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台遗址位于河北省张家口市尚义县石井乡四台蒙古营村南。是近年冀西北地区发现的一处面积最大、保存完整、具有重要价值的包含旧新过渡时期遗存的新石器时代早中期遗址。目前探明面积约15万平方米，分为四个片区。

工作收获

2020年起至今，河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张家口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尚义县文化广电和旅游局等单位联合开始新一轮的发掘和研究。发掘房址40余座，出土了陶、石、骨、贝类遗物800余件。初步了解了遗址的文化内涵，依据地层、测年、遗存特征并将其划分为五组。尤其以第一组和第二组遗存（2022年发现）最为重要，文化面貌比较相似。

第一组遗存 距今10400~10000年左右  发现6座聚集而居的半地穴式房址，面积7~10平方米，平面近方形或长方形，穴壁极不规则，西北部深，东南部浅。地面皆四周高、中间凹。灶多为偏向房址一侧的地面灰烬堆积。柱洞大多围绕穴壁分布。未发现门道。房址内出土打制石器、磨制石器、陶、骨、角器以及动物骨骼等。打制石器有刮削器等；细石器多为锥状细石核、细石叶，以及楔形石核和预制石核坯料，工艺成熟，原料多为燧石、玛瑙等；陶器多为残片，火候低，多夹砂或石英，陶色灰黑或灰褐色，纹饰有戳印的圆圈纹、折线纹、网格纹。其中2020F8内出筒形罐陶片为两段式纹饰，上部饰六圈半圆弧状戳印纹，下部饰刻划的菱形网格纹。磨制石器主要为研磨器、磨盘、棒杵等。

第二组遗存 距今9200~9000年左右  发现4座半地穴房址，面积8~12平方米，平面近方形或长方形，穴壁不规则，西北部深，东南部浅。地面皆四周高、中间凹。灶多为浅坑灶，位于房址中部，柱洞围绕穴壁分布，未发现门道。房址内出土陶片、骨、角器以及动物骨骼等。陶器主要为板状器，个别饰有浅纹饰。石器主要为研磨器，另有较多的骨针、骨锥、骨簪等。

第三组遗存 距今7700~7400年左右  发现17座半地穴房址，面积8~12平方米，平面多为圆角方形和圆角长方形，灶多位于房址中部，柱洞围绕穴壁分布，个别房址发现东南向短斜坡门道、壁龛和多个灶。房址地面上多留有陶器、石器、骨器等遗物；其中五座房址地面发现数量不等人骨，既有男性也有女性，年龄多在5~60岁左右，人骨附近皆发现了磨盘或磨棒和骨、玉、贝等遗物。打制石器主要是石球，有的局部磨光；磨制类石器有磨盘、磨棒、磨杵、有肩石铲、穿孔饼形器等。陶器主要是素面夹砂小平底筒形罐、附加堆纹筒形罐。骨角贝玉器除了常见的骨针、骨锥、角锥外，还有单刃和双刃嵌石叶骨刀、有孔发声器等，还有一些穿孔贝饰、玛瑙珠等饰品以及玉玦。动物骨骼涉及种属有牛、鹿、鸟等，浮选样品中还发现有小型啮齿类的烧骨，及大量鱼类的骨骼。浮选样品中发现了数量较多的橡子皮壳，并且发现有碳化的粟与黍，淀粉粒分析也说明了粟、黍和小麦族作物的存在。

第四组遗存 距今7300~7100年左右  发现10余座半地穴式房址，东南向，面积10~16平方米，平方形或长方形，形状规整，穴壁西北部深，东南部浅。灶多位于房址中部。柱洞大多围绕穴壁分布。未发现门道。房址内主要发现磨盘、磨棒、骨器、麻点纹小平底筒形罐。

第五组遗存 距今6800~6400年左右  主要发现尖圜底罐，鱼鳞纹、竖向长附加堆纹筒形罐等遗物。

美国贝塔放射性实验室对第一、二组遗存房址中出土的木炭、动物骨骼进行了碳十四年代测定，获得15个万年左右和10余个9000多年的系列测年数据。

浮选的植物目前主要发现蒿属和藜、禾本、菊科等。花粉组合指示这一时期是森林—草原植被景观，气候温凉偏干，食草类动物在周围活动频繁。

动物骨骼初步鉴定种类有蚌、螺、蛙、鱼、雉、鸟、鼢鼠、田鼠、野兔、刺猬、犬、狼、熊、小型猫科、黄鼬、獾、梅花鹿、马鹿、狍子、麂、野马、野牛、野猪等，犬可能存在家养，表明周边古环境为适宜野生动物生存的山地草原环境，有一定的河湖等水源；也表明四台先民的生业模式以狩猎经济为主，肉食来源主要为野生鹿类、野猪、野马、野牛等大中型哺乳类动物，鱼类、鸟类和淡水贝类等也是其补充性肉食资源。

初步认识

旧新过渡时期的线索。第一、二组遗存，无论从房址结构，还是出土陶器、石器特征方面，都体现出了连续发展的过程。发现的房址是北方地区发现的最早的定居村落；陶器的烧制、石器的压剥打制都非常成型；地层关系清晰、测年数据连续，展现了人类从旧石器时代的流动性方式到群体栖居方式的发展转变；房址中发现的舌形毛坯料、楔形石核、锥状石核、细石叶，完整地展现了一个由楔形石核到锥状石核的发展过程。两种石器技术体系，为旧石器向新石器时代过渡研究提供了非常重要的证据，实现旧—新石器时代无缝链接。陶器压印的纹饰有的像“之”字纹、网格纹、窝点纹等，与西辽河流域兴隆洼文化、太行山东麓的易水流域的北福地有相似的文化因素，可能是“之字纹”等纹饰的源头之一，为探讨中华文明的起源过程，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视角。

草原新文化面貌。第三组遗存房址形制、柱洞排列方式、浅坑灶等特征与敖汉旗兴隆洼第三期房址相似，亚腰形石铲又比白音长汗二期乙类石铲体现出进步特征，穿孔石铲在阜新查海兴隆洼文化遗存亦有发现。出土陶器则呈现一种新的文化因素，大口罐应是由崇礼邓槽沟梁一期文化遗存素面大口罐传承发展而来；小平底筒形罐制法和形制与康保兴隆二期文化遗存小平底筒形罐十分接近，都是内圜底，底部套接泥片形成小平底。但二者纹饰有所不同，应是受兴隆二期文化因素影响所致。第三组遗存所表现出的文化因素与周边考古学文化比较，都呈现出一种全新的考古学文化特征，应是一种新的考古学文化，为我国北方新石器时代中期考古学文化研究增添了新的内容。

北方旱作农业起源。第三组遗存中大量的石磨盘、磨棒等加工类工具和石铲等翻土类工具，并发现有碳化的粟与黍，微遗存分析也说明了驯化粟、黍的存在，表明7600年前后，该地的古人已经开始了驯化农业，是北方旱作农业起源的实证。

草原丝绸之路的文化互动。第五组遗存中的尖圜底罐，在国内目前已知的材料仅此一件，但其与俄罗斯贝加尔湖地区卡林加河口、叶尼塞河流域新石器时代遗址出土的大口圜底罐器形、纹饰、制法十分相似，显示出其与更远的北方的文化互动与交流，对草原丝绸之路的形成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遗址价值

四台遗址第一、二组文化遗存，文化发展具有连续性，体现出了稳定的定居方式。其反映出来的区域特征，突破了以往我国北方区域考古学文化的认识，将燕山南北和西辽河流域联系起来，构成一个大的文化区——燕辽文化区，或称之为北方文化区。不仅填补了燕辽考古文化区新石器时代早期文化研究空白，而且为解决旧—新石器时期过渡、农业起源、文化谱系、人类群体从流动性向定居形态转变、草原丝绸之路形成与发展等一系列问题提供了重要的研究材料，是我国北方地区万年文化史的实证，对于探索中华文明根系等一系列重大课题具有重要价值。

遗址不同时期的多文化交流与互动，也是文化三岔口通道的重要体现，是中华文明多元一体、兼收并蓄、绵延不断的重要见证，更是中华文明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