甑、甗是中国古代常见的炊器，更确切地说是中国古代常见的蒸器，主要用于蒸制食物。文献中对此二器也有诸多记载，如《左传·成公二年》：“齐侯使宾媚人赂以纪甗、玉磬与地”；《汉书·百官表》：“昆甗研，善升甗”；《后汉书·孟敏传》：“荷甑堕地，不顾而去”；《说文解字》：“甑，甗也，一曰穿也”；段玉裁《说文解字注》：“甑，所以炊蒸米为饭者”；郑司农云：“甗，无底甑”。其中《说文解字》（以下简称《说文》）将甑、甗视为一物，且其后的注解也未明确两者的区别。持此观点的还有《方言》：“甑，自关而东谓之甗，或谓之甑”。然而，事实并非如此，甑与甗也绝非一物。下文将依据考古所见实物、字体的特征及演变历程这两个方面予以分析。
考古资料显示，甑多为盆、钵、碗、罐等器类在底部或近底部钻孔而成，其在使用过程中多放置在鼎、鬲等炊器之上或之中，并不直接接触明火。而甗则为鼎、鬲等炊器与甑的结合体，其下部直接接触明火。
最早的甑出现在距今9000~7000年中原地区的裴李岗文化中，其形制多样，有三足钵形甑、罐形甑、钵形甑及漏斗形甑等。富有创造力的裴李岗先民此时已经将支脚与深腹罐合二为一，做成陶鼎，实现了炊器的首次创新升级，鼎对后世的重要影响不言而喻。然而，这只是一个开始。随后又将其常见的三足钵、罐、钵等器类穿孔制作成甑（上图1-4），放入或放在注水的鼎中或上方蒸制食物。食物制作方式由最为原始的烧烤、煮，进而演变成了蒸制，多样的制作方式，使得可食用食物种类变得更加广泛，这与裴李岗先民实行的广谱经济相吻合。考古研究表明，裴李岗文化的贾湖先民已经懂得栽培水稻和粟等农作物，且能驯化猪、狗等家畜，食物来源逐渐变得稳定。如此一来，裴李岗人在摄取身体所需的食物营养方面必然要高于周边古人。众所周知，营养均衡对于身体和智力发育起着重要作用，这样从饮食的角度就不难理解中原地区的核心文化——裴李岗文化为何被称为“中华文明的曙光”“文化上的早期中国之雏形”了。
到了距今7000多年前时，甑开始向周边传播，如关中地区、淮河中下游都已经出现钵形和盆形甑（上图6、7）。而作为长江下游的跨湖桥文化先民，无论是受中原文化的影响，亦或是自身为了适应新生活所进行的发明，他们将本地的炊煮器——釜加以改造，形成了釜形甑（上图5），使得该区域进入了食物蒸制时代，大大改善了食物烹饪方式。也为后来马家浜文化实现甑、鼎的结合打下了基础。
距今6000多年前，随着人口的增加，蒸制食物的数量和体积也随之增加。长江下游的马家浜文化先民，为了提高效率、更加便捷地炊煮食物，改进了以往将甑放在鼎上蒸饭的方式。在制作炊煮器具时通过多次实验，并加以创新，将制坯成型且未干的甑、鼎，按照做饭的方式甑上鼎下，合二为一，制成鼎式甗（上图8、9），提升了炊器的密闭性。两者的结合既是制陶工艺的进步，也是饮食史上的变革，这种变革满足了人口增长的熟食需求。至此，长江下游出现了最早的甗，这种创举并不是每个地区、每个族群都能实现的，所以其他地区依然用甑搭在鼎、罐等炊具上使用，由此开始了甑、甗并立的局面。
饮食方式的变革不仅被周边所效仿，还被后世继承和发扬。随着各个地区之间的互动交流日益密切，中原地区的甑也传播到华南、辽东、宁夏南部等地区。长江下游较为发达的陶甗向周边传播，北上传入淮河流域、海岱地区（山东）、中原地区等，向西进入长江中游等地。需要注意的是，绝大部分甗的隔内并没有发现如甑底一样的箅，可能是陶箅在出土前遗失，更可能像朱凤瀚先生所言，在使用时利用其他质料的箅放在隔上，如竹、木等有机物，确实难以保存至今。
到了距今5000年以后的龙山时代，中原地区又出现了鬲式甗（上图10），甑仍以罐形和盆形多见。甑、甗的种类大大增加，基本上奠定了后世青铜时代甑、甗的主要特征。
而到了夏商周三代，青铜甗开始出现，多为鬲式甗带有双耳，大致可分为联体与分体两种，如安阳小屯M18：31、洛阳中州路M2717：103等。同时，甗逐渐由普通的蒸制食器演变为特权礼器，如殷墟妇好墓中的三联甗、刘家庄墓地“人头祭祀”甗等。而甑仍然作为蒸制食器使用，形态多为罐、盆形，其中有部分为分体甗的上部，作为甗的主要部件而存在。因此，三代时期甑与甗在形态和功能方面又开始进一步分化。此后的秦汉时期，甑演变成了蒸笼，而甑在饮食生活中的独特作用一直延续至今，甗则慢慢消失在历史长河之中。因而，从几千年来的器物形态及演变格局来观察，可得以下三点：第一，甑早于甗几千年；第二，甑与其他炊器相结合演化为甗；第三，甑与甗自始至终形态区别明显，二者的功能在商周时期亦显著分化。
除了器物形态上的区别，甑、甗在字体特征与演变方面也有明显差异。众所周知，甲骨文具有很强的象形性，所以在绝大多数学者看来，甲骨文中的甑字为左部的“曾”，即“ ”。取象于甑的俯视图，其形态中方格表示箅，上部两条线表示蒸汽。例如朱芳圃先生指出：“箅为甑之特征，故造字取以为象。”刘恒先生：“甲骨文由字作
诸形，当是曾之初文，甑之象形……字象一容器中有格横之，此格横就是箅。”戴家祥、徐中舒先生在此基础上，认为上部两条线如蒸汽上升之形。
甲骨文中的甗字则是“ ”，取象于甗正视图的轮廓线，此甗当是鼎或鬲与甑组合而成。罗振玉先生认为卜辞中此类字形“上形如鼎，下形如鬲，是甗也。”容庚先生以为“其状，上体似甑无底，下体款足如鬲，分之则为二器，亦有不可分者。有箅在上下格之间，所以蔽甑底，可以开阖（各书皆不图箅形，惟考古及长乐有之）。”这些认识又分别得到了马叙伦、于省吾等先生的支持。刘洲临先生更是一语中的，即甗字好像一个器物的全图。可见甑、甗在甲骨文的取象上区别甚大，主要是关注的焦点不一，即前者是从俯视的角度对器物箅部特征的临摹，而后者则是从正视的视角下对外轮廓线的描绘。
晚于甲骨文的后世文字，甑、甗的书写亦不同。例如秦篆书中甑为“ ”、甗为“ ”，汉简帛中甑为“ ”、甗为“ ”。可见，从早期的象形甲骨文到后世的篆书、简帛都可以看出二者差异较大，后世的隶书、楷书及现今的简化汉字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所以，从字形的演变上也可证实甑非甗也。
其实伴随着金石学的出现和发展，以往被视为中国文字字义和起源的唯一权威的《说文》，其权威性也开始受到古文字学家的质疑。如清代著名经学家吴大澂的《说文古籀补》就是系统指出《说文》错误的著作。李济先生也提出金文提供的资料完全证明许慎的《说文》不是尽善尽美的权威性著作。可见《说文》中的错误早已显而易见，结合甲骨文、篆书、帛书及现代汉字所见甑、甗二字，在文字演变的长河中并非相同，只是《说文》中将二者视为类同，或可又一例证《说文》之误。
通过考古实物、文字两个角度的分析，可证实甑、甗有别，甗源于甑，是甑的创新，二者在器物形制、字体形态上有别，演变过程不一。其实，金文的研究就已推翻了《说文》千余年唯一权威的堡垒，解开了中国知识界的桎梏。如果说《说文》中“甑，甗也”对其唯一合理的解释当为二者均具有蒸制食物的功能，但《说文》及其后注者却又并未言明此意，所以本文利用考古学与文字学的资料指出《说文》之谬误，对其字意进行补充解释。仅希望能尽余之拙见，使读到者对其少些误解。如有不当之处，敬请批评指正。
（作者系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考古学博士研究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