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1 苏轼从星砚
图2 文天祥玉带生砚
历代撰述砚史的书籍,不下数十种,然而真正完整的砚谱撰述,却要从宋代开始。欧阳修的《砚谱》,其内容虽然只有短短七百余字,但记载了端石、歙石等各种石品的开采、色泽、砚材等资料。宋代唐询《砚录》、米芾《砚史》、李之彦《砚谱》等著述,对宋代文人所用的各种砚石做了翔实的记录。至明代,文人对砚石的论述,更是繁多,如曹昭《格古要论》中的《论古砚》,高濂《遵生八笺》中的《论研》等。清代,康雍乾三位皇帝皆勤学好书,砚石的著录以《西清砚谱》为冠。
衢州博物馆藏《西清砚谱》收入《四库全书·珍本初集》。《西清砚谱》编撰缘起,在清高宗乾隆序中写道:“……内府砚颇夥,或传自盛朝,或弃自国初,如晋玉阑堂砚、璧水暖砚,久陈之乾清宫东西暖阁,因思物繁地博,散置多年,不有以绘综粹记,或致遗佚失传,为可惜也…… ”于是乾隆四十三年(1778),清高宗命大学士于敏中等八人,将内府所存诸多藏砚精选二百方,加以说明及图绘而编成,并定名为《西清砚谱》。西清者,是宫禁燕苑之地也,清代南书房,亦称西清,向来是朝臣翰林学士出勤之所。《西清砚谱》中的藏砚图绘部分,由内廷供奉门应兆负责,他以西洋光影法描绘,所以每件砚石的绘图均与实物极为神似。仅宋砚部分,就包括了歙砚、端砚等各种砚品,其中不乏苏轼、米芾、黄庭坚等宋代文豪使用过的珍品。因而,从这本书中,我们可以一窥宋代砚台之面貌,找寻他们背后的文化。
砚台有砚铭,砚铭是刻在砚底、砚头、砚盖、砚身四侧或者其他空余部分的一种可长可短,亦诗亦文,不拘一格的自由文体。相传早在商周时期,周武王就曾作砚铭“石墨着而黑,邪心谗言无得污白”。东汉李尤《墨砚铭》云:“书契既造,墨砚乃陈。烟石附笔,以流以申。篇籍永垂,记志功勋。”徐铉《砚铭》云“它山之石,是研是治,荆蓝表润,云雾含滋。”在唐代,更有诗人王嵩萼写《孔子石砚赋》:“昔夫子有石砚焉。邈观器用,宛无雕镌。古石犹在,今人尚传。从叹凤兮何世,至获麟兮几年,世历近王近霸,年止几俎几迁。任往回于几席,垂翰墨于韦编。时亦远矣,物亦人在焉……”
宋代的文人喜爱把砚铭奉为自己的行为准则,将砚铭刻于砚台上,置于案前,时时劝勉自己要躬身力行。在宋代书画风格的影响下,宋代的砚铭广泛地吸收了篆刻艺术的构图、章法以及刀法,使砚铭与篆刻紧密地结合起来,同时砚铭款记与前代相比更为普遍,出现了在砚铭后加盖印章的新内容。从此,款记成了砚铭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这样就大大地增加了砚铭的装饰美。虽然形制较之后世不是很丰富,但却真正做到了“不雕不琢,抱素见朴”,这些与宋代的书画风格是相通的。
《西清砚谱》中收录的宋代文豪苏轼的藏砚“从星砚”(图1),是砚台中的无价之宝。这方端石长方抄手式砚台,下端无堵,石色棕褐,有蕉白晕及微黄斑纹,砚面下斜至墨池,墨池中央下方有一石柱,以象征明月,周环以流云,砚背则满布长短不一、参差不齐的细长石柱,错落六十余柱,柱端面各有眼,象众星满布上天。砚石侧壁镌行书铭:“月之从星时,则风雨汪洋,翰墨将此,是似黑云浮空,漫不见天,风起云移,星月凛然。轼。”钤印一“子瞻”二字篆书,砚首壁镌清高宗御铭:“天池一月印,空宇众星攒,爝火宁相比,陶泓永得完。依然北朝宋,真出老坑端,清伴文房暇,摛辞惬染翰”。题款:“乾隆丁酉新春御题”,钤印二:“比德”“朗润”。这里,苏轼不仅把砚和中国的书法艺术相比较,进而涉及人生的态度。
作为文学形式的早期砚铭,大多是就砚说砚,是文人用以品评和赞美砚的。到了宋代,文人喜欢用它来抒发自己的思想情感,同时作为座右铭体现主人的人生观或情趣。从此以后,言志寄情、赋诗颂词便成为砚铭创作的主流之一,并留下了许多脍炙人口的名篇佳作。宋代民族英雄岳飞的砚铭:“持坚守白,不磷不缁”,文天祥的砚铭“砚虽非铁难磨穿,心虽非石如其坚,守之弗失道自全”都表达了坚贞不屈的精神。
《西清砚谱》中收录的文天祥玉带生砚(图2),砚台器厚而上下圆,形状如同鞋履,砚堂部分为椭圆形,墨池为半月形,因为砚台所采用的石质色彩呈纯紫色,砚台的侧壁中央环绕着白色的石英质石层一道,又因为这道石英质石层莹白如带状,所以砚首刻篆书“玉带生”三字。在这方砚台的砚壁沿白色玉带下方,环刻着文天祥砚铭,共38字:“紫之衣兮绵绵,玉之带兮粼粼,中之藏兮渊渊,外之泽兮曰宣,呜呼!磨尔之心坚兮。庐陵文天祥制”。一方砚台,体现了文天祥坚贞爱国之心。
宋代文人在砚台上篆写砚铭时,是一种自我欣赏、自我激励,亦是在自我感伤……文豪苏轼流传下来的砚铭很多,并且都意味深长、富有哲理,反映出正直文人的情趣和抱负。苏轼《龙尾砚铭》:“涩不留笔,滑不拒墨。瓜肤而谷理,金声而玉德。厚而坚,足以阅人于古今。朴而重,不能随人以南北。”感叹砚台的美丽及高尚品质。他的《端砚铭》:“我友三益,取溪之石。与墨为入,玉灵之食;与水为出,阴鉴之液。匪以玩物,惟以观德。”以人物为鉴(镜)观德。他写给儿子苏迈的砚铭说:“以此进道,常若渴;以此求进,常若惊;以此治财,常思予;以此书狱,常思生。”教育子孙为人、处事、治学之道,中肯且情深意切,包含了父亲对儿子的殷切希望之情。苏轼《王定国砚铭》:“石出西山之西,北山之北。戎以发剑,予以试(磨)墨。剑止一夫惊,墨以为万世则。吾以是知天下之材皆可以纳圣贤之域。”大有众生平等,天生我才必有用的意味。他的《丹石砚铭》说:“彤池紫渊,出日所浴;蒸为赤霓,以贯谷。是生斯珍,非石旸谷。是生斯珍,非石非玉。因材制用,碧水环复。耕予中州,艺我玄粟。投种则收,不炊而熟。”“玄粟”把墨写的文字比作粮食,“艺”是栽种的意思,“投种则收,不炊面熟”,从中可以感受文人雅士的清气。
总而言之,一方小小的砚台,寄托了宋代文人太多的理想,砚的背后,是他们或许精彩或许无奈的人生。砚台与文人同悲欢,随文人共荣辱,对于宋代的文人来说,砚台不仅仅是书桌画案上一件普通的文房用具,从某种意义上说,砚台已经成为文人们抒发情感、表达志趣的艺术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