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幸阅读台湾学者黄一农教授的《红夷大炮与明清战争》，翻开巨著，让时光倒流400多年，和黄教授一起走进那个特殊年代的战争……

一位历史学者用娓娓动听的语言，将刻板枯燥的信息转化为具有人文深度和哲学高度的生动史实。比如：400多年前，全世界规模最大的“萨尔浒战役”（1619年），当时后金以其训练有素的弓箭手，搭配雷霆万钧的铁骑，大败过度相信“火器”的明军——故事的精彩程度令人不禁击节赞赏。书中这样描述，明军在萨尔浒之役时尚以火器自豪，辽阳总兵刘綎曾派人开谕敌军曰：“我有七种火器，汝不可挡，须速来降！”

而马林在与努尔哈赤遭遇时，亦不畏布阵进行野战。绕营凿壕三道，壕外大炮，炮手皆步立大炮之外。又密布骑兵一层，其余众兵皆下马于三层壕内布阵。马林在阵前胪列两轮战车，每车牌楯上有可发射火器的小孔，期盼能以火力压制敌方。然而战车必须配合准确性和发射率均较高的火器，才能发挥作用。

此外，马林还失策地将大炮均列于壕外。由于各种铳炮的装填颇慢，故两军交战时，满洲骑兵只需不到二十几秒就可以从两百米外突入明军位于壕外的炮阵，而这段时间内，操作各种大、小火器的铳炮手只可能发射一至二发；快速移动的目标很难被瞄准命中。

这就是黄一农教授笔下“后金铁骑大败守城明军”的详细故事。

读者会在这场“先进与落后的生死鏖战中”思考：热兵器与冷兵器之间的“战场效果”；骑兵骁勇的冲杀速度与热兵器发射速度的差异，造成战争的胜与败。那么在当时的战争环境里，人们的意识流里，到底“谁会战胜谁”？

这种先进与落后课题的讨论其实从萨尔浒战役一直争论到“乾隆五十八年（1793年），英国使臣马戛尔尼为乾隆皇帝送来象征‘盎格鲁·撒克逊工业革命成果和标志军事高科技水平的’西瓜大炮、铜炮、自来大炮、舰船模型……”时，乾隆皇帝不屑一顾。黄一农教授用他对当时史实的调查研究，更深层次地分析当时真实的战争状况：出身晚明福建建阳刻书世家的余应虬，在其《镌古今兵家筹略》一书有云：“夷狄长技莫如马，中国长技莫如车。夷狄长技莫如弓，中国长技莫如火。车静以制贼之动，火远以制贼之近。况马费十倍于车，马施火不若于车。”认为明军凭借火器和战车应足以对付后金的骑兵与强弓。

然而，在关乎明衰清兴的萨尔浒之役中，努尔哈赤凭借着“集中军力，各个击破诸路敌军”的卓越战略，率满兵以冷兵器大败过度迷信火器的明军，证明军事史上由火药所主导的时代尚未能进入中国战场。训练精良的弓箭手，搭配拥有快速移动力和万钧冲撞力的铁骑，仍是主导这场战争胜负的关键因素。比较当时用火器的战术：如其错误地将火炮置于壕外，且未能做到排枪循环齐放，因而无法形成有效的压制或杀伤火网。

俗话说，“细节决定成败”。一部历史巨著，撇捺飞扬是血脉的史实，不是跟着别人后面爬行，而是亲临当年的战争场景，深入调查研究，感悟、体验当时战争双方作战的心理状态，然后娓娓描述战争的各种细节。这种精妙语言完全是“田野调查”的结果，也是黄教授做学问的特质。

再翻著作，故事又跌宕起伏，黄教授又把我们带到明万历三十一年癸卯岁（1603年）的“吕宋惨案”岁月。这是中国闽南同安人第一次感受“先进与落后”“落后就要挨打”。西班牙在菲律宾马尼拉建立殖民地之后，凭借强大的军事力量，仅用二百炮兵，用先进的“吕宋大炮”，在一个多小时内，残杀了两万多中国闽南人。“吕宋惨案”震惊全世界，也让当时一些在菲律宾的同安人痛定思痛！他们想方设法，得到“西人”信任，学习西班牙人先进的铸炮和“操炮”技术，意在有朝一日，为死难的同胞报仇雪恨。“吕宋惨案”刺激了新式武器的需求。

2014年，福建石狮市博物馆从民间收集到明代兵部尚书黄克缵为其堂兄黄克立撰写的墓志铭。墓志铭上的蝇头小楷言简意赅地说明：在宁远大捷中立下战功的“闽卒”是黄克缵委托侄孙黄调焕从同安招募而来的：“余（指黄克缵）为戎政兵部尚书，值建贼（指努尔哈赤）攻辽阳，京师大震，余命兄（指黄克立），孙黄调焕募同安（指泉州府同安县）善铸吕宋炮（红夷大炮）者十四人，携之入京。铸三十门而上疏解其六于辽，令焕（黄调焕）为守备将南京所携工用炮者三十人与之偕，内一炮重三千斤，为参将李秉诚取守奉集堡，夷将火狐狸将二万人来攻城，炮发击死贼八百人，歼其二将，乃火狐狸与哈赤侄也……”这方墓志铭是明清战争非常重要的历史物证。

黄教授得知这一重要历史信息后，第一时间给我打电话说因为教务繁忙，让我先行从厦门赶往石狮拓印墓志铭的碑文。第二天晚上，他就风尘仆仆地赶到石狮和我会合。他反复验证碑文的内容之后，便喜形于色地告诉我：“墓志铭是中国闽南同安人第一次仿造红夷大炮的‘物证’。”不久，他在《明末萨尔浒之役的溃败与西洋大炮的引进》论文中引用史证与物证的关系，从武器和战术的角度探讨红夷大炮的铸造与南洋地方闽南工匠的关系，认定时任兵部尚书的黄克缵招募闽南工匠在北京铸造中国第一批红夷大炮并且参加辽东“三大战役”。此一研究匡正了先前学界认为徐光启等天主教徒首先从澳门引进西洋火炮的错误认知。2006年9月，我在《厦门晩报》发表《同安大炮的辉煌》一文，意在把厦门地方史与中国历史之关节相联结，进一步阐述闽南同安人早在明末就具备“师夷长技”的思想、行为和能力，并活跃在中国的军事舞台上。

文章刊出不久，有厦门年轻学者提出异议。黄教授闻知后告诉我：“史学上有不同争论是很正常现象。而问题的关键，则是必须善于运用史证和物证来验证自己的论点。然而除了史证（黄克缵给万历皇帝的奏折）、物证（墓志铭）之外，还有其他证据吗？”

黄教授告诉我，一个历史学家的责任是善于思考并勤于寻觅历史的每一个“细节”，从而找到新的“突破口”。为了探索这一“细节”与“突破口”，黄教授不惜远行欧洲各国，终于在英国皇家火炮博物馆找到明末兵部尚书黄克缵主持铸造的“歼虏大将军”红夷大炮。黄教授把“歼虏大将军”的照片寄给我，他在信中说：“389年前中国最早仿制红夷大炮的硕果，仅有一门珍藏在英国皇家火炮博物馆。英国人将这门火炮编号为2/262，炮身铭文为‘歼虏大将军，万历庚申春，总督泰宁侯陈良弼、戎政兵部尚书黄克缵；督造官黄调焕、高基山、郭应星。铸造曾慎等’。”英国人对炮长、重量、炮内径、炮口处的管壁厚度、火门、铳耳、尾珠等数据进行了详细的分析。

为破解一个历史上悬而未决的课题，黄教授不辞劳苦，锲而不舍的精神，让我佩服之至！一场学术“讨论”，终于在新的历史物证和新的史观面前结束了。

一部洋洋洒洒数十万字的历史巨著，真的是“关山千万里”啊！然而这千万里关山有多少个“关关卡卡”是需要在每一个重大的细节去认真、严谨求证的，黄教授不知道走过多少这样的“艰难关卡”，但是他并不畏惧这“万里征途”，锲而不舍地深入调查、研究每一重大历史节点的每一个细节，用史证、物证相互佐证，一直到真相大白，他才会透出欢欣。《红夷大炮与明清战争》不愧为黄教授用心血铸成的佳作。

《红夷大炮与明清战争》

作者：黄一农

出版社：四川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22年7月

定价：128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