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绍宗先生(1931-2021)，河北承德人，原河北省文物研究所所长、文博研究馆员，中国考古学家，河北省考古工作开拓者之一。

郑绍宗先生1931年8月28日出生于承德市，1950年1月初中毕业后，分配到热河省承德市文化馆工作(当时热河省省会在承德市，1956年撤省并入河北省)。1952年7月，被推荐进入文化部、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和北京大学历史系共同举办的全国第一届考古工作人员训练班学习。通过培训，郑先生迈入了考古的门槛，从此与考古结下了一生的缘。

1956年，郑绍宗先生担任热河省博物馆考古组长，1957年调河北省文物管理委员会，1981-1993年先后任河北省文物研究所副所长、所长。作为河北考古的领军人物，他带领河北考古人开展了扎实的考古工作，对河北文物考古事业的发展、考古学体系的建立做出了重要贡献。他本人曾参与了满城汉墓的发掘，先后主持了定州三盘山M122号中山王陵墓、西汉肥如侯蔡文(寅)墓、契丹贵族辽驸马卫国王萧沙姑墓、秦晋国大长公主(耶律观音女真)墓、辽后裔金越王萧仲恭墓、宣化辽汉官贵族张世卿家族墓、金钜鹿郡王时立爱墓等的考古发掘。郑先生还组织领导了1981-1987年的河北长城考古调查，完成了明九镇长城之一的蓟镇长城的全面科学调查。主持了多部考古报告的编写，发表文物研究文章140余篇，主编的《河北出土文物选集》《宣化辽墓1974-1993年考古发掘报告》先后荣获河北省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二等奖，主编的《明蓟镇长城1981~1987年考古报告》（10卷）获第十四届河北省社会科学成果奖“荣誉奖”和2013年度“全国文化遗产十佳图书”奖。

我对先生的学术态度、成就和对考古工作的贡献非常钦佩，现摘其要回顾如下。

河北的考古工作在1949年以前几乎是一片空白，可兹提起的仅有寥寥数处，新中国成立后，河北考古工作经历了从无到有，从小到大，逐渐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直至在中国考古学研究中占有重要地位，这主要得益于老一辈考古人的坚持和奉献，他们之中就包括郑绍宗先生。

郑绍宗先生对早期文明研究有着浓厚的兴趣，早在1962年，他就对河北长城地区的原始文化类型进行了探讨（《有关河北长城区域原始文化类型的讨论》，载《考古》1962年12期），之后又在《河北省三十年来的文物考古工作》［载《文物考古工作三十年》（1949－1979），文物出版社1979年版］、《河北省新近十年的文物考古工作》［载《文物考古工作十年》（1979－1989），文物出版社1990年版］和《河北考古发现研究与展望》（载《文物春秋》1992年增刊）等多篇文章中探讨河北早期文明。郑先生指出，河北古代文化的发展序列是磁山文化—仰韶文化—龙山文化—商周和夏家店文化。他认为，仰韶文化中的正定南杨庄类型属后冈一期文化类型，曲阳钓鱼台类型属庙底沟文化类型，邯郸百家村类型属大司空类型。长城内外古文化在燕山以北有兴隆洼文化、赵宝沟文化、红山文化，在燕山以南则是上述三种文化与中原磁山文化、仰韶文化的交错分布区［《河北新近十年的文物考古工作》，载《文物考古工作十年》（1979－1989），文物出版社1990年版］。在从编年角度对河北新石器时代到商周时期古文化的发展进行梳理后，他认为：河北早期新石器时代至商周阶段的考古文化分区及编年比较复杂，各考古文化又分出各种不同的类型，其分布大体和河北省自然地理环境以及古代居民的流动有着密切关系，在文化面貌上也是异彩纷呈的复杂局面；河北全境可分为冀中南和冀北两大区， 中间大体以永定河、拒马河为接触交错地带，冀北区又可分为燕南区(京、津、唐)、燕北区、冀西北区三个小区，南北两大区古文化各不相同，西北的三小区又各具特点（《河北考古发现研究与展望》，载《文物春秋》1992年增刊）。

郑先生对地处冀中的徐水(萍河流域)南庄头、冀南洺河流域的邯郸磁山、冀北拒马河流域的镇江营(今属北京房山区)、滦河流域的迁西东寨、洵河流域的上宅（今属北京平谷区）以及三河孟各庄、易县北福地、迁安安新庄等各原始文化进行分区和编年研究的同时，也完成了对上述各文化的系统梳理和科学归纳，梳理内容包括河北地区原始农业的出现问题，河北早期各考古学文化间的关系，夏商时期文化编年与发展， 河北的古城、古国，燕山以北平泉的夏家店下层文化城堡带——聚落遗址等等问题，并分别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形成了自己独到的观点。

郑绍宗先生参加工作初期在热河，所以对北方民族有特殊的感情和考古研究的便利，因此他从早年开始即致力于北方考古学的研究，而且偏重于对山戎、东胡、匈奴、契丹、辽金等文化的研究。

从1965年始，郑先生主持调查和发掘了夏家店上层文化墓葬数百座。长城地带的石棺墓发展到西周—春秋时期是夏家店上层文化的主要埋葬形制，从其分布地域分析，一般认为是属于春秋时期分布在这一地域的山戎文化遗存。其中，平泉东南沟北大面山石棺墓调查26座，发掘10座，调查北大面山柳树沟等分布的石棺墓50余座，发掘1座，发掘了滦平茼子沟67座山戎墓、滦平虎什哈炮台山35座山戎墓和隆化三道营子骆驼梁30座山戎墓等，发表了多篇考古简报。他根据《史记》中记载山戎侵燕，以致燕不能支，求救于齐，判断春秋初期山戎是燕北方的一只劲敌，是燕国的势力范围内但并不能完全被燕控制的一个有武装的政治集团。在河北平泉东南沟石棺墓发掘后，他对墓葬形制、内涵、族属、出土遗物等进行了研究，认为其和内蒙古赤峰夏家店上层墓葬、宁城南山根石椁墓相近，确定其时代为西周末到春秋初年，并由出土铜戈属中原风格，剑、刀为北方青铜器风格，首次提出了东南沟墓地属于受中原文化影响较深、长期居住于该地区的地方民族的观点（《河北平泉东南沟夏家店上层文化墓葬》，载《考古》1977年第1期）。对于山戎族文化，郑绍宗先生也进行了深入研究，包括山戎部落居住址和墓葬群的分布、埋葬习俗、出土陶器和青铜器的特征及其与草原上的鄂尔多斯青铜器、中原青铜礼器共存的关系和特点，特别是山戎的社会性质等，提出了一些新观点。

20世纪50年代初期，郑绍宗先生调查了辽中京及其附近的遗址、墓葬群，发现了各种铜器、瓷器、造像等，从此和辽代考古结缘。1953年以来，他调查的平泉八王沟契丹秦晋国大长公主墓，确认了八王沟为契丹萧氏族墓地。大长公主卒于辽重熙十四年(1045)，是辽景宗长女，其墓志文长达1608字，内容丰富，对辽史研究有重要价值。

1954年10月，郑绍宗先生主持发掘了辽驸马卫国王萧沙姑墓。该墓墓室规模宏大。除墓志外，出土金、银、铜、铁、瓷、骨器及丝织品等文物共计2162件，是重要的辽国契丹贵族墓葬。1978年，他又主持发掘了隆化辽北安州城，调查了沽源元查罕脑行宫城址等。他亲历调查并研究的出土珍贵文物有承德县发现的契丹文金银符牌、兴隆县出土的萧仲恭契丹文墓志铭、丰宁县发现的契丹文陶壶、盐山县发现的成吉思汗皇帝圣旨银牌、保定市出土的西夏文经幢等。

1974—1993年，郑绍宗先生主持发掘了宣化辽墓。该墓地包括张氏和韩氏两个家族墓地，共10座墓葬，其中6座出土了墓志。张家墓地前后延续7代，时间跨度24年，墓主中以张世卿地位最高，为辽国右班殿直、检校国子祭酒，兼监察御史、云骑尉。各墓墓室中多绘制有精美的壁画，总面积达300余平方米，壁画内容丰富，总共出现人物206个。宣化辽墓壁画属辽代美术考古的重大发现，被誉为“千年地下画廊”，是辽代晚期中国北方民间绘画艺术的代表，对了解与研究中华民族的艺术史、思想史、民族史、社会史等诸多方面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因此，宣化辽代壁画墓群被评为1993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

为配合文物普查工作，河北省安排开展了对省内古代长城的调查，1981年组成由郑绍宗先生任队长的长城考察队，其中明蓟镇长城考古调查由队长郑绍宗主持。明蓟镇分为十二路，东起山海关老龙头，西到亓连口，调查时分为25个测区。田野调查从1981年开始，到1987年完成，历经七个年头。主要收获：一是通过全面调查，摸清了明蓟镇长城的家底。考察队共调查长城主体墙、附边墙736374.2米，调查敌台2097座，调查镇、路、关、营、堡城201座，哨楼4座，为长城的保护、研究与利用打下了基础。二是弄清楚了长城上各种遗迹、遗物的保存情况。三是提出并解决了长城研究中存在的一些问题，如边墙长度、敌台形制、等级、分期等。四是发现了大量的碑刻。在边墙沿线，敌台、关隘、营堡中，共收集到碑刻222方和一部分砖文，是研究长城极为重要的实物文献资料。2001年到2010年，郑绍宗先生又主持编写了正式的考古报告——《明蓟镇长城1981～1987年考古报告》。报告全书240余万字，还包括3600多张图片，2500多张实测图，200多方碑文拓片，还有大量表格和研究文章。报告于2012年1月开始出版，历时两年，直到2013年12月，10卷本全部面世。《明蓟镇长城1981~1987年考古报告》的出版，为长城研究增添了许多新的内容，由于是早期调查，报告中保存了诸多珍贵的长城资料，非常难得。著名文物大家罗哲文先生专门为报告作序，给予极高的评价。他指出：第一，该报告是首次全面实地调查明蓟镇长城的大型考古报告，具有相当的深度和广度，内容丰富，资料翔实可靠。它和以往只记长城局部或部分段落的报告不同，调查的深度、广度和方法也不同。它全面完整地把长城公布于众，给人以整体的思维和概念，使世人了解了作为重要世界文化遗产的中国长城。第二，对蓟镇长城的保护与研究有很大的参考价值。它是30年前关于蓟镇长城比较翔实的记录档案，可和2006年以来进行的全国长城资源调查做对比研究，使今人得以了解长城某些局部面貌的变化。对那些现已消失的长城遗迹， 原始记录和测绘材料更显得珍贵，对今后长城的保护与维修有极大参考价值。第三，对明蓟镇长城的地理、历史和军事建筑科学研究也具有重要价值。

报告最终交稿时先生已近80岁高龄，在全体长城考古调查队员特别是郑绍宗先生的身上，充分体现了考古人的锲而不舍、艰苦奋斗、敬业奉献的优良传统。

除以上重要成就外，郑绍宗先生在河北省的其他考古研究领域也颇多建树，下面仅列一二。

战国以降，河北有三大郡国都城——邯郸赵王城、易县燕下都、战国中山古城，围绕这些大城还出现了许多郡县城址，历史上一直延续下来。郑绍宗先生对河北赵王城、燕下都和战国中山古城三大郡国都城进行了对比研究，对部分郡县古城特别是长城以北各时代的部分城址进行了调查研究，如丰宁西汉要阳都尉城、滦平西汉白檀故城等（《兴州河旁的两座汉前土城——要阳、白檀位置考》，载《河北地方志》1987年3期），对河北城市考古研究也做出了重要贡献。

郑绍宗先生参加或主持的重要考古发掘工作，还有满城汉墓和定州三盘山等汉墓，及兴隆县大付将沟战国铁范遗址等。

1968年，满城汉墓被发现后，由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和河北省文物工作队组成了联合考古队，郑绍宗先生代表河北参与了发掘。满城汉墓系凿山为陵的大型崖墓，包括西汉第一代中山靖王刘胜墓及其妻窦绾墓，二墓南北并列，窦绾墓位于刘胜墓左侧的山包上，即文献所载的“同坟异葬”。两墓形制和结构大体相同，出土各类随葬品6000多件(套)，不仅种类多，且非常精美，有铜器、金银器、玉石器、漆器和纺织品等。其中，刘胜和窦绾玉衣共用玉片4658片，金丝约1800克，是全国第一次发掘出土的两件完整的“金缕玉衣”，世人首次见到了完整的史书记载中的实物玉衣，揭开了历史上的“金缕玉衣”之谜。墓中随葬的铜器造型优美、装饰华丽、铸工精湛，如长信宫灯、错金博山炉、错金银鸟篆文铜壶、鎏金蟠龙纹壶、鎏金镶嵌乳钉纹壶、博山炉和各种灯具等，都是难得的艺术瑰宝。其中很多器物上刻有“中山内府”铭文，具有极高的史料价值。这些珍贵文物在日本、德国、美国等世界各地都进行了展出，引起了当地巨大的反响，有力宣传了河北和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满城汉墓荣登“中国20世纪重大考古发现”和“中国百年百大考古发现”榜单。发掘完成后，郑绍宗先生还参加了《满城汉墓发掘报告》编写工作，并做了许多专题研究，出版了《满城汉墓》，发表了多篇研究文章。

1954年，郑先生主持发掘了兴隆县大付将沟战国铁范遗址。遗址靠近古矿井，是一处规模不小的冶铸基地，并发现有冶铁作坊，出土了大量铁农具及铁范。其中铁范40副87件，包括锄范、双镰范、镢范、斧范、双凿范、车具范等，均铸有大篆体“右廪”二字，体现了战国时期农业的官营机制。如此大规模的农业、手工业工具的发现在国内考古史上属首例，这些资料对研究当时的手工业生产、冶铸技术、农业生产工具的制造、农业生产发展等都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热河兴隆发现的战国生产工具铸范》，载《考古通讯》1956年1期）。

此外，郑绍宗先生还亲手创办了《文物春秋》杂志，并担任主编（1989－1998年），至今这个刊物仍是河北省唯一的文博考古方面的专业期刊。

郑绍宗先生对河北及中国考古学的贡献将永远铭刻在考古学史上！

谨成此文，以志怀念！

（作者系河北省文物局副局长、

河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兼职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