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文化时期 青铜文明鼎盛阶段的文化格局

继夏而兴的商文化时期，中原地区在以农业经济为主的生业模式背景下，经过文化格局的变动和政治构架的形成，奠定自己在中华文明早期发展阶段中的主导地位，主要体现在城市的繁荣、文字的成熟和青铜铸造的发展等方面。

商代遗址数量众多，有学者可将商代聚落划分为四个等级，即全国性中心聚落、地区性中心聚落、大型村落和小村落。经过考古发现确认的商代城址数量较多，多分布在黄河和长江流域，以中原地区分布为主。从早商的郑州商城、偃师商城，中商的洹北商城至晚商的安阳殷墟，商代的都城重心虽有所转移，但均位于河南范围内。周边的城址则有自身的职责和功用，整个有商一代，商王朝以其强大的凝聚力和辐射力，将其他城址及邑聚团聚在周围，周边遗址如众星捧月般的守护商王朝的统治，为商代的稳定发展提供重要的保障。

从早商时期郑州商城、偃师商城到中商时期小双桥遗址陶文的少量发现，到商代晚期安阳殷墟陶文、金文、玉石器文字和甲骨文的大量发现，甲骨文体系的成熟，表明以中原地区为主体的文字体系逐渐形成。吴城遗址、老牛坡遗址陶文的发现，体现出中原地区与周边存在不同程度的融合与交流。

商王朝时期发现的青铜器数量极丰，铸铜作坊遗址或与铸铜有关的遗存亦比较多。尤其是在晚商青铜文化发展的鼎盛时期，商文化分布范围之外亦发现有大量的青铜器。有学者根据商代青铜器超出同时期商文化分布范围这一现象，提出中国青铜时代存在一个“礼器文化圈”。青铜礼器群在商文化周边地区的广泛发现，是周边地区族群上层认同中原华夏观念、接受中原礼器制度的重要反映。

商王朝作为一个广域王权国家，其统治范围与其王权强弱联系密切。早商时期，商文化大致是以伊洛和郑州的二处商都为中心而逐步向外推进的，分布的范围不断扩大。二里岗下层阶段，商文化遗址的分布区包括河南大部、晋南、陕西东部和湖北北部。二里岗上层文化阶段，商文化扩展至山东西部、江西北部、湖南北部、内蒙古南部、陕西中部和河北南部地区。与核心地区较远的周边区域，如内蒙古南部的朱开沟、陕西南部的城固、安徽的铜陵、湖南的澧水流域亦出现有少许的商文化器物、个别的墓葬和小型的聚落。

中商时期，商文化向外扩展的迅猛势头突然消失，除关中地区外基本不再扩大，这可能与王室衰微和“九室治乱”有关。二里冈文化白家庄期，河南、陕西、山西、山东、河北等地遗址出土的陶鬲、甗、尊、盆、罐等，形体增大，器壁一般较厚，绳纹普遍变粗。这种器体浑厚、独具时代特征的陶器风格，应是在白家庄期形成的，其核心区域就是小双桥，这些独特的文化风格然后由此地传播到其他地区。小双桥遗址具备都城的规模和内涵，文化要素以本地商文化因素为主，还存在东方岳石文化、北方草原青铜文化、南方文化等外来文化因素。

晚商时期，文化的分布中心转移至豫北冀南或鲁西等地，与之相应的是商文化在晋西南、鄂东北地区亦出现了退缩或势力减弱的趋势。殷墟作为晚商时期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中心，其考古学文化对周邻地区形成很强的辐射作用，对周邻地区甚至边远地区考古学文化有着深远的影响。同时，殷墟文化中也有部分来自于北（西北）、西（西南）、南（东南）及东方等地区的文化因素。

商王朝对西方的扩张主要目的是获取和运输资源。以陕西东龙山和老牛坡为代表的遗址显然与秦岭山区的铜矿及其他资源有关。晋南地区盐业生产在二里岗上层时期的衰落，可能与商王国成功地向东方扩张，在沿海地区控制了新的盐产和其他海洋资源有关。大辛庄类型的发展及对岳石文化的同化，可能反映了商人为得到沿海地区自然资源特别是海盐而对东部边疆的殖民活动。对南方的扩张主要目的是获取长江流域丰富的金属矿产资源，发现有商人开发的江西瑞昌铜岭和湖北大冶铜绿山铜矿。湖北盘龙城、江西吴城、鲁西大辛庄和鲁西南的一些遗址均是设置在通往重要资源交通线路上的枢纽。东下冯商城靠近盐池、盘龙城商城邻近铜矿，府城商城、垣曲商城和新郑望京楼商城则分别位于通往北方、西北方和南方的交通要道上。

商代对周边地区的扩张、融合与交流，体现出商文化的主导地位，而周边地区亦对商文化产生一定的影响。商文化和周边文化的交流方式多是战争背景下的资源掠取、商业贸易、进贡等，主要是为了获取更多的资源，如盐业、矿业、海资源等。物质需求和战争倾向的不同，决定了商代本地族群与周边外来族群文化交流方式的差异性，进一步反映出商文化内部文化面貌的多样性，社会文明化和复杂化程度较高。

周王朝时期 王权国家巩固阶段的文明形态

殷周鼎革，中国历史进入西周时期。在周王朝的政治文明框架中，以“宗周-成周”为中心规划四方体系。何尊铭：“余其宅兹中国，自之乂民。”周天子居天下之中“成周”，依五服体系， 由内而外分邦内、邦外、诸卫，最外围为蛮夷、戎狄，不同圈次因对周王室承担的义务不一样而与政治地位挂钩。

作为当时两大族群，周人在政治上强势、物质文化落后，而商人恰好与之相反，且殷周人数相差甚远。如何处理人口庞大的殷遗民，学习文化发达的殷文化，继承管理瞬间扩大的疆域，是必须要解决的重大问题。周人通过分封制、宗法制，制定礼乐规范，完成了天下归周、归心，整合了新建立的周王朝内部文化的统一性，以中原为中心的青铜文化的核心地位在继承商文化的基础上得到了进一步巩固。对待殷遗民，以周公为首的周人统治者采取分而治之的办法，削弱其力量。具体而言，大规模地迁徙至陕西宗周、洛阳成周，赐予各个诸侯国。西周早中期墓葬中，常见一类带腰坑、殉狗，随葬品有鬲簋豆罐等的墓葬，墓主多认为是殷遗民。西周晚期，以日铭族徽为代表的殷人铜器符号逐渐减少并消失，具有殷遗民墓葬特征的要素逐渐减少。而与此同时，代表着中原殷商先进生产力的青铜铸造业全盘为周人继承，不仅仅在周人都邑性质的丰镐、周原、成周一带落地生根，而且还以分封的形式，扩散到各个诸侯国，对非周王朝统治区的周边而言，也有机会全面了解青铜器制作过程及青铜器所蕴含的礼制文化。在接近中原文化圈的外围，如湖南望城高砂脊、广东博罗横岭山、成都彭州市竹瓦街、迁安小山东庄、福建浦城管九村、江苏与安徽一带，还发现有仿照中原兼土著特色青铜礼器，这表明其已掌握了一套制作青铜器的工艺，这些在文献中分属楚、巴蜀、吴越、诸夷。西周时期中原青铜文化圈在商代的基础上不但扩大了，而且发生了质的飞跃。部分部族在随后的发展中，或者改造，或者直接引进中原器物制度，在各自区域国家的建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进而为挑战中原王朝奠定了技术及政治基础。

在与周边文化互动与碰撞过程中，来自异域的物质、文化要素也逐渐进入中原世界，丰富和强化了周人构建各项秩序的物质内容。南方文化因素方面，西周早中期，周人持续对来自南方的原始瓷及硬纹陶输入，作为高等级墓葬的随葬品；镈钟是南方长江流域青铜文化的产物，西周中期之后中原流行的镈钟是受南方文化的影响而产生的，并迅速成为礼乐文化重要内容。周人从北方文化因素引入了包括銮铃、马首挂件车马件；北方文化因素包括环首、兽首在内的各类刀，长銎戈、钺、管銎斧、短剑、有銎长体刀，也纳入周人兵器谱中；来自经西北传过来的权杖头依旧保持着其身份地位象征；也包括了蛋形瓮，鍑等日用器物。

周幽王时期，犬戎攻陷周都，周平王被迫放弃丰镐迁都成周。这是西周中晚期周边部族对中原文化造成的极大震动，夷夏之辨愈显突出。东迁后的周王室面临前所未有的政治危机，对各个诸侯国的约束力急剧下降。中原文化内各诸侯国独立性加强，形成中原文化圈下的亚文化，彼此展开了对内与对外的全面竞争，政治上先后有春秋五霸、战国七雄，文化上礼崩乐坏、诸子百家。中原诸国、中原与周边诸国之间的捭阖纵横，中国历史进入了大分化、大动荡、大变革的时代，形成一幅波澜壮阔的时代画卷。吴越、荆楚、戎狄等周边民族吸收中原先进文化的基础上，迅速崛起，建立了自己的国家或者独立的政权，发动对中原诸国的攻伐，争夺霸权，兼并领土，问鼎中原以窥探神器。

中原文化对吴文化影响深远，以春秋时期大型墓葬为例，早中期流行随葬原始青瓷，但至晚期受中原礼制文化影响，开始普遍的随葬青铜礼乐器、兵器、车马器和生产工具，且多成套出现。同时，吴文化也在东周时期对中原施加影响，吴越地区刻纹薄胎工艺类铜器、吴越风格的戈、剑等，广泛发现于中原各国。考古资料显示，早期楚文化发生、发展深受中原文化影响，过凤楼类型中常见关中周地类型器物。文献载武王克商，楚曾参与，昭王挞伐荆楚，身殒汉江。西周晚期、春秋早期之际，楚文化已逐渐发展壮大起来，至春秋中晚期，发展成为汉江大国，沿着汉水流域、方城通道、淮水流域，兼并中原文化圈的曾、申、息等国，一路北上，争霸中原，饮马黄河。战国时期，西灭巴、东灭越，与韩、魏、秦、齐中原诸国捭阖纵横。自春秋中晚期开始，楚文化中的青铜器日渐显示出与中原不一样的风格，独成一派，河南淅川下寺楚墓青铜器集中体现了楚文化独特的面貌。至战国中晚期，河南黄河以南大部分领土为楚文化分布区，竖穴土坑墓中已有斜坡墓道的设置，采用木板分割椁室，漆木器增多，龙虎足方壶、浴缶等楚系墓葬出现于中原文化区。

中原地区除了考古所见北方民族器物之外，不少戎狄族群也内迁至中原腹地，河北行唐故郡、伊川徐阳陆浑戎贵族墓、山西北白鹅墓地、韩城梁带村刘家洼芮国家族墓地，临猗程村墓地均可见到戎狄文化遗存，特别是位于东周王畿附近的徐阳陆浑戎贵族墓地，表明华夏族与戎狄已深度融合，仅从某些器物显示出为戎狄风格，整体葬俗已采用中原文化，体现了东周时期周边少数民族不断地纳入中原文化圈的历史进程，是以华夏族为基础的秦汉统一大帝国前夜。

秦汉及其以后时期 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形成、发展与繁荣

公元前221年，秦统一六国建立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中央集权的多民族统一国家，中国历史从王国时代进入帝国时代。帝国时代集中表现为都城成为古代国家历史的缩影，帝王陵墓则成为历代王朝“国家文化”在地下世界的缩影，“陵墓若都邑”“事死如事生”思想逐渐深入人心。

秦国祚短暂，中原各地在受秦文化的影响下其文化面貌仍保留了自身浓厚的文化传统。中原地区秦墓葬俗呈现多样性特点。豫西三门峡地区因临近秦文化核心区，表现出与关中较强的一致性。如三门峡秦墓多为洞室墓，使用屈肢葬，随葬蒜头壶等陶器。洛阳、郑州与新乡为中心的三晋两周文化区所发现的秦墓多出现洞室墓墓葬形制，屈肢葬葬式，随葬罐、釜、盆、甑以及蒜头壶等日用陶器。在南阳、驻马店为代表的豫南地区，由于临近楚文化中心，秦墓在文化特点上又表现出较多的楚文化特点。突出表现为墓坑填土使用五花土与白膏泥，墓中设置有边厢，墓葬中出现一定数量的高足楚式鼎以及楚式平底盒。

秦汉时期是帝国时代的初创阶段，也是统一多民族国家形成和初步发展时期。东汉洛阳城继承了秦咸阳城、西汉长安城的多宫制布局，宫殿遗址主要为南宫与北宫，二宫城均基本居都城东西之中，形成都城的“坐北朝南”方向。此外还继承了西汉长安城12座城门、“一门三道”制度、遵循“面朝后市”之制，如南宫东北部有太仓、武库，西北部设大市称金市。东汉洛阳城内和四郊也建有整套的礼制建筑，“左祖右社”设置的宗庙和社稷。东汉洛阳城开启的都城布局形制在魏晋洛阳城得以确立并发展，对后代都城布局产生了深远影响。东汉洛阳城改变了汉长安城多宫城的“二元政治”布局，帝陵合葬制度也由西汉帝陵的帝后同茔不同穴变为帝后同穴合葬，此后历代王朝帝陵承袭此制；明帝开创上陵之礼，并产生了更为深远的影响，也导致中国古代帝陵制度发生重大改变，奠定了此后魏晋南北朝、唐宋、辽金与明清王朝的陵寝制度。同时中原地区在两汉时期是全国的经济中心，洛阳成为政治文化经济意义上的天下之中。从考古发现看，汉代的冶铁遗址以中原最为集中，属于当时的南阳郡和河南郡均发现了超大规模的汉代冶铁遗址，并有“河一”“河三”“阳一”等铁官铭，为铁官作坊编号。“河内工官”铭的铁器在云南、广西、福建等边远地带均有发现，足见中原地区冶铁技术和铁器对周边的影响。东汉建都洛阳城，使其更是成为东方世界经济中心，成为丝绸之路新起点，中原与周边国家文化交流更为密切，具有典型特征的铜镜、铜钱在中亚、日本、蒙古等地均有出土发现。

魏晋南北朝时期是汉唐之间的过渡时期。其间分裂和战乱长达四个世纪之久，出现了史无前例的民族迁徙，古代少数民族内迁中原，还有西域人士通过丝绸之路内迁归附中原。汉族传统文化与内迁的众多少数民族文化、外来文化相互交流、碰撞和融合，使中华民族在中原地区进入全面融合新阶段。纵观自三国时期邺北城、经北魏洛阳城到东魏北齐邺南城的城市布局的创新发展和演变，逐步开启了具有宫城、皇城、郭城的里坊制度都城布局。总体表现为都城内宫殿所占比例的缩减，单一宫城的出现且坐落于都城北部居中的重要位置，宫殿呈现“建中立极”特点，中轴对称布局以凸显皇权威严；里坊在都城内所占比例增加，开创了封闭式里坊制度，对中国历代都城规划布局产生深远影响；“市”在“城”中的作用日益凸显。为适应军事需要，“三台”“金墉城”等城防设施趋于完备。这一时期葬俗发生重大变化。曹魏时期帝王力主薄葬，西晋时期从主节葬到厚葬之风逐渐抬头，出现墓道加长、墓内放置墓志、随葬陶俑的新变化。南北朝时期尤其是北魏迁都洛阳后形成了新葬俗。集中表现为墓道设置天井，墓壁绘制壁画；随葬陶俑增多，墓志盛行，石棺、石椁流行，如安阳固岸墓地东魏墓出土围屏石榻等。同时南北朝时期佛教盛行，佛教艺术繁荣发展。总体而言，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是中国古代统一多民族国家形成和发展的重要时期，这一时期不同民族、不同地区文化在中原地区交流、碰撞与融合，中外文化频繁互动，进而迎来了较之汉文明更为辉煌的唐文明。

隋唐宋时期是我国专制帝制时代发展的又一高峰。隋唐洛阳城由郭城、皇城、宫城三部分组成，设置有南市、西市、北市“三市”和里坊区，是中国古代封闭式都城发展的最高阶段。同时隋唐大运河的开通，使洛阳成为全国的交通中心，为中国中古时代及其以后历史的发展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巩义北宋皇陵采用“五音姓利”与以往帝陵的堪舆形成鲜明对比。洛阳龙门石窟这一“国家工程”反映了中原王朝统治者有容乃大的情怀。北宋东京城，开放式的街巷彻底代替了封闭式的里坊制度，使社会商品经济进入一个新的历史发展阶段。北宋东京城的布局对辽中京、金中都、元大都和明清北京城的布局都产生了较大的影响。作为宋代物质文化代表物——瓷器，宋代的五大名窑，中原地区即占其三，充分说明当时中原造瓷业的兴盛并对全国其他地区所起到的引领作用。

总体而言，中原地区在秦汉唐宋时期是国家的核心文化区，是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形成、发展与繁荣的重要区域。金元以降，随着国家政治、经济中心转移，中原文化逐渐融入了统一的中华文明之中。

执笔：梁法伟 赵清波 李世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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