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1959年以来，在二里头遗址中心区发现的中国最早的“井”字形城市主干道路网络，展示了“九宫格”式宏大格局。宫殿区居中，官营手工业作坊区、宫殿区和祭祀区自南向北布设于“九宫格”中路，“九宫格”中路的东西两侧分别是贵族居住和墓葬区。二里头都邑迄今虽未发现大型墓地，但多数墓葬的布局仍呈现出相对集中、分区分片的特征。同一个墓区集中分布、排列有序的墓葬当大体属于同一个家族。宫殿区和官营作坊区外侧发现有围墙。二里头都邑的手工业生产，存在着大规模作坊和小型加工地点两种形式。

根据各区发现的居址和墓葬的分布情况、7号墙与“井”字形道路的关系，我们曾推测：“井”字形道路网络形成的“九宫格”除宫殿区和作坊区外，其他7个区域或为不同家族、群体的居住区和墓葬区；作坊区西侧新发现的墙垣Q7，很可能是作坊区以西网格的贵族居住和墓葬区外围大型围垣设施的东垣；进而推测，除了宫殿区、作坊区外围存在墙垣之外，“‘井’字形九宫格”其他网格的各贵族居住和墓葬区外围也应有墙垣围护。

主要收获

为逐步解决上述学术问题，2019年在“井”字形道路西南路口开始发掘，后根据发现的道路和墙垣情况，扩大范围继续追寻主干道路。在追寻主干道路和其他发掘过程中，取得了一些重要收获。

中心区新发现主干道路及其两侧墙垣，揭示二里头都邑为多网格式布局。

在“井”字形道路西南路口的发掘中，首先发现了宫殿区外围“井”字形主干道路的西南路口，路口处的南北向和东西向主干道路宽度约18米；发现了2个区域围墙的拐角：作坊区围墙西北角、宫城以西区域围墙的东南角，拐角均呈直角；发现了宫城南墙西段和西墙南段，作坊区以西区域的东侧和北侧围墙，唯宫城西南角和作坊区以西区域围墙的东北角被东汉及以后的活动破坏而无存。

以“井”字形道路西南路口的新发现为线索，沿宫殿区南、北两侧的道路向东、西追寻，新发现宫殿区南、北两侧的东西向道路向东、向西延伸，已分别达470余米、440余米，均超过宫城的东西宽度（295米左右），且继续向西延伸。据此，我们推测作坊区、宫殿区、祭祀区以西至少各存在一个分区。宫西路向北延伸至少200余米，且继续向北延伸，道路东西宽约17米。紧临道路的两侧多发现有与宫城城墙成一直线或平行的墙垣，墙垣的宽度约2米，与宫城城墙的宽度接近。祭祀区以西区域已发现其南侧、东侧的夯土墙，宫城以西的区域已发现北侧、东侧和南侧的墙垣以及东南拐角，作坊区以西的区域已发现北侧、东侧的墙垣。

新发现陶器、骨器、角器和疑似漆器加工作坊，是都邑布局和手工业考古的重要突破。

首次发现较丰富的制陶遗存，包括制陶工艺多个阶段。在祭祀区以西300米左右处、遗址北缘西部，可能各存在一处制陶作坊，分别发现较大面积、较丰富的制陶有关遗存，包括存泥坑、泥坯、陶垫、修整工具、陶窑、烧土、炉渣、变形陶器、大量碎陶片等。

宫城西南角近百平方米范围内，发现大量有砸击、切割、磨制痕迹的动物肢骨、肋骨、牛角、鹿角等，包括骨、角器加工过程中多个环节，有原料、半成品和废料，有锥、镞、簪等成品。有的原料、半成品、成品成组出现。初步推测这里是二里头文化晚期一处加工骨器、角器的作坊。

新发现可能与漆器加工有关的遗存。在二里头都邑北缘西部发掘区发掘出土800多片外表带有红漆的陶片，仅其中一个灰坑即出土了近200片。这些带漆陶片多为陶盆残片，一些残片内外壁、断茬见红漆，可能为盛装漆液的容器。

在祭祀区以西发现贵族居住、墓葬区以及非正常墓葬。

“井”字形道路划分的祭祀区以西网格中，揭露1座二里头文化中型夯土基址和多座墓葬等遗存。夯土基址的院中发现多座同时期的墓葬，其中一座墓葬宽1.3米，出土有铜盉、铜爵和玉器等较高规格遗物，较为重要。夯土基址南侧80余米处，发现多人乱葬墓和2座墓主被砍头、截肢的非正常墓葬，它们都随葬有陶器，表明墓主并非最低身份的人群。这些现象以往较少发现。

结语

新发现的道路及其两侧墙垣所揭示的二里头都邑多网格式布局，是二里头都邑布局探索的一项重大突破。

中心区的主干道路及其两侧的墙垣把二里头都邑划分为多个方正的网格区域，表明极可能已出现了宫城居中、显贵拱卫、分层规划、分区而居、区外设墙、居葬合一的布局。这是二里头都邑布局考古中的一项重大突破。二里头都邑这样严谨、清晰、规整的规划布局，显示当时的社会结构层次明显、等级有序，统治格局秩序井然，暗示当时有成熟发达的规划思想、统治制度和模式，是二里头进入王朝国家的最重要标志。

手工业作坊的新发现、新突破，填补二里头都邑布局和手工业考古的空白。

之前60多年，二里头遗址仅发现分布较零散的十余座陶窑、少量陶垫，对陶器加工作坊及工艺流程了解较少；曾认定两处加工骨器、角器的作坊，但系早年发现，现场情况不明；发现的带漆陶片数量少且分布零散。新发现的带漆陶片数量为以往历年发掘出土带漆陶片总量的近20倍以上，实属罕见，提示遗址北缘西段可能存在制漆作坊。这些手工业作坊的新发现、新突破，填补了二里头都邑布局和手工业考古的空白，为探索这些作坊的分布，陶器、骨器、角器、漆器手工业的加工工艺、流程、特点，社会关系和社会分工等问题，进而研究二里头都邑手工业生产与二里头王国的政治、文化之间的关系提供了重要材料。骨、角器加工作坊位于宫城西南角、1号基址近旁，其具体年代、与1号基址的关系等问题，进而探讨当时的城市布局、规划理念和二里头文化最晚阶段的政权兴替等重要问题至关重要。

祭祀区以西的居住、墓葬资料的新发现，丰富了二里头都邑的内涵，深化了对该网格区域的认识。

祭祀区以西夯土建筑、贵族墓葬共同出现，表明该区域为贵族居住和墓葬区。与以往在宫殿区和其他区域的同类发现一样，再次证明了二里头文化盛行“居葬合一”的布局形态，是龙山文化晚期“居葬合一”布局形态在早期王国都城的强化和提升。乱葬等有暴力现象墓葬与夯土建筑和随葬有青铜容器的贵族墓葬同处一区、相距不远，表明该区域人群包括贵族、平民和更低身份的人员。这些重要的新发现，丰富了二里头都邑的内涵，有助于了解该区域的布局及历时性变化情况、自身特征、与其他区域的区别和联系和社会组织结构、社会关系等问题。

二里头都邑严格方正的都邑规划制度、宫城宫室制度、“居葬合一”的布局结构，以及青铜礼乐制度等多种文化、政治制度和模式，被商周王朝继承，为商周文明奠定了最主要和最直接的基础，并被后世延续发展，体现了二里头文化、二里头王国在中国历史上具有的划时代意义，以及其对商周文明的引领作用。同时，二里头都邑的这种布局，也为先秦时期其他都邑遗址探索布局、结构提供了有益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