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时期的吴越文明大致位于江淮中下游地带，针对我国史学著作《史记》一书世家的开篇为什么选择吴地，学界一般解释为吴太伯的礼让精神。本文认为司马迁选择这一文明作为开篇，更重要的是吴太伯的远走，间接促成了华夏地域的开拓，以及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的交流与融合，拉开了江河文明持续融合的历史大幕。而经由春秋吴越的吴钩和青瓷编钟两件器物，探究打破文明交汇过程中的运河开凿技术以及客卿势力崛起，这两点共同深化了长江黄河两大流域的交汇传统，在这一层面上，春秋时期的吴越文明尤其具有历史的里程碑意义。吴越两国的霸业虽然昙花一现，但他们对于华夏文明的融合却影响深远。

《史记》与流域融合传统

《史记》又名《太史公记》，由西汉史学家司马迁撰写。作为我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从行文结构也能看出太史公的深思熟虑，然而《史记》记录诸侯勋贵的世家篇，却是从吴国开始。在诸侯国里，吴国的地位和影响力与齐国、鲁国、燕国相差较大，是一个非常边缘的存在。按常理来说，“世家”的第一篇应具有较高的历史地位，而司马迁为什么要从《吴太伯世家》开始写起？

明代李光缙的《史记评林》以及清代梁玉绳的《史记集评》都把焦点放在道德上，关注吴太伯的礼让，把国家权力让给弟弟。但其中更重要的是吴太伯的开拓精神，他和弟弟离开了发达的黄河流域，奔赴吴地，促进了黄河和长江流域的跨地域交流和融合。在那个时代，黄河流域远比长江流域发达。

不难看出，吴太伯兄弟的远走，不只是“禅让”这么简单。他们把黄河流域的文化、生产经验也一并带到了南方，促成了长江流域与黄河流域两大文明的交融。

吴钩与人工运河技术

史料记载，吴人尚武。吴国工匠擅铸剑，其青铜剑以工艺精湛，品质优良闻名于诸侯，著名的干将莫邪、鱼肠、湛卢都出自吴国。随着吴王阖闾的继位，吴国转而勒令工匠制造形制怪异的吴钩。唐代诗人李贺云：“男儿何不带吴钩，收取关山五十州。”吴钩这样形制的兵器的诞生，绝非偶然。

吴国位于今天的江浙一带，往东是大海，往南是更荒凉的地区，谋求发展只有两条路，一条北上，一条往西。如果当时往西就会和长江中游的强国楚国相遇，而此时吴国没有实力同荆楚角力；如果北上谋求发展就必须先经过淮河，但长江与淮河之间，没有天然水道。

在司马迁的笔下，吴王阖闾借助人工运河，实现了“通渠三江五湖”，而后继任者吴王夫差，完成黄河、长江、淮河三大水系的联通。为了让吴国顺利进入黄河流域，夫差做了一件具有开创性意义的事——启动了著名的邗沟运河工程。邗沟运河的开通，是中国目前史料记载较早的战略级运河工程。通过邗沟运河，长江流域和淮河流域被连成一体。为了能进一步在黄河和淮河之间运送物资，夫差还在黄河和淮河之间增加了新的运河。致使黄河、淮河、长江三大水系实现了密切联通。

为了适应水战，吴国工匠研发了阻力较小且方便携带的弯刀——吴钩，这种武器除了适配舰船水战，还在山岳连绵的南方作为采集和砍伐通路的工具。

青瓷与客卿势力崛起

在江浙一带的鸿山遗址考古工作中，曾出土大量青瓷编钟，为什么吴越人会使用青瓷铸造原本由青铜铸造的礼器？它代表的是流域融合带来的另一个社会层面变革——客卿的崛起。客卿是不被原有的地域概念束缚的自由人士，他们不断周游列国，寻找实现自我价值的机会。

春秋吴越战争的发起与客卿有着莫大关系。在此之前，很少能在史料中见到有大规模的人才流动现象，更不用说外来人才能够在战争中发挥重要作用。在吴越争霸的过程中，却能看到大量客卿的身影。而在此之前的数百年里，很少有人主动去外地谋发展。究其原因，就是对分封体制之中的人士来说，离开故土意味着他们抛弃了自己原有的地位和生活，一切从头开始。伴随着分封体系的逐渐崩溃，越来越多中原地带的贵族被甩出分封体系之外，不断为客卿群体注入新生力量。

远在边陲的吴越需要制作大量的礼器，证明自己的仪轨遵从中原地带的正统吸引客卿的进入。当时吴越地区的青铜矿储量并不充沛，于是工匠利用黏土烧制这些礼器，但陶器脆性大，十分易碎，根本没有办法和追求永恒的青铜器相媲美，最终工匠们舍弃了传统的陶土转而使用硬度更高，质地更加细密的高岭土。高岭土其实是一种石头，但是质地较为松软，工匠将它们研磨成粉末，再使用之前制造陶器的方法进行烧制。至此，瓷器在越地问世。

吴越通过运河工程，联通长江、淮河与黄河，在“硬件”上打通了流域文化的壁垒；客卿的崛起，则提供了“软件”层面的支持。两个维度推动了国家流域间的沟通和交流，为中华民族后世天下一家的观念提供了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