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铜器类型与组合变迁反映的京津冀地区融入中华文明共同体之历程
赵凌烟
“国之大事，在祀与戎。”（《左传·成公十三年》）自夏商以来，以青铜礼乐器、兵器为载体的祭祀礼仪、军事体制成为以中原文化区为核心的中华文明共同体的鲜明象征。京津冀地区商周时期墓葬和窖藏中出土的中原系青铜器已达百余件，其类型、组合的变迁可作为该地区融入中华文明共同体进程的重要实证。由时代特征可将这一历程分为四个阶段。
晚商：对中原“奢侈品”和简易“食礼”、兵戈的初步吸纳
该地区包含中原系青铜器的已知最早遗存——北京平谷刘家河1号墓共出土铜礼器15件，有鼎无簋，有爵无觚，另有鬲、甗、瓿、罍、盉、盘及兵器铁刃铜钺，形制、纹饰反映其年代跨度较大，经历了自早商后期至晚商二期的积累过程，组合方式明显异于同时期中原贵族墓葬。两件小方鼎工艺较粗糙，提梁三足盉在中原未见同类器，皆体现一定地方性特征。此时当地北方族群土著方国很可能已接触并初步掌握中原青铜容器铸造技术，其首领应仅将礼器视为奢侈品而尚未接受商王朝“酒礼”和“食礼”的浸淫。
天津蓟州张家园，冀东滦州后迁义、陈山头，迁安小山东庄、马哨村，卢龙东阚各庄等地点的晚商后期贵族墓随葬青铜鼎、簋组合或单件铜鼎，体现更多地方政治体的形成和商王朝影响下中原“食礼”的通行。共出銎内戈反映中原戈兵与北方管銎作风的融合，弓形器或认为系马具“挂缰钩”，应是中原青铜铸造技术与北方“骑马文化”结合并“回馈”北地的产物。其中较早的后迁义5号墓礼器、马具之形制、纹饰与殷墟二期妇好墓同类器近似，稳定的食礼器组合与较晚诸墓鼎、簋方格乳钉纹作风反映墓主或同以陕西岐山贺家M1墓主为代表的先周贵族集团有密切交流。
以上墓葬多被归入围坊三期文化，皆不见腰坑、殉狗等“商系”葬俗，墓主多佩戴中原文化区罕见的耳环、臂钏等金饰，与商人显非同一民族，但已在商王朝强大的经济、政治和文化实力影响下初步吸纳中原文化的核心要素，开始了融入中华文明共同体的进程。与吸纳“酒礼”的先周集团不同，该集团不见接受“酒礼”的迹象，可能主要与其农业基础薄弱，难以如中原、关中般保证酿酒原料稳定供应有关。
西周：燕国之封建和中原礼乐、兵制的局部推行
周革殷命，开启了以宗法——分封制为主线的大一统王朝中央和地方政权构建的历史进程。“封召公于北燕”（《史记·燕召公世家》）的史事在北京房山琉璃河西周城址和墓地发现后得到了证实和补充。
该遗址是西周时期华北地区面积最大、等级最高、遗存最丰富的封国都邑之一。城内分为宫殿区、祭祀区、手工业作坊区。墓葬区分为I、II两区，每区又分为多个墓群，高等级墓葬所出青铜礼器、兵器与西安张家坡西周墓地的同类器物形制近似。II区A群中多座大、中型墓均遭盗掘，1193号大墓出土的克罍、克盉铭文实证其为西周早期燕侯家族墓群。I区M52、M53等具备含族徽、日名礼器铭文和腰坑殉狗、商式陶器、整体车马等“商系”文化特征者可能为殷遗民贵族之墓，II区M251、M253等仅有族徽、日名礼器一类“商系”文化要素的中型墓或与“周化的殷遗民”贵族相关。整个都城的文化面貌体现周人与殷遗民紧密联合以统治土著居民的社会形势，包含的中原礼制与兵制辐射范围仍较有限，向北达到昌平白浮、顺义牛栏山等殷遗民中小贵族墓，而东部蓟州邦均贵族墓仍延续晚商后期的单纯鼎、簋组合，反映当地土著方国仍长期保持相对独立性，这应与当时燕国统治策略上排斥、压制土著集团的局限性密切相关。
白浮木椁墓随葬兽首、蕈首短剑等北方系青铜武器，燕山以北兴隆小河南北方系青铜器埋藏组合中也出现中原式簋盖和融合型銎内戈，标志着中原、北方两大集团更加频繁的冲突和交流。
春秋：“中原化”进程中的波折和南北民族文化传统的第二次结合
进入春秋早期，周王朝的地方政权体系在内部分裂和外族入侵影响下迅速分崩离析，燕国亦经历长期内忧外患，或因“山戎病燕”之严峻形势迁都冀中“临易”。该阶段其文化面貌特别是礼制、兵制仍有较多不明之处，总体呈现衰落迹象。此时与山戎相关的辽西夏家店上层文化处于全盛阶段，宁城南山根、小黑石沟等地点发现的大型石椁墓多随葬中原式青铜礼器，但不见明确组合规律，和上述晚商前期刘家河1号墓类似，可见该族群通过掠夺或交流获得的中原青铜器多数仍被上层贵族视为奢侈品，未能起到促进其吸纳“礼制”的作用。
春秋中晚期燕国国力逐渐恢复，开始新的扩展进程，山戎则在齐燕联合征伐和西北牧业民族东进打击下衰亡，部分成员融入自黄土高原北部东迁而来的白狄集团，在冀北形成玉皇庙文化，建立起无终、代等方国，由此构成京津冀地区新的政治、文化格局。
易县燕下都、顺义龙湾屯、三河大唐廻和双村、唐山贾各庄等地该阶段燕国贵族墓葬出土的鼎、簋、豆、壶、盘、匜和剑、戈等已形成地方性特征，为“燕系”青铜文化的开端。玉皇庙文化吸收了较多中原式礼器和兵器，食器敦、酒器舟与北方民族特有的炊器铜鍑受到“偏爱”，铜戈未能取代直刃铜剑的主导地位，或仅作为军事权力的象征。从仅有极少数高级贵族墓随葬食、酒、水器俱备的铜礼器组合可知其统治集团总体仍未接受中原礼制，但有部分人物与中原文化区诸国联系密切。玉皇庙墓地2号墓女性墓主或为与狄人首领联姻之中原贵族女子，在一定程度上印证了“无终子嘉父请和诸戎”（《左传·襄公四年》）和“（赵）襄子姊前为代王夫人”（《史记·赵世家》）等重要记述。和平交往在春秋晚期已成为北狄族群同燕、晋等国关系的主流，他们对中原礼制文明的认同也随之加强，为融入中华文明共同体创造了必要前提。
战国：以成熟、统一的“燕系”姿态跻身“多元”并走向中华“一体”
公元前453年“三家分晋”“七雄并立”之势的形成标志着战国时期的开端，燕国国力亦逐步走向全盛。“燕系”铜礼器鼎、簋、盨、敦、豆、壶、盘、匜与三晋、齐、楚、秦等国礼器总体一致而在造型、纹饰上独具地方特色，并与各国大体同时采纳以仿铜陶礼器代替青铜礼器随葬的做法；兵器剑、戈、矛铭文包含燕君名讳、制造及使用职官名号、特有器型称谓，充分体现武备制度的完善。这些发现丰富了我们对历史文献记述简略的燕国“中央集权化”进程及与其他六国在文化上“同频共振”趋势的认识。
玉皇庙文化代表的北狄集团在经受赵襄子“兴兵平代地”（《史记·赵世家》）的沉重打击后急剧衰微，逐渐融入中原诸国主导的统一洪流。怀来北辛堡1号墓可能为接受燕国庇护的战国中期狄（代）贵族之墓，既保留宽大墓室、众多殉牲等北方民族传统，又充分吸收以礼器、兵器和车辆为代表的“燕系”礼制，其铜鍑器形、纹饰与燕系铜豆趋同，体现南北文化因素的深度融合。与其文化背景相似的滦平虎什哈炮台山6号墓随葬铜敦、车軎和钮钟。大体同时的涿鹿故城M1、M2和承德平房木椁墓不包含北方民族传统元素，墓主可能为派驻北地的燕人贵族或完全“燕化”的狄人首领，标志着燕山南北政治、文化“一体化”总体实现。
燕国局部一统的成果——郡县行政区划和长城为完成大一统的秦王朝继承，其国内文化的一体化也为京津冀地区顺利融入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发挥了积极作用，在中华文明共同体走向“帝国时代”的进程中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历史篇章。
由以上分析，我们已能大致勾勒出晚商至战国时期京津冀地区与中原和周边其他区域同频共振、走向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历史脉络，并可得到对该地区文化发展特质的几点认识。
北方文化人群接受中原文化影响的历程可以西周晚期为界分为两大阶段。两个阶段中不同的主体人群均经历了将中原青铜器视为奢侈品、一定程度上接受中原礼制和兵制、与中原系文化深度融合三个时段，差异主要在于前一阶段的方国统治者普遍接受中原“食礼”并曾长期维持，而后一阶段的方国统治阶层仅有少数人深度吸纳了中原礼制，这与前者多经营定居农业而后者多经营牧业相关。京津冀与晋陕地区同处北方草原地带南缘，气候变化和人群迁移造成主要生业方式的重大变化，使中原文化深入、扩展的进程出现了较大波折，与南方吴越、荆楚、巴蜀等农业稳定发展的文化区之统一进程差异显著。
与王室同姓的燕国统治集团自西周起成为京津冀地区传播中原礼制、兵制的主导，这对增强该地区对中原王朝的向心力甚为有利，但其立国初期统治策略同当地社会形势不相适应，在很大程度上阻碍了中原文化认同的加强和扩展，也造成其国力长期孱弱并在统一进程中遭遇波折。后期统治者充分发挥文化“软实力”笼络不同生业方式、文化传统的族群，并不失时机推进中央集权化统治，得以重获历史主动。由此可见，将尊重地方民族生活方式、文化传统与积极发挥主导集团经济、政治、文化优势紧密结合是增强中华文明向心力的关键，这也是京津冀地区融入中华文明共同体的历程给予我们的深刻启示。
（作者单位：中国国家博物馆）
行唐故郡车马坑所见的戎狄华夏化进程探微
彭文
河北行唐故郡地处滹沱河畔，其沉睡了两千多年的地下车马世界，终于在近年重见天日。2015年4月起，由河北省文物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石家庄市文物研究所、行唐县文物保护管理所共同进行了为期两年的考古发掘工作，对8000平方米左右的城址、墓地和居址进行了细致的勘探和发掘。
根据出土器物和陪葬方式所显示的文化特征，发掘者认为属鲜虞白狄遗存。根据《车出中山——行唐故郡考古发现》一书中鲜虞中山国时间轴，鲜虞在中山武公建立中山国前处在故郡遗址的绝对年代应在白狄东迁后。其中所发现的除具备北方民族标志性特色的青铜鍑、盘丝金耳环、铜泡及玛瑙、绿松石饰品等珍贵材料外，还发现了一座五车十六马的大型车马陪葬坑。
车马随葬的现象（以车马坑为代表）在殷商墓葬中较少，西周时期开始成为一种流行的葬俗，并成为高等级墓葬最主要的随葬方式之一。中国最早的马车见于商代晚期的安阳殷墟遗址，其他车马器还发现在陕西西安老牛坡商代遗址、西周时期的河南浚县辛村、陕西长安张家坡、河南洛阳中州路西周车马坑、北京房山琉璃河、山东胶县西庵、陕西宝鸡的弓鱼国墓地、河南三门峡虢国墓地、湖北枣阳曾国墓、山西北赵晋侯墓地等；东周时期遗址有河南辉县琉璃阁、河南汲县山彪镇、山西太原金胜村春秋赵卿墓、山西侯马上马春秋墓地、河南淅川下寺春秋楚墓、河北平山三汲乡中山王厝墓、湖北江陵九店战国墓、河南淮阳瓦房庄马鞍冢楚国墓、河南洛阳中州路战国墓等。
其中，商代晚期的车马器以安阳殷墟为代表，基本特征为独辀两轮、方形车舆；西周时期以山西北赵晋侯墓地一号车马坑48辆车最为壮观；东周时期的湖北九连墩楚墓M1发现33辆车、6乘马，在发掘之时成为当时所发现的规模最大、保存最好最完整的陪葬车马器。从考古材料中可见，自商代至战国时期，车马坑陪葬制度在中原文化中举足轻重，并逐渐成为统治阶层礼乐制度中必不可少的规制。
在鲜虞白狄的墓地中，出土了如此装饰华丽、积厚成势的“车马列队”，体现出了哪些在与中原文化融合中吐故纳新的元素呢？
其一，车体形制与在墓葬中的摆放方式。故郡车马坑平面呈东西向长方形结构，车马同坑，马在下葬时呈驾车状。故郡车马坑年代为战国早期，距离春秋时期的车马陪葬繁盛时期较近，且由于地处中原，从地理和文化空间上易受到中原礼制的影响。这点从CMK2的车马下葬摆放的排列上可以看出。CMK2东西长20.85米、宽4.1米，东西一字排开摆放1辆小车和4辆驷马独辀车。且不同车车饰不同，车饰不同应是车的功用不同使然。其中，5号车从车上放置有铜戈来看，应为战车类。故郡存在以车辀通过窝槽，从而将车坑和马坑相连的现象。“在车马坑前单独辟出以槽通连的殉牲坑，坑内分层埋放大量牛、羊、马头蹄，形制独特，系考古中首次发现。”有研究显示这体现了对墓主人生前使用的车库和马厩的形象再现，车辀通过横梁与殉牲坑相同则是分别代表了车库和马厩的隔墙及门。故郡特有的车辀摆放形制很有特点，与之类似的还有太原赵卿战国墓车马坑中的车辀摆放形制。
此外，类似故郡将车坑与马坑以物体分隔开的埋葬形式，还可以在辉县琉璃阁131号车马坑中看到，系由一生土隔梁将车坑和马坑分开，东面放马，西面放车。另外，还有中山王墓的两座车马坑中，由木板隔成南北两部分，北边放车，南边置马的形制，鲜虞白狄人建立的中山国，应是传承了故郡这种原始的摆放规制。这种独特的埋藏方式，似乎象征着墓主人驾车前往了极乐世界。究竟是游牧人保留了自身特有的习俗，抑或是受到了中原文化的影响而被吸收，都成为一种文化交融的特色标志。
其二，单独的车马坑陪葬方式。从商代大司空、殷墟遗址以及西周琉璃河遗址发现的车马坑来看，这种单独的车马坑陪葬方式在商周时期大中型墓葬陪葬方式中较为普遍。商代时期车马坑与墓室几乎全部为平行或同轴的朝向关系，并且大多数为同向，仅有个别反向，常见一座墓葬伴随3~4座坑的现象，出现有车马兼葬坑、马坑，或伴有羊坑，均与主墓横向排列；西周时期，共用车马坑通常出现在较低等级的墓葬中，均位于主墓东侧。故郡的车马坑埋葬方式，似乎遵循了商周以来的埋葬制度。从车马坑位置上来看，故郡遗址车马坑有与墓室独立分开的情况，位置距离墓葬较近。7座车马坑均位于墓葬的东侧，分别对应积石墓M5、M58、M53、M40、M33、M34和M28。以故郡M53为例，东侧的车马坑和殉牲坑与墓葬主体仅为一梁之隔，从距离上可以看出M53的墓葬等级较M46、M71和M79要高。这一点从该墓葬发现的考古材料中同时得到了印证，M53坑口较周围4座墓葬也大得多，并伴有4名人殉；壁龛随葬鼎、敦、壶、鉴、匜等共计7件青铜器。同样，中山王厝墓、中山成公墓的车马坑也是与墓室独立分开，与故郡不同的是车马坑与墓室所处方向由东西向或西南、东北向变成了正南正北向，车马坑均位于墓室的南侧。这种埋藏方式，具有明显的礼乐制度意味，说明鲜虞人在逐步走向更加严格的礼制化。其作用，一方面是彰显了墓主人的身份等级，又体现出鲜虞的政权阶层吸收了中原礼制的愿望与实践。
（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
考古文博系2017级研究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