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见过石先生的。那是我小的时候，大约七八岁的样子。记得有一天，石先生来我家做客，父亲将我拉到先生面前说，这是我家老大，晓悟。快叫石伯伯。石伯伯好！这是我和石先生第一次见面的场景，也是我们唯一的一次会面。

父亲与石先生的情谊还得从他考古起步的地方陕西说起，这其中有大家熟知的华县、渭南考古，也有半坡考古，正是因为半坡考古使他与石兴邦先生结下了不解之缘。

1955年，新成立的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第一次安排田野实习。实习的第一站是西安半坡遗址，这也是父亲的第一次考古实习。父亲曾经回忆过这段历史，他们实习时房子不够住，他和高明、徐元邦两位同学只能住在马厩里。马厩的斜对面放着房东大爷的一口寿材，寿材头正冲着三人住的地方。三人在马厩中间用一个席子拉开遮住，一半是宿舍，一半就是马厩。

那时已经进入冬天，西安的天气还是很冷的。为了赶时间，大家天不亮就得起床上工，这时乡间的土路还冻得硬硬的，可以踩在上面走，可一到中午出太阳，路面融化了，鞋底粘的到处都是泥，太阳落山了，地面又冻结了。每天考古发掘工作完毕，男同学们把采集完的人骨、兽骨，用蒲包提着回去，放在床下。西安半坡的考古发掘工作一直持续到这一年的年底。

其间，我父亲与黄景略、王克林三位同学曾组织办过一次田野考古发掘实物展，把发掘的文物，诸如陶器、石器、鱼钩等摆出来，三人轮流做讲解员。这个展览引来了众多的村民，人数多达上万人，村民也许第一次看展览，觉得很神奇。石兴邦先生也看了展览，赞叹道：“这一班的学生对考古很热爱，很有激情”，这一展览“开创了考古学走向群众的开端”。

石先生主持的半坡遗址发掘创立了“半坡考古范式”，开创了国内全景式聚落考古的先河，催生了中国第一个遗址博物馆——西安半坡博物馆。但在石先生的心中，半坡考古还不止这些，在他的口述史《叩问远古的村庄》一书中，他提及了俞伟超、杨建芳和我的父亲张忠培等在半坡实习的北京大学学生，提到了父亲组织的那次“文物展”。我想，这些从半坡遗址走出来的中国考古学巨擘、大咖也是石兴邦先生引以为豪的地方。

半坡考古之后，石先生与我父亲的联系基本就没有间断过。我在整理父亲的书信中，发现了多封石先生给我父亲的来信。现摘录两封如下：

信一

忠培同志：

来信和稿子都收到了。

您这稿子写的很好，很实际也很有寸分。

尹达同志的纪念文集，决定出，十月份或十一月份作定稿，我希望您写一篇文章，评价他的事功也好，写一篇学术论文也好，作一纪念是我们理应义为，希望您能完成，十月下旬，我在北京，您可寄到考古所即行。

《史前研究》从明年起由考古研究所主办，我想使他成为史前研究的机关刊，能反映这一学科面貌，请您多写文章寄来。

即颂，研安。

兴邦  

1985.10.4  

信二

忠培同志：

您好!

来信收到，甚喜，关于“史前文化”一书，幸亏您和文明同志通力合作，英俊后生奋力挽写，得以完成，实一大佳绩，甚为感念。前面1.5万字的前言部分原来由我写的，后面我请您和文明写，不知成否？

您谈的培养人才一事正合时势及需要，所言甚是，希望您能为此受些辛苦。上次在我家谈后，我即向×××同志谈了，他当时就表示赞同，并力争实现，我近日和他谈及此事，他已向局里诸领导说明此事，并特别提到您，要把您挖来，现在做西大工作，他和现任校长是同窗好友，也不成问题，我和他商量发信向省长荐言，志在今年暑期实现，因为培养人才，人心所向，力争促其实现，文物局已向省长提出，为高级研究人员特建一处高级宿舍，初步已得到同意，我想对工作、生活条件将在全国走到前面，这样更能吸引更多的人来，在考古上搞一个中心(东方文化中心)是不成问题的，这是我的想法，我希望您以后能建业，落脚西安就理想了。

向马老师和孩子们问好!

谨致  

敬礼  

兴邦  

2000.4.6  

石先生是中国史前考古的重要开创人。他致力中华文明的探索，专注于史前考古研究，出版《西安半坡》《临潼白家》等多部学术专著以及发表《中国新石器时代考古文化体系研究的理论与实践》《中国新石器时代体系及其有关问题》《仰韶文化彩陶纹饰的辩证发展及其源流的考察》等论文百余篇。石先生为陕西考古倾注大量心血，搭建了陕西地区新石器时代文化谱系的基础框架，并前瞻性布局考古工作，为陕西考古事业的可持续发展打下坚实基础。

2022年10月，当我得知石先生走了的消息后，一种莫名的悲痛袭上心头。尽管随着岁月的流逝，先生的面容已经变得很模糊了，但在我心目中，他的形象永远是高大的。特整理出上述这些文字，来纪念我心中的石兴邦先生。

（作者单位：文物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