这艘船装载着大量明代初期铜钱，还有部分陶瓷器、金属器、石器等货物，从西沙群岛经过时不幸触礁沉没。

由于明朝官府严禁民间将铜料销往海外，普通商船在进行对外贸易经济活动时一般只能携带市场上流通的旧币，不可能是大量全新的明代钱币。由此看来，能装运大量全新货币的船舶很可能是朝廷所委派的官船。虽未经正式考古发掘，但该沉船遗址从年代、航线、规模、性质等方面的信息与同时期郑和下西洋的历史事实可相互映照，而船上少量的外销明代铜盘、铜器座也证实了明代初期海上丝绸之路的贸易物品中，除了大宗的丝绸、陶瓷器外，金属质器物也是重要部分。

我国铜器制作历史悠久，而金属质器物和铜钱因质地坚硬，不易完全腐坏，在浩渺海洋下的古代沉船遗址中常有发现。如韩国新安沉船出水铜钱达28吨之多，“南海Ⅰ号”出水铜钱17000余枚，“南澳Ⅰ号”也出水大量铜钱等；在对南宋时期华光礁I号沉船遗址的打捞过程中，也发现了不少铁制单体及小块铜类金属沉积物。而在西沙群岛北礁附近，也曾打捞出数量众多的盘、器座、钵、杯、锁、弓簧及铜锭等铜器，其中便包括现藏于海南省博物馆的此批质地精良的明代铜盘及铜器座。

这种形制的花鸟纹铜盘及素面器座在国内同时期少有发现，关于如何使用的记载也很少，但在东南亚一带国家有类似的银质器物及底座，当地人常常用作餐具，由此推断这批明代铜盘及器座应为我国销往东南亚的外销产品。

中国先民们开发南海诸岛、进行海外贸易的过程持续数百年，出水的历代陶器、瓷器、铜器、石器等各类文物和南海岛礁上丰富的历史遗存不胜枚举。这批出水于西沙群岛北礁礁盘的明代花鸟纹铜盘、铜器座出自明代我国沿海地区工匠之手，再经由海上丝绸之路销往外国。这些宝贵的实物资料不仅是中国外销贸易的见证，还映照了海上丝绸之路交流的繁盛，更是古代中国在南海诸岛活动史的重要佐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