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乾隆年间金石学大兴，访碑活动蔚然成风。访碑极盛的十八世纪后半段（乾隆时期）东汉碑刻所获最多，影响亦最巨。这些新获材料在接下来的十九世纪（嘉庆至光绪年间）经历了一段统整与消化的过程，总数近百的汉碑在此时期除了被仔细著录与考证外，其形象亦被广泛复制流传，成为清代视觉文化中极重要的一部分。无锡钱泳，字梅溪，自幼酷爱汉刻，并对汉隶研究有着较深的造诣，其摹写的汉隶精品《攀云阁临汉碑》，对于研究汉刻尤其是佚失的汉碑提供了珍贵资料。笔者就《攀云阁临汉碑》有关问题进行了初步探讨，以求教于方家。

钱泳与汉隶

钱泳初名鹤，字立群，一字梅溪，号壹仙、梅华溪居士，江苏金匮（今江苏无锡）人，以善书与镌碑版闻名于清中期。关于钱泳生平与书学的相关文献甚为丰富，除有年谱及笔记文字外，还有大批的题跋与刻帖留存。钱泳生于乾隆二十四年（1759），卒于道光二十四年（1844），一生没有取得功名，书法与镌刻、临摹的功夫成为他职业谋生的途径，以此游于毕沅（1730-1797）、斌良（1784-1847）等人幕中，也籍之与当时的金石学者及文士，如翁方纲、阮元、孙星衍、梁同书、铁保、包世臣、洪亮吉、章学诚、黄易等人交往。

钱泳对汉隶的学习与研究大致可分为三期，第一期“酝酿期”约为乾隆三十七年（1772）（十四岁）起至乾隆五十年（1786）（二十八岁）止，从明人的隶书入手，后转向直接由汉魏拓本学习，渐建立起书名；第二期“成熟期”由乾隆五十年（1786）（二十八岁）游毕沅幕中起至嘉庆中期（约嘉庆十五年，1810）（五十二岁）止，钱泳第一手接触到当时最重要的金石学者、著作及数量庞大的汉魏碑拓，促使他得以进一步深入钻研汉碑，并发展出自己的理解；第三期“传播与影响期”由嘉庆中期起至道光二十四年（1844）八十六岁去世止，此时期钱泳获得极高的书名，同时籍著书刻石经与刊行刻帖，他的隶书作品广为流传，甚至远及日、韩。

综观钱泳一生对汉隶的学习与研究，其过程正反映十九世纪初期帖、碑学书法尚交汇的时代背景。钱泳对汉隶倾力收罗与学习，最后则主要仍是以帖的方法来为之建立理解与推广的架构。

黄易与钱泳的交往

钱塘黄易，利用其做运河同知驻济宁的机会，遍访济宁、邹鲁等地，查访汉碑，对保护济宁汉碑，做出了重要贡献。从《小蓬莱阁金石文字》《得碑十二图》和《履园丛话》等文献中可知，黄易与当时知名的金石学家和收藏家皆有过从，这些人有翁方纲、钱大昕、朱筠、毕沅、郑际唐、李东琪、李克正、查慎行、金思农、王昶、武亿、钱泳等。黄易与金石学家的交往，通常是请人观赏石刻拓片、在拓片上题跋，与同好切磋学问、互赠碑帖。并注意珍藏，并永久保留这些历史“珍迹”。黄易是当时的金石学大家，而钱梅溪亦展露其才华，他踵黄易之趋，在碑版及汉隶的研究方面也雄心勃发，跃跃欲试。据史料记载，黄易就曾嘱托钱泳摹刻汉代石刻和拓本。

据钱泳《履园丛话》“画中人”篇中记载：“黄易号小松，钱塘人，松石先生子。官山东济宁运河同知。工汉隶书，尤邃于金石文字。偶画山水，入李檀园、查梅壑一派，可称逸品。”从中可见钱泳对黄易的深刻了解。

黄易与钱泳相见据载至少有两次，钱泳门人胡源、褚逢春编《梅溪先生年谱》中载，乾隆五十七年（1792）四月，钱泳过济宁时拜见了黄易，在运河厅署见到了黄易所编《蓬莱阁本》、熹平石经残碑及汉凉州刺史魏元丕、幽州刺史朱龟、庐江太守范式三碑的旧拓，在济宁州学戟门内西侧看到了鲁峻、景君、郑季宣三碑，在东侧看到了武荣、郑固、范式三碑，又在明伦堂看到了郑固碑下截残字和孔子见老子画像石，后又登太白楼游南池访浣笔泉。另一次，钱泳在其《履园丛话》“古迹”篇记载：“山东济宁州城下有南池，因《杜少陵集》有《与任城许主簿游南池》诗而得名也。故今东偏小室中，塑一工部像，而以许主簿配之。城上有太白酒楼，前工部尚书和公为巡漕御史时重建。嘉庆庚申年（1800）四月，余由水路入京，泊南池，是时灵石何兰士亦为巡漕御史，钱塘黄小松为运河司马，同在南池会饮者三日。小松出示所藏金石图书，与州人李铁桥、山西刘镜古、吴江陆古愚同观，为一时佳会云。”另《碑帖》篇中“汉熹平石经（熹平四年）”“汉成阳灵台碑（建宁五年）”“汉小黄门谯敏碑（中平四年）”中均提及黄易及其所藏，在“汉熹平石经（熹平四年）”中更有“小松属余并刻之”之说，可见钱泳后所摹刻汉碑有黄易所提供的资料。

“攀云阁”临汉碑考

钱泳一生酷爱书法，据其子曰奇记载：“家君总角时即工隶古书，乾隆己酉庚戌（1789-1790）间，常临汉碑数种。”据其《履园丛话》载，嘉庆十三年（1808），钱泳命其两子曰奇、曰祥将其历年所临汉碑五十多种摹刻，名曰《攀云阁帖》，又名“攀云阁”临汉碑。嘉庆二十三年（1818）九月，《攀云阁帖》刻成。其余所摹刻者有古碣，有今碑，有墓志传诔，有诗刻题名及缩本汉碑等，其它摹刻碑帖不胜枚举。

“攀云阁”临汉碑刻成后，置于钱泳家中，视若珍品。清末，钱氏一门家道中落。民国年间，山东泗水人蒋忠，居江南为官，购得“攀云阁”临汉碑，欲回乡“拓碑售帖”。蒋忠未能将碑运回泗水，行至曲阜处，将碑刻托于曲阜北关刘姓亲戚处暂存。时逢乱世，“拓帖庄”一直未能开张。20世纪30年代，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刘氏为保护碑刻，将其垒砌于墙内。解放后，碑由济宁市工艺美术厂购得。1983年，济宁地区文物局副局长宫衍兴联系了工艺美术厂负责人方斌，购得其中58块，现藏于济宁市博物馆。济宁市工艺美术厂仍保有临汉碑及其他碑刻26块，2004年，工艺美术厂因经营不善破产，这批石刻作为工艺美术厂的固定资产移交主管部门济宁市轻纺办收藏。

“攀云阁临汉碑”碑帖业经出版，共计8集16卷，按千字文“天地玄黄、宇宙洪荒、日月盈昃、辰宿列张”编目，原石每块长70厘米，宽32厘米，厚10厘米。据说，钱泳临摹的汉帖已刻上石的共计120块，济宁市博物馆现藏有“武都太守耿勋”碑—“日”卷三、“西门豹祠残”碑—“宿”卷八、“西岳华山庙”碑—“黄”卷六等58块，济宁市轻纺办现藏有临汉碑及缩本汉碑计26块，除此之外，其余临汉碑又在何处？是在无锡，是在曲阜抑或别处？还是被毁？尚需调查。

钱泳所临汉碑原石中的一部分早已湮灭佚失，所存之碑也已风化剥蚀，字体模糊不清，现存临刻保存完好，字体清晰遒劲，已成为研究已佚汉碑所载当时社会政治、经济、军事、生活的珍贵资料。

汉代碑碣刻石多为隶书，上承秦篆，下启正楷，或方拙朴茂、雄强博大，或典雅凝整、法度森严，或灵动飘逸、诡谲多变，不仅具有极高的书法艺术价值，而且具有深刻的书法变革意义。“攀云阁”临汉碑早在清末民初，就有碑帖流入社会。抗日战争时期虽为动乱之时，仍有碑帖流布四方，或有流入日本国境者。说明这批汉碑的临摹本受到学者乃至学书者的青睐。其临摹水平如何？嘉庆年间的钱塘学者江凤彝就说：“是刻摹古逼真汉人”，他并引用时人王原章对钱梅溪的评价说“百越三吴称独步，八分一字值千金”。钱梅溪的小儿子虽说临汉碑是“家严中年自课以示祥兄弟间为模范者也”，最终弟兄俩学隶有成，继承了父亲嗜隶好古的书法传统，故学书者拥有“攀云阁临汉碑帖”后心得“学古隶者可不必求之古碑而能自得师矣”。

这批临汉碑临刻精致，其字遒劲有力，凝练不失流动，秀雅返于朴厚，刚柔相济，曲直相铺，自然流畅，同时极尽伸缩纵横之变化，不失汉隶风采，具有极高的历史价值、书法艺术价值和研究价值，实为珍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