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鸿章故居陈列馆曾经在建馆之初由苏南购得一批清末民国时期文化名人手札，其中笔者见过3件李鸿章分别写给清直隶清河道道员陈鼐、清湘军宿将陈湜、清驻外公使刘瑞芬的信札，其中信息颇值得玩味。

李鸿章致陈鼐书札（图一） 4页，白色八行笺，红丝栏，行书32行。分别纵23厘米，横12厘米。装裱为镜片。文：“作梅老兄同年大人手足，数月不得音问，渺不知其所之……”

此札为李鸿章中年书作，其间李氏尚幕于曾国藩大营，正全力协助曾氏与太平军作战。信中谈到两军战况，谈到大营中的各种人事关系以及家庭琐事。此札行书密密匝匝，本于二王，掺以苏米，因情就事，起伏跌宕。

陈鼐（1813-1872），字作梅，号竹湄，江苏溧阳人。道光十九年（1839）举人，道光二十七年（1847）进士，同年进士有李鸿章、沈葆桢、郭嵩焘等，号为“丁未四君子”。由翰林院庶吉士步入仕途。曾国藩任直隶总督后曾专折奏调陈鼐到直隶，称陈鼐“近年办理粮台，论事务持大体，观人尤具特识”，可以“匡臣不逮”。1870年曾国藩在返任两江总督时，采纳李鸿章建议，联衔奏保陈鼐补授直隶清河道实缺，署按察使。卒于官，附祀保定曾文正公专祠。

李鸿章致陈湜书札（图二） 2页，粉色八行笺，乌丝栏，行书13行。分别纵23.5厘米，横12.7厘米。装裱为镜片。文：“舫仙尊兄大人阁下：初五复函计达台览，顷间两奉惠示，绥德老湘营业经寿卿剿抚大定，实深欣慰……”

此札约作于同治年间，内容为李鸿章了解绥德老湘营兵变之事。其时李氏四十余岁。此札笔法谨严，结字方正，运笔方切入纸，转多方而势不外露，气贯通篇而无一字有上下牵连之笔，深得二王三昧，又受董其昌影响。不见一笔清末小文人追求的所谓金石味之粗野气，亦不见馆阁之柔弱。

陈湜（1832-1896），字舫仙，湖南湘乡人。咸丰六年（1856）参加湘军，从曾国荃与太平军作战。由道员累官至陕西按察使，后统领南洋水师，总湘、淮诸军营务。甲午战争结束后，擢江西布政使，光绪二十二年（1896）卒，赠太子少保。

李鸿章致刘瑞芬书札（图三） 2页，粉色八行笺，红丝栏，楷书10行，行书2行。分别纵23.5厘米，横12.5厘米。装裱为镜片。文：“芝田仁弟大人阁下，仲冬既望，甫泐复缄，旋接初二日惠翰寄到。丽芬观察代合丸药并函均已收悉……”

此札作于光绪年间，李鸿章谈及薛福成进京，太后病愈；并对曾纪泽电报中提及的中俄谈判中减少赔款之事感到安慰。此札正文楷书为代笔，仅最后两行为李鸿章手迹，尽显其晚年刚劲苍茫的笔势。

刘瑞芬（1826-1892），字芝田，号召我，安徽贵池人。少年读书，太平天国战争后投奔曾国藩，后入淮军。光绪二年（1876）代理两淮盐运使，后任苏松太道。光绪十一年（1885），刘瑞芬受命出使英俄等国公使，授太常寺卿，迁大理寺，仍留任公使，改驻英、法、意、比等国家。光绪十五年（1889），回国任广东巡抚。光绪十八年（1892）卒于任所。

李鸿章（1823-1901）本名章铜，字渐甫（一字子黻），号少荃、少泉，晚年自号仪叟、省心。安徽合肥人。父李文安道光十八年（1838）进士，李鸿章亦道光二十三年（1843）进士，由庶吉士累官至武英殿大学士兼直隶总督、北洋通商事务大臣。参与清政府关于内政、外交、军事等一系列重大举措，成为晚清朝廷最为倚重的大臣之一。他所统率的淮军，成为继湘军之后充当国防的主力军，创建北洋海军。以其为领袖的淮系集团，成为推动中国近代化运动“洋务运动”最重要的力量。

李鸿章前半生功在军旅，后半生功在外交、洋务。可以说是个日理万机的人物，但文献记载他案头常备二王法帖，“案上置宋拓兰亭，日临摹百字”，每日必临写几页纸。想必是受其恩师曾国藩的影响，曾大帅文韬武略，尤其读经制文，几成一代圣人。李鸿章出其门先改了睡懒觉的习惯，因为曾氏讲：“做人从早起起。”又戒了浮夸冒进，曾氏长于翰墨必然影响到李鸿章。李氏传世作品较多，尤以楹联、手扎为多见，长于行书，得二王风貌，笔墨劲健沉厚，非一般词臣可以比拟。无官僚之庸俗气，无小文人之弱气。倒是有点像其恩师，笔墨间似存了点杀伐气。代表作品有收藏于合肥文管处的《行书信札册》、桐城博物馆的《行书七言联》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