查阅《大公报（香港）》，发现该报1940年8月7日刊载一则题为“华侨工商学院筹设博物馆学专修科”的报道（《科学》1940年第10期在“科学新闻”栏“博物馆学”标题下亦对此有报道）。现全文摘录如下：

“中国博物馆协会，由平迁滇以来，工作日渐积极。除协助各地博物馆内迁外，更加紧策动新馆之普设，以期使用博物馆学教育方法，善导民众参加抗建大业，收效宏溥（《科学》杂志报道中写作“宏博”）。近为推进是项运动起见，除复刊该会会报及编行博物馆学季刊外，更因年来新馆加设，如西康博物馆、兰州博物馆、贵州科学博物馆等，需要人才孔亟，而国内尚无养成专才之机关，且感于在国内设置专科，教材购备较属困难。故委托本港华侨工商学院于本年度开设博物馆学专修科。课程为博物馆学总论，博物馆教育方法论，布置陈列专论，标本制造，典藏方法，博物馆行政，广告学，人类进化史，摄影、电影与播音，水族馆、动物园与植物园行政，中国通史，地方志，心理学，儿童心理等科。注重实习，以修足一百学分为毕业。修业期限为二年。毕业生将来出路，闻由该协会与学院负责介绍至国内各博物馆服务。查华侨工商学院系经侨委会立案之海外大学，办理成绩卓著。该学院自奉到委托后，即聘定胡肇椿氏为该科主任，即日招生，筹备本年9月开课云。”（《科学》杂志报道中，此处写作“准于本年9月间开课云”）

《大公报（香港）》的这篇报道文字不多，但内容却颇为重要。报道除了介绍中国博物馆协会自北平内迁昆明（当时协会入驻此前已迁至昆明的北平国立图书馆内）所做重要工作以及博物馆领域的新发展之外，还特别提到了由中国博物馆协会委托香港华侨工商学院开设博物馆学专修科一事，因其关涉我国高校早期博物馆人才培养，故尤其值得关注。

关于开设博物馆学专修科一事，报道业已涉及专修科的学制、学业要求、培养方式、主要课程、负责人等人才培养的多个方面。具体来说，该专修科学制两年，实行学分制，学生修足一百学分即可毕业。培养方式是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既有理论课学习，也注重实习。至于所修课程，报道内容所及虽非一张完整的课程表，但课程主体大略可见。课程所涉及的学科，既有博物馆学（如博物馆学总论、典藏方法、布置陈列专论、博物馆学教育方法论、博物馆行政、水族馆、动物园与植物园行政等），也有专业学科（如历史学、方志学、心理学、人类学等），还有艺术方面的课程（如广告学、摄影、电影与播音等）。此外，还有博物馆技术（如标本制造等）。仅就上述课程而言，课程所涉及学科知识覆盖较为全面，且具有很强的行业针对性。同时，行政管理与工作方法在课程设置中也比较突出，实务导向明显。这种课程设置，一方面，反映了当时行业组织对于博物馆专业课程设置的基本认识，另一方面，可能与中国博物馆协会当时工作总体取向有关。中国博物馆协会在会报复刊声明中，就明确提出，会报“内容除保持原有论文专著消息外，特着重博物馆方法及行政诸学之阐发”（《科学新闻：博物馆协会会报复刊》《科学》1940年第9期）。至于专修科的负责人，香港华侨工商学院方面则聘请胡肇椿担任。后者曾留学日本，在上海博物馆供过职，并有考古、博物馆学方面的专门著述，是民国时期知名的文博专家。遗憾的是，对于学生入学条件，教学队伍，教学设施设备等方面内容，该报道并未提及。

中国博物馆协会是中国博物馆界的群众性学术团体，1935年在北平成立。其宗旨是“研究博物馆学术，发展博物馆事业，并谋博物馆之互助”。自协会成立伊始，博物馆专业人才的培养就成为业界一个重要的话题。1936年7月，中国博物馆协会第一次年会与中华图书馆协会第三届年会在青岛联合召开。与会代表提出的23项议案就包括“拟请设立博物馆人员训练所，造就专门人才，并呈请教育部立案”“应速设立博物馆官员养成所案”“呈请教育部指定国立大学若干所添设博物馆学系课程以期造就专门人才案”“应即设立古代美术工艺传习所养成传艺与修理人才案”（卫聚贤：《中国考古学史》，商务印书馆，1937年）等多个涉及专业人才培养的提案，反映了博物馆协会对专业人才培养的重视。不过，这些议案未能及时落实。而中国博物馆协会委托香港华侨工商学院开设专修科，可视为博物馆协会推动博物馆专业人才培养的一项实质性的举措，也是行业组织与高校合作办学的一次有益尝试。

关于我国高校博物馆专业人才培养的发端，过去，有一种看法认为，1942年在重庆璧山建立的国立社会教育学院，“其内设立中国第一个图书馆博物馆学系，以培养博物馆及民众教育工作人才。博物馆学第一次登上大学的讲坛”（荆三林，李元河：《博物馆基础理论与实用技术》，河南大学出版社，1990年2月）。这一看法影响甚广。从时间上看，香港华侨工商学院受托开设博物馆学专修科显然较国立社会教育学院培训项目更早。另外，国立社会教育学院隶属于当时的教育部，属于高教系统一种独立的人才培养模式。中国博物馆协会委托香港华侨工商学院在1940年开设博物学专修科则代表了另一种人才培养模式，即行业组织与高校合作培养专业人才的模式。从这一角度讲，《大公报（香港）》的这则报道为认识我国高校早期博物馆人才培养发端等问题增添了新的材料。

根据《大公报（香港）》报道，中国博物馆协会委托香港华侨工商学院开设专修科，一个重要考量是该校“系经侨委会立案之海外大学，办理成绩卓著”，同时，也是基于在港开设专修科购备所需教材相对容易。此外，在港开设博物馆学专修科可能也与当时香港的地位不无关系。自抗战爆发第二年至太平洋战争爆发，香港成了华南教育文化的中心。“文化上，当时的香港确是盛况空前，全中国最负声誉的报纸，最大规模的出版业，以及不少华南的优良学校，都在香港出现”（阮柔：《香港教育——香港教育制度之史的研究·庄序》，进步教育出版社，1948年）。自然也不排除安全方面的考虑。1940年中国博物馆协会委托办学之时，香港尚未落入日寇魔掌。不过，关于开设专修科一事，在香港华侨工商学院方面，除报道中提到负责人的聘任外，尚不见有关该培训项目的其他更多材料。在有关该院早期历史的叙述中（《华侨工商学院院史概略》，《华侨工商学院校刊》1948第1期复刊），也不见有开设专修科一事的相关文字，甚至专修科依托院系等，亦不甚明了。考虑到时值抗战时期，而1941年底香港即告沦陷，报道中所称“即日招生，筹备本年9月开课云”等，可能最终并未确切地实施。这或许也是该项目长期不被提及的原因之一。[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中国博物馆学发展史研究”（项目编号：21BKG012）的阶段性研究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