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三十九次集体学习时强调“要深入了解中华文明五千多年发展史，把中国文明历史研究引向深入”“增强历史自觉，坚定文化自信”，同时指明了系列路径，高屋建瓴，立意深远。其中特别提出“拓宽研究时空范围和覆盖领域”，笔者备受启发，特书写几点学习体会和理解思考，以增进交流。

拓宽研究的时间范围，就是要梳理清楚“中华文明的起源、形成、发展的历史脉络”

中华文明的历史脉络，覆盖了文明发展演变的全过程。从脉络梳理所依赖的材料和发展阶段来看，宏观上可分为史前时期和历史时期。关于史前时期的了解和研究，主要依赖先民们遗留下来的遗迹遗物，来探索当时的人们怎样生产生活，有着怎样的社会组织形式以及精神文化世界，进而归纳总结其文化特色，探讨文明的起源与发展。近年来，国家对考古工作尤其是“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等工作的大力支持，就体现了对探索史前文明历史的高度重视。在几代考古学家的努力下，在大江南北发现了众多史前文明遗存，相关认知和研究也越来越丰富。

关于历史时期，我国是文献大国，拥有经史子集等大量的史料，它们是研究过去历史和文明的宝贵典籍，再加上实物遗迹的考古学调查、出土文献的整理、文书档案的利用等，就能够比较清晰地梳理出我国文明的历史脉络和诸多文明的细节。就像考古学家齐东方先生所言，“通过考古发现再结合历史文献，历史变得有视觉，有触觉，有听觉。就像编钟，你甚至可以听到两千年以前的乐器演奏出来的声音。”

见证文明历史的遗迹、遗物、古籍等，都是珍贵的文物，正是基于大量文物史迹和历史文献的调查研究和释读，我们才能看到“文明从涓涓溪流到江河汇流的发展历程”。那些丰富的文物古迹、文献典籍以及传承有序沿用至今的文字和记录，都值得我们作为中国人引以为豪。

拓宽研究的空间范围，就是要从文明载体的空间分布、扩散及其影响等空间视角，“立足中国大地，讲好中华文明故事”，揭示“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和发展过程”

关于我国文明起源的空间认知，经历了“黄河流域”单中心到长江、西辽河流域等多中心的拓展，经过考古学家百年以来的努力，揭示并达成了中华文明从“满天星斗”到“多元一体”发展的共识。

苏秉琦先生着眼于不同空间地域的文化渊源、特征和发展道路，提出过影响深远的“中国史前考古学文化分为六大区系”说，包括以燕山南北长城地带为重心的北方；以山东为中心的东方；以关中（陕西）、晋南、豫西为中心的中原；以环太湖为中心的东南部；以环洞庭湖与四川盆地为中心的西南部；以鄱阳湖—珠江三角洲一线为中轴的南方。严文明先生提出文明的“重瓣花朵”说，张光直先生提出“中国相互作用圈”，都是根据考古资料的发现而做出的理论分析和总结提炼。“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等相关工作的深入开展，进一步搭建了文明发展演进的时空框架和脉络，以及对后世基本文化格局的影响。历史时期，随着政权的更迭和不同文化之间的密切往来，不断地融合，中华民族共同体就像滚雪球一样，越来越大，越来越紧密。

从拓宽“覆盖领域”来看，就是要发现社会文化领域更多能够见证文明历史和促进文明发展的文化基因和文化力量

社会文化可包括祖先创造的一切物质产品和精神产品及其文化表现。物质性文化大到城乡聚落和长城、运河等大型构筑物，小到日常衣食住行相关物质载体；精神性文化如社会治理、思想文化、礼仪信仰、风土民情等，可以从政治、经济、文化等重要角度来综合观察。

从社会治理角度而言，从先秦时期的“五服”“九州”等空间治理模式的表达，到秦始皇一统天下之后，推行郡县制，书同文，车同轨，统一货币和度量衡等，奠定了我国无比稳固的多民族一统的制度文化和心理基础。

从经济层面来讲，我国早在新石器早中期，已形成了北方旱作农业、南方稻作农业和西北渔猎牧业三大经济区，奠定了后来我国作为农业大国的基本经济格局，以及各地域各民族之间互通有无的密切往来，亦成为奠定“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演进格局”的经济基础。

从文化发展角度而言，形而上的层面，文化经历了从“九州异俗”到“六合同风”的演变过程，以中原文化为核心的文化向心力极为强烈，始终对周边地区和民族构成强大的吸引力；与此同时，地方性文化的时代差异性和地区差异性始终存在，文化的多元性和包容性兼而有之，尤其是形而下的风土民俗层面，表现得极为丰富多彩。

文物是辉煌历史和璀璨文明的物质载体和印记，在时间、空间、文化的构成等诸多方面与历史文明的脉络相互印证

文物作为人类历史发展过程中遗留下来的遗物、遗迹，“从不同侧面反映了各个历史时期人类的社会活动、社会关系、意识形态以及利用自然、改造自然和当时环境的状态”（谢辰生先生语），见证了我国悠久的历史、人地关系和博大精深的文明。也正因为如此，可以通过文物的时间演变、空间分布、构成及其文化内涵的研究，来增进对文明历史和大地域国家的深入认知和理解。

文物产生的时间和延续性，与文明的发展脉络息息相关。五千多年未曾间断的文明历史，孕育了我国种类丰富、数量庞大的文物资源。通过文物的“发生史”“发展史”，可梳理出文明的“演变史”。只是文物的保存会受到历史变迁、自然变异等影响，越是历史的早期，能够保存下来的就越少，越需要专门的探索、保护和解读。

文物的空间分布和流变，也是和文明的空间格局和进程一致的。如果我们将文物资源的空间分布和文明的代表性构成要素，按照时间的进程，进行空间上的标识，就能够比较直观地了解它们在时空上的差异性和关联性。

从文物的构成和文化内涵等角度来观察，可了解到文明的诸多特点以及“覆盖领域”，不管是形而上的政治思想文化，还是形而下的衣食住行等物质载体，都呈现出丰富的多元性和立体的综合性。

正如孙机先生所言，“现今尊为‘文物’者，在古代，多数曾经是日常生活用品，以其功能在当时的社会生活中有着自己的位置。若干重器和宝器，只不过是将这种属性加以强化和神话。从探讨文物固有的社会功能的观点出发，它们如同架设在时间隧道一端之大大小小的透镜，从中可以窥测到活的古史。倘使角度合宜，还能看见某些重大事件的细节、独特技艺的妙谛，和不因岁月流逝而消退的美的闪光。”

基于对文明和文物“拓宽时空和覆盖范围”的研究，还可以更为充分地认识中华民族赖以生存发展的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并为当下和未来的可持续发展提供多方面的启发和借鉴

从自然环境来观察，我国处在一个相对独立又复杂多元的地貌单元，东临世界上最大的海洋太平洋，西有最高的山脉喜马拉雅山，北有广袤的沙漠草原，这样的地理格局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了文明发生和演进的空间格局。区内河流的分布、三级阶梯地貌特征以及季风气候下干湿度的分布等都对人们的生产生活和文化创造影响极大。总体来讲，东部季风区，大江大河中下游，中东部的平原、丘陵、盆地，更为宜居，这些地域之间的交流互动更为频繁，文物资源也更为丰富。以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为例，三阶梯约占58%，二阶梯约占40%，一阶梯仅占2%左右；东部季风区占90%以上，其中南部湿润区占了50%左右。

从人文角度而言，人是文明和文物的主体。越是人口聚集的地方，往往是文化发达、文物聚集的地方。综合来看，文物当然也是主要集中在东中部的宜居地区，尤其是著名的胡焕庸线（瑷珲—腾冲线）以东，既是我国人口最为集中的地方，也是文明发展和文物资源聚集的主要地方。不论是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还是各级文物保护单位以及登录文物，90%以上都分布在这条线以东的地区。这样的空间特征，与人口聚集、地域开发程度、经济发展水平、政治军事中心的设置等密切关联，现在的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以及文物密集区，历史上也往往是或大或小的政治、经济或文化中心和主要聚落所在地。

从历史上看，文物资源空间分布，与自然环境和条件影响下人们的生产活动和基本文明空间格局是一致的；越是宜居的地方，人口越聚集，文物古迹越丰富，文化越发达，文明程度也就越高。

综上所述，习近平总书记提出“拓宽研究时空范围和覆盖领域”的要求，指引我们从时间、空间、覆盖领域等多种维度和多重视角，深化对文物和相关文脉的认知和研究，既有助于挖掘、展示和解说更为丰富的资源、主题和内容，也有助于增进对文明发展时空脉络和内涵的理解，并为文明历史的深入研究、文化的繁荣、国家的发展更好地贡献“文物力量”。

（作者单位：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