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邯郸市博物馆通史陈列展橱中陈列着一件普通而又珍贵的文物——战国透雕龙纹金牌饰。说它普通是因为考古发掘时，这样长方形的金牌饰时常被发现；说其特殊是因为它从数万件文物中脱颖而出成为邯郸市博物馆这座国家一级博物馆馆标的创作依托和来源，同时它还见证了战国时期民族的融合和发展。

这件战国透雕龙纹金牌饰现为国家一级文物，长7.2厘米、宽4厘米，厚度为0.3厘米，重约80克。通体金黄色，是中原地区少见的金铜合金铸造饰品，经测定其含金量为40％。它的四周边框勾勒涡纹，中央有一云头状的花朵，两侧主体纹饰各透雕有一龙，相对昂首腾空而立，形象威武，犹如云龙在天，活灵活现。在金牌饰背面有两个桥型穿鼻，可以缝缀联结在腰间的革带上，当作装饰用品。

从形式上看，这件金牌饰属于鄂尔多斯式。这种式样的文物集中发现于鄂尔多斯、陕西北部、宁夏、甘肃等中国北方草原地区，是典型的北方草原地带的一种艺术形式。同时期出土的金牌饰，多以动物互相咬斗、强者捕捉弱者的形象出现，比如出土于河北易县燕下都的神兽噬马纹金牌饰，还有在内蒙古出土的战国虎斗咬牛纹金牌饰，都表达了当时人们对于自然界物种竞争、“适者生存”理念的认同，表达了他们对于强者的敬畏和赞扬。然而这件金牌饰，其主体纹饰却是中原传统文化中的龙纹。为什么会出现这一特殊现象呢？我们知道龙是中原华夏民族的图腾和崇拜物，后来逐渐发展成为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龙的形象起源很早，但作为青铜器纹饰，目前最早见于商代二里冈期文化，以后在各个历史时期都有不同形式的龙纹出现。《广雅》云：“有角曰虬，无角曰螭”。从龙纹的形式来看，这件透雕金牌饰的应当属于螭龙。螭龙是古代传说中的一种无角的龙，寓意美好、吉祥，也是战国青铜器上常见的纹饰之一。这件金牌饰的形式属于草原民族，而主体内容却是中原文化的，它是中原农耕民族与草原游牧民族相互融合发展的产物。在华夷观念盛行的战国时期，这两种文化为什么能有机融合在一起呢？这还要从它的出土地说起。

1997年3月，河北邯郸发生了震惊中外的赵王陵二号墓被盗案件，后经过公安干警的万里追踪，终于将被盗文物悉数追回，完璧归赵。追回的文物当中就有这件金牌饰。赵王陵位于今天的河北省邯郸市丛台区与永年区的西北交界处，紫山东麓的丘陵地带，距邯郸市区20公里。现存五座陵台、七座封土，它们是赵国国王的陵寝。我们知道，邯郸是赵国最后的都城且长达158年，自公元前386年，赵敬侯迁都邯郸以来，先后有八代赵王在此登基、七代国王安葬于此。由于赵王陵整体保存完整，没有经过大规模的考古发掘，因此这七座封土具体分别埋葬着哪位赵王，目前还不得而知。按照考古工作方法对陵台进行编号，依次为一号到五号，其中二号陵和四号陵台上有2座封土，其他均为1座封土。尽管如此，仍然可以确认这件金牌饰属于赵王的陪葬品，是赵国发达手工业、灿烂独特历史文化的遗珍。

战国时期的赵国东临平原，西接太行，北依阴山，南望黄河，在广袤的境内既有高原，也有平原；既有游牧民族，也有农耕民族。正所谓“一方水土养一方人”。正是这种独特的地理位置、多元经济形态，孕育出了迥异于中原、陇上、齐鲁、江南的特殊文化——赵文化。李学勤先生在《东周与秦代文明》一书中，曾将东周时代列国划分为七个文化圈，其中中原文化圈“以周为中心，北到晋国南部，南到郑国、卫国，也就是战国时期周和三晋（不包括赵国北部）一带”，北方文化圈“包括赵国北部、中山国、燕国以及更北的方国部族”。根据这样的划分，赵国的南部和北部分别属于中原和北方两个文化圈。在此基础上，不少学者总结出了赵文化具有“二重性”的特点，其基本内涵就是开放、进取、包容，展现了赵国在逐鹿中原时所表现出的改革创新精神特质。这种“二重性”文化也影响到了赵人的生活和习俗。

在日常生活中，赵国也常见与胡人通婚，甚至赵国贵族及王室成员中也有胡人血统。赵国人的血脉里就已经有了两种文化的基因，既有草原人的骁勇善战，又有中原人的聪慧稳健，这其中的典型代表人物要属赵国迁都邯郸后的第四代国君——赵武灵王赵雍。

公元前326年，赵雍即位新君。当时赵国内忧外患，形势严峻。尤其是面对强势崛起的中山国不断对外的扩张，几乎要将整个赵国版图一分为二；在对外战争中，赵国更是经常战败。为了摆脱困境，赵雍在公元前307年，毅然决然地实行了“胡服骑射”的改革。这场改革，与之前魏国的李悝改革、秦国商鞅变法有着本质上的不同。魏国与秦国的改革虽然涉及内部的政治、军事、经济等多个方面，但从制度上、策略上都属于一种文化内部结构的优化与提升。然而赵武灵王的改革，却是两种不用文化的融合发展，他将游牧民族的文化与风俗迁移运用并融入早期以中原农耕文化为主的赵国自身的军事、文化以及日常生活中。可以说赵武灵王的改革，比起其他改革更具开放性与挑战性，而其困难之大、效果之佳、影响之远也皆出乎意料。赵武灵王所推行的“胡服骑射”，简单说就是放弃中原华夏族长袍大褂宽袖口的衣服，改穿胡人短衣窄袖服装，学习胡人骑马打仗，衣物鞋子的用料也从布料改为皮革，因此有很多学者认为，今天使用的“改革”一词，便是由此而来。我们知道，当时中原各诸侯国作战主要为车战，学习胡人骑马打仗，赵武灵王是第一人，因此，清末著名的启蒙思想家梁启超先生曾对赵武灵王做出了极高评价，称他为“中国黄帝之后的第一人”。华夏族人的长袍大衣，水袖宽裙，是祖制文化，是多少年的继承。他克服了重重困难，让士兵脱去广袖长袍的衣装，改穿简洁贴体的胡服，练习骑射技能。随后他鼓励西北边境的居民蓄养战马，并招募善于骑马射箭者，建立了一支骁勇善战的骑兵部队，配合车兵和步兵，组成了强大的军事力量。“地方二千里，带甲数十万，车千乘，骑万匹，粟支数年”，史称“山东之建国莫强于赵”。赵国因“胡服骑射”而强国，进而开疆扩土，成为战国后期唯一能与强秦相抗衡的东方大国，同时，胡服骑射改革也由此拉开了中原骑战的历史大幕。赵国以其特殊的地理位置在中原农耕民族和北方游牧民族之间的不断冲突与兼容中，逐渐走向了融合发展，而赵武灵王胡服骑射改革更是将这种融合发展推向高峰。这件金牌饰极大可能就是在这种民族融合浪潮中设计制作产生的。

一枚小小的金牌饰有机汇聚了农耕文化和游牧文化的不同特色，见证了战国时期不同民族的融合和发展，也承载着开放、进取、包容的精神特质，为多元一体中华文明的形成渲染了坚实的底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