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6年良渚文化反山大墓和1987年瑶山祭坛，是“七五”期间（1986~1990年）“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1989年）。1986年的反山发掘就是为了迎接纪念良渚五十周年，浙江考古前辈们有目的、有计划的考古工作，因为有了前期浙北地区良渚墓葬发掘的经验积累，以及瓶窑吴家埠遗址发掘和系统考古调查等相关田野考古工作，尤其是江苏、上海同行们的发掘经验和“土筑金字塔”的概念，发掘前不但明确反山“可能是一处良渚文化的墓葬，即‘土筑金字塔’”，还制订了详细的《余杭县长命乡反山良渚文化墓葬发掘细则》。1986年5月8日至7月5日，9月3日至10月10日反山发掘取得石破天惊的收获，其中上半年的发掘收获由领队王明达先生执笔，及时发表在《文物》1986年第10期，“对于研究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形成和阶级、国家的出现等重大历史课题具有重要意义”。随后，《文物》1988年第1期以最快速度刊发反山、瑶山两地考古简报，“反山墓地所出现的这些因素，对于探索中华文明起源具有不言而喻的重大意义”。
反山发掘在玉器组合关系、玉器功能、玉器图像，以及葬具和葬仪复原等领域取得了重大收获。反山、瑶山考古发掘，将良渚文化的发现推向新的高潮，玉器的大量发现，不仅丰富了良渚文化的研究内容，而且成为在更深层次上探索良渚文化的突破口。反山、瑶山发掘丰富和充实了对良渚遗址群的认识，一处后来称之为“莫角山遗址”、性质类似某种政治或宗教、文化中心，人工堆积工程的“中心遗址”被发现（牟永抗：《浙江新近十年的考古工作》），成为良渚遗址群考古的重要时间节点。
1990年11月“中国文明起源研讨会”上，时任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第一研究室副主任任式楠，就反山、瑶山等良渚考古重大发现，精辟地指出“良渚中、晚期的成批玉器，已是早期礼器和礼仪制度的代表物”，“神人形象的标准化，意味着广大区域内已被人们共同崇奉，是主神。统一的神是因有相应的王的存在并加以神圣化的结果。这时已借助宗教作为加强政治统治的一种途径”（《考古》1992年第6期）。成组玉礼器的出现被认为是东亚古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玉和玉器的观念是中华古文明有别于其他文明的主要特征。1990年牟永抗、吴汝祚先生开始系统全面地从中华文明起源角度出发，阐述“玉器时代”是中国文明时代产生的一个重要标志（《牟永抗考古学文集》2009年）。
1996年严文明先生撰文，认为像反山M12“这样的人物当然很像是最初的国王，而同葬于一个墓地中的贵族当为王室的重要成员”（《考古与文物》1996年第1期），“以莫角山城为代表的良渚遗址群既是良渚文化中最大的中心，是不是就可以看成是整个良渚文化的中心呢？假定莫角山城是某个统治集团的权力机构所在地，是否就可以称为都城？反山墓地是否就可以称为王陵？”（《文物》1996年第3期）。
反山发掘时，我还在读大一下和大二上学期，《文物》1988年第1期刊发反山、瑶山简报时，我正读大三下学期。敬爱的曾骐老师通过《文物》月刊张昌倬大师兄给大家买来这一期杂志，使我得以在大学阶段就对反山、瑶山的重大收获和良渚玉器有了很深的印象，这一期《文物》杂志也是我迄今为止阅读次数最多也最认真的一本，一直保留至今。后来在曾老师的悉心指点下，我的毕业论文就以《良渚文化玉器所反映的原始宗教》为题。这篇稚嫩的小文最后刊登在《江西文物》1991年第1期，这也是我第一次正式在文物考古期刊上发表文章。后来彭适凡先生告诉我，小文的编辑是他，这些都是缘分。
所里牟永抗先生写文章，喜欢让年轻人帮他画文内插图，算是交流和培养。这项工作之前交给赵晔做得多，我入职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后，因我的考古绘图画得很快，也画得较好，协助牟先生画图和誊稿的工作就慢慢让我来承担了。我的绘图也得到了反山、瑶山发掘报告负责人王明达先生和芮国耀的肯定。1991年前后，王明达先生、芮国耀告诉我，他们计划整理反山、瑶山发掘资料，要我参加。不过迟至1998年瑶山的整理才开始，我协助芮国耀在吴家埠工作站一鼓作气绘制完瑶山所有出土器物图和遗迹图。
2000年曹锦炎先生担任第四任所长后启动反山发掘资料整理，王明达先生提议并经曹锦炎所长决定，由我协助王老师整理反山，其中最重要的工作就是画图，曹所长还特别关照时任良渚工作站站长刘斌，不要给我安排其他工作，以便能专心致志完成反山考古报告插图绘制工作。反山绘图工作从2001年上半年开始，因为期间还要整理良渚庙前遗址，断断续续延续到下半年才基本完成，前后大概四个月。在整理反山M19时，我认为应该是一个残墓的墓底，反山M21应该是晚一阶段的墓葬，反山可能存在晚一阶段的土台，简报提到的灰黄色较坚实的“封土层”，极可能是晚一阶段的土台堆积，另外反山遗址南北和东部范围也需要做些考古调查和勘探。
在王老师的支持和曹所长的首肯下，2002年10至11月，我和方忠华对反山剖面进行了重新铲刮，并打了4条点到为止的小探沟，确认了晚一阶段土台堆积的存在，并基本确定了反山遗址的范围。鉴于1997年瑶山后续发掘清理了当年遗漏的M14，我和方忠华在反山关键柱（2米×2米）东侧有目的地打了一个探眼，在距当时地表50厘米下带出陶器残片，应该是墓内随葬器物。非常遗憾的是，后来为了申遗展示，他们把这个屹立三十多年不倒的关键柱推平了，失去了反山墓地最原始的中心标高，据刘斌告知，在清除关键柱后，他们确实发现了墓坑迹象。现在反山遗址已经覆土加高做了模拟展示，盖了大棚，真实情况不得而知了。
反山是一处现存主体为东西向的大土墩，反山东部尚未发掘，是墓地还是房子？2002年反山调查时，我们选取东西南北进行了小规模钻探（Z1-Z6），其中东西向钻探发现较多的红烧土颗粒，结合江阴高城墩遗址西部为墓地、东部为房子的聚落模式，以及高等级墓地一般墓葬数量在10-20座左右的规律，我认为反山以M12为核心的墓地基本完整，相应的反山东部是房子的可能性极大。
2002年上半年和下半年我还协助王明达先生进行了塘山（金村段）发掘和塘山（毛元岭—河中段）调查试掘，2003年又负责海宁杨家角遗址后续和长兴卞山古墓葬发掘，把《反山》报告交给文物出版社已是2004年了。在张昌倬老师的安排下，编辑王霞付出了巨大努力，记得2005年8月在中国国家博物馆举办《文明的曙光：良渚文化文物精品展》，王霞还专门跑到开幕式现场，向我追问报告二校的细节问题。2005年10月《反山》正式出版，不过见书已经是2006年了，以至于遗憾地错失申报2005年度和2006年度“全国文博考古十佳图书”的机会。
王明达先生在《反山》第三章结语中，对反山玉器进行了全过程的阐述，强调考古学方法是研究古玉的前提，确定“考古学单元”是考古学研究的基础之一，反山发掘非常注意每一座墓内随葬玉器的位置和配伍关系，神人兽面像在良渚文化分布区具有强烈的族群认同和神权之上的意义。“以玉这种重要资源的控制，生产过程的复杂化劳动，到按占有者的身份、地位、等级高下的分配，无不反映了良渚文化社会组织处于一种有效而有序的状态之中。玉本身所具备的特殊的自然属性和玉器所集中体现的政治上的以及观念上的社会属性，在中华文明形成进程中起到了重大的作用。”（《反山》修订本第387页）
严文明先生在《188bet金宝搏在线登录 》2006年7月12日发表《一部优秀的考古报告——〈反山〉》，给予《反山》高度评价，说反山发掘是“有计划、有组织”的考古发掘，“是一个具有科学预见性的战略性决策”，“就是有明确的课题意识和学术目标”。严先生对报告全面如实地报道考古调查和发掘资料、注意总结田野工作经验尤为肯定。
2019年7月6日，良渚古城遗址顺利通过第43届世界遗产大会审议，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其间，伦敦剑桥大学科林·伦福儒先生向我们建议应该把良渚重要考古报告翻译成英文，以便更多的人了解良渚。在良渚遗址申遗过程中，杭州良渚遗址管理委员会曾组织翻译《反山》《瑶山》等考古报告作为申遗基础材料。2019年3月，我向时任所长刘斌提出正式出版英文版的计划，得到刘斌所长和《反山》报告负责人王明达先生、《瑶山》报告负责人芮国耀先生的支持。
作为持续扎实做好良渚古城遗址和良渚文化考古宣传工作的重要内容，2020年在浙江省委宣传部的大力支持下，《反山》《瑶山》等良渚遗址群重要考古报告英文版的出版，与“良渚文明丛书”、“世界古文明译丛”、《良渚文化玉器全集》等，正式纳入“良渚考古图书出版”项目。由于《反山》《瑶山》两本报告已出版多年，组织翻译英文版时，自然涉及对中文原版的重新校勘，尤其是反山M14因为整理时遗漏一张野外平面图，使得不少玉器在图上未标出土位置，加上中文原版存在一些错误和必要内容的修订，由本人负责中文原版、陈明辉负责英文版，在朱叶菲、夏勇等的协助下，在编辑黄曲、崔叶舟的辛勤劳动下，2021年至2022年，《瑶山》（修订本）中英文版、《反山》（修订本）中英文版由文物出版社顺利出版。此外，《良渚王国》英文版也已正式出版，《良渚古城综合研究报告》《卞家山》《文家山》英文版则正在编辑出版中，将陆续面世。
1977年李济《安阳》英文版由华盛顿大学出版，2011年《庙底沟与三里桥：黄河水库考古报告（汉英对照）》由文物出版社出版。相对于博物馆领域对外宣传，考古报告英文版明显落后。我觉得这些具有中国考古学重要里程碑意义的考古报告，具有反映古代中国重要物质文化和精神成就的考古报告，应该出版双语，这是助力重要考古工作的研究阐释和展示传播、提升中华文明影响力和感召力的重要手段，也是向世界展现可信、可爱、可敬中国形象，讲好中华文明故事，考古工作者应尽的义务和责任，这也是我们努力的出发点。
（作者单位：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反山》（修订本）
编著：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出版社：文物出版社
出版时间：2022年1月
定价：698元
《FANSHAN》
编著：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出版社：文物出版社
出版时间：2022年12月
定价：780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