统观王献唐的印章创作实例，人们可以清晰地梳理出一条贯穿始终的主脉络，这就是以齐鲁地区出土古玺印和两汉魏晋印章为载体的互为借鉴之途。然而，人们同时也看到，王献唐并非泥古不化，在自己各个阶段的篆刻实践中，他不忘请教前贤转益多师，不时明晰并汲取有如海曲许氏、丁氏和潍县陈氏等乡邦先辈的审美法则及雅正理念，自始至终以秦汉风度为视野标榜，不断拓宽创作路数，进而形成个己篆刻面目。
总的说来，在王献唐的印章作品中，人们既可读到由其自身艺术格调而至的尚古意趣，更能见得表现在他刀笔之下的融汇两周金文、齐鲁陶文、秦汉玺印、魏晋印章以及刀布、封泥和砖瓦文字的入印手段。揆其风神为己所用，这也许正是王献唐篆刻由时空而至的与众不同的方面罢。
书印同宗和书画同源，这不仅是人们的习惯认识，也是行道中人的共同体验。和传统印章艺术一样，与之相关的王献唐书法创作，同样是一个绕不开的主题。
紫杆颖毫对于王献唐来说，既是须臾不离的书写用具，更是抒发睿思寄托怀抱的亲密伴侣。王献唐能书且久有书名。对于书法一道，王献唐诸体皆善，举凡甲骨、大小篆及汉隶书和行楷书，可称得心应手。如今，人们所能见到的他的书法作品，在形式上多数以楹联为主，其次是堂幅，再就是扇面、册页或者题匾、题耑一类。视其内容，则大都以古人佳句和自撰诗词为习常。
留存于世的王献唐最多的书法作品是金文大篆一路，这些浇铸在青铜礼器上的各种文字样式笔体优美意态丰富，十分接近书写原意。金文书法的兴起，与20世纪古器物的大量出土有关，尤其是内中各式古代文字，竞引来书界好古模古之风的一时骤起。需要说明的是，与那些不辨时代、不论地区、不分书体的通常写家所不同的是，身具学问家之身的王献唐，恰是由大量深研古器物和不断熟识古文字之基而登堂入室的，正因为此，在他的笔下才会重现出三代吉金或峻拔有致或整饬华丽或清迈安雅的无尽风采来。
从广义上说，因为篆籀文字本具一定的视觉之美，故而，王献唐的此类书法之作，时而出现在他所擅长的楹联作品上。譬如《王献唐年谱长编》前页有载的先后作于1933年和1937年，分别为著名剧作家老舍及孔夫子七十六代嫡孙孔德成所书的金文八言，便是他的典型手笔。从中可以看出王献唐于金文之精熟，可说已经到了随手拈来的程度。
相比之下，王献唐可称书法之作的汉隶一体，从总量上讲并不算多，多散见于大字匾额、书名题耑以及扇叶小件。
王献唐此路书风的出现时间未必晚于他的篆书书体，这一情形的发生，看来与彼时碑学书法的蓬勃发展态势有直接关联。另者，《年谱》也记录了王献唐青年时代已有临摹多种汉碑的具体信息。记忆中，我曾见他的一件早期小幅绘画上的自题隶书，书风既近古雅秀美的《曹全碑》，亦似委婉浑朴的《华山庙碑》，间而还可循迹《熹平石经》的法则韵度。细察之下，唯见笔性沉稳结体安妥，并能体味到他的由功力积淀而致的笔体特征。
如今，人们在赏读王献唐的隶书作品时，仍不可避免地会感受到有如翁方纲、桂馥等清代书家对他的影响。翁、桂两家皆为碑学时代的重要人物，他们集创作与研究于一生，可谓风格分明著述累累，在碑学一域尤声名显赫。在此，且不论当时是否受到“人人言碑”的习尚影响，然从王献唐的书学一径看，他的始于汉碑文字的研习热情和日后实践之途，大体可称异曲同工。由此看，表现在彼此作品间的理气互衔和体貌相接便也自在想象中。
王献唐的这一类最能全面反映汉碑根底的书风，分别出现在他的各个历史时期。如1932年为齐鲁大学《国学汇编》的题扉、1937年为孔莲舫作隶书轴、1939年为朱镜宙绘《维摩室图卷》隶书题诗刻本，以及1954年所题“蒲松龄先生故居”门匾等。
自然是，从《王献唐金石书画题跋辑存》中，人们同时还可了解到他在汉碑一域的相辅相成的理论叙述实况。在王献唐的一生之中，由于运用广泛，行书一体是人们见到最多的种类，也是最能够体现为书者真实性情的书体。他的这一类早在青壮年时代已经形成的楷中带行、行里见草的独到笔体意态，人们可以从他的大量题跋文字中进一步读到。
从风格上说，王献唐早期行书在笔体上具有峻峭险绝、锋棱毕现的特性，这一情状的产生，看来与他年少之时对“二欧”父子书法的钟爱有关。在我国历史上，欧阳询书法享有隆誉，与虞世南、褚遂良、薛稷号称“唐初四大家”，所作劲险刻厉、端严自许。其子欧阳通继承家法，然兼有别调。若追索源流，“二欧”之上，便是“二王”楷帖法则，由此可见“二欧”父子的风规接壤。
对于用笔方法的讲究，王献唐在为颜真卿书《东方朔画像赞》的题跋中说“作书用笔，分方圆二种。方出于隶而宜于隶，圆出于篆而宜于篆，皆书体使然。惜抱先生分文章为阳刚、阴柔二美，书道亦然。方笔者，阳刚之美也，过刚则失之悍；圆笔者，阴柔之美也，过柔则失之弱。方圆并施，斯为合作，惟楷书能兼之”。从王献唐的这一段表述中，人们自可明晰他对传统用笔特性的一语道破而通衢豁开。结合王献唐的行书作品，人们除了感受他的神接山阴的书写状态外，更能体会作者胎息于“二王”“二欧”的笔体之长。
与书法创作一样，王献唐在绘画上也擅长于各种形式，在题材表现方面，花卉、山水最为常见。此中，花卉一般以小写意为主，浅色相辅，逸笔疏疏；山水则以水墨为多，工、放互寓，略施色彩，风格简括近乎新安画派。很少见到的减笔写意人物，偶尔会出现在作为补景一类的山水画幅之中。
王献唐辛酉年所绘并有隶书题款的家藏《设色木芙蓉图》，为时下所见最早的一件绘画作品。但见图中花蕊双勾填色，花叶没骨挑筋，构图饱满设色雅致，又款识妥帖小中见大，全无稚嫩之态。此后多年，无论是1930年为丁惟汾所作《菊花图》、1938年为屈万里所绘《山居图》、1943年为李炳南所作《雪庐图》，还是1944年身居四川时所作的《粟峰读书图》和1948年所作《风荷图》，皆从各个方面映现出王献唐在绘画一域的客观水准。特别是大幅中堂《风荷图》，通篇几乎全以水墨构成，真可谓偃扬向背疏密得宜，枯湿浓淡之下，偶见点染恰到好处。难怪书画鉴定大家谢稚柳先生在展观《风荷图》后，当众兴致勃勃地欣然提笔——“山东高凤翰写荷极有妙致，此图足以继之。谢稚柳观因记。”
当代山水巨匠陆俨少与王献唐也有一段往日翰墨之情。他在亲睹《风荷图》时犹见故人一般，击节称赏之下，兴味盎然地在画幅右下端题道：“丁丑（1937）之变，予避地入蜀，寓居重庆之大江南岸，闲近笔砚，取法汉隶稍近金冬心漆书。不知何以传至胶东王献唐先生，独称誉之，以为近古。实则予与献唐先生初未识面，神交而已。回首往事遂五十年，近因事识一闻兄话起此事，承告献唐先生为其外祖，因予旧有此一段因缘。兹出示风荷一幅，一一翻举，如坐西泠桥下，令人顿忆杭州时也。壬申十月，八四叟陆俨少并记。”
始自少年时代的王献唐绘画，从数量上看，或许略少于他的书法之作。然而无论从形式抑或内容看，此道多面作手确为同时代少有。对于王献唐而言，印章一门和书画之道，虽说都是聊以自遣的砚边余事，但从某种意义上讲，这既是他的完整治学生涯的一个部分，也可看作当时匮乏物质生活的精神犒劳。随着时间推演，所有这一切，皆已汇成了唯王献唐独有的天地人寰的人生大文章。
早在1938年，时为著名教育家和学术领导人的傅斯年，在“致管理中英庚款董事会”的专函中说：“山东省立图书馆馆长王献唐，著作精富，名闻海内，乃考古及史学之长才也。”1984年，时任文化部国家文物委员会委员的张政烺和国家文物委员会主任的夏鼐，联名致函文化部：“王献唐先生系山东省近几百年来罕见的学者，著述遗稿有很高的学术价值。”至1994年，孔德成先生在《王献唐先生墓表》中写道：“盖先生一生学术，及目录、版本、校雠、训诂名家于一身，融文字、声韵、器物、古史之学为一炉。” 以上所列，已足以让人们通过我国现时代的各个领域，来充分地认识王献唐其人其学其事了。
总之，外祖公王献唐的一生，是为佑护华夏民族文化而不惜奋斗的一生，他历尽劫波洗尽铅华，其坚贞之心从未丝毫改变。历史地看，王献唐是一座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宝藏，他的爱国行为及道德文章，更是后世景仰的丰碑。
面对着厚厚两大册《王献唐金石书画题跋辑存》，犹如面对无际大海一般唯望洋兴叹，一时竟不能寻思其深远广大。我在捧读此书之余，也只能从我的浅薄所知，尝试着对王献唐相关专题做一些唯恐贻笑大方的简单诠释。
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献公将自拓及友朋相赠金石文字拓片分类装贴成册，署名《寒金冷石文字》。我由此联想，从字面上看，所谓“寒金”“冷石”似乎是寒凉冰冷的，不过我分明觉得，献公耗费平生精力来收藏保护、进而无私弘扬的这些文化瑰宝，正象征着连绵不断的伟大民族精神。是他，始终以一颗无比炽烈的赤子之心和报国热情，给那些世间冷寂文字带来了生命暖意。同样，张书学、李勇慧伉俪费心整理的《王献唐金石书画题跋辑存》何尝不也都是温暖人心的文字呢。作为王献唐的后人，透过这些文篇的字里行间，我分外感受整理者的温馨情怀。
随着时代的不断变迁和祖国文化事业的日益昌盛，在当下，人们对于传统历史的认知和渴求，已是势在必行。在此，让我们共同期待本书的二位整理者万般辛苦的广撷博搜，继而发现更多的相关文献信息，以使王献唐专学尽善尽美。 （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