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原本意为“天下至中的原野”，又称中土、中州、华夏，考古学上的中原一般是指以河南为中心的黄河中下游地区。这一地区横跨中国地形的第二、三阶梯，包括了黄土高原南部、华北平原以及黄河中下游平原的部分地区，区域内有黄河以及重要支流渭河、汾河、伊洛河等贯穿其间，交通方便，地貌类型以河谷平原和黄土台塬为主，土壤深厚，土质疏松，适宜于早期农业的开垦耕作。本区域大部分位于暖温带大陆性季风气候区，降雨充沛，雨热同季，十分适宜于发展农业经济。中原地区文化底蕴深厚，是中国古代建都朝代最多，建都历史最长，都城数量最多的地区，长期是古代中国政治、经济、文化和交通中心。

中原地区是中华文明的重要发祥地，是中华文明起源和多元一体格局形成研究的关键区域。在中华文明多元一体起源、形成、发展进程中，中原地区考古学文化从未间断，文化发展不论是高潮或低潮，始终与周边区域进行着文化交流与互动，取长补短、创新生长。

旧石器时代 人类起源阶段的人群迁徙与技术传统

河南境内旧石器遗址多分布在豫西、豫西南山地丘陵向平原的过渡地带，主要涉及三门峡盆地、伊洛河流域、嵩山东麓、平顶山地区、南阳盆地等。大量不同工业类型和不同文化阶段遗址的发现，使该地区建立了较为完整的年代框架。

河南地区已发掘的旧石器时代早期遗址12处，发现的人类化石有“栾川人”“淅川人”和 “南召人”，所处时代与“北京人”相当，同属人类演化过程中的直立人范畴。文化面貌整体上与我国南方砾石工业有很多相似性，同时与周口店第1地点、峙峪等为代表的我国北方小石片工业有一定相似性。由此可见，河南地区旧石器时代早期古人类在与南方砾石工业人群进行文化交流的同时，也保持着与我国北方小石片工业人群的文化交流，体现了南北文化交流融合的特色。

距今约12万—5万年为旧石器时代中期，“许昌人”头骨距今10.5万—12.5万年，这一阶段的古人类化石，河南仅此一处。“许昌人”头骨上内尔迷路模式与许家窑人极其相似，有典型尼安德特人的特征，说明两者存在一定的人群基因交流，从石器工业类型也能看出，许昌人遗址与河北板井子、许家窑遗址之间虽有一定差异，但表现出较多的相似性，而与欧洲尼安德特人所创造的莫斯特文化相比，则表现出明显文化差异。

从年代划分上，河南属旧石器时代中期的遗址有许昌人遗址、汝州温泉遗址、郑州老奶奶庙遗址和淅川坑南遗址等。整体上看，河南地区这一阶段遗址的文化面貌仍保留有我国南方砾石工业的文化因素，但所占比例有所下降，而小石片工业所占比例增加，石器加工技术较早期也有所进步，同时，还出现了更为先进的阿舍利技术，许昌人遗址也出现了具备精准控制力的压制技术。由此可看出，河南地区旧石器时代中期古人类保持了自身文化特色，与同时期我国南北方人群保持文化交流的同时，也与西方保持一定的人群和文化交流。

距今5万—1.2万年为旧石器时代晚期，河南发现古人类化石的遗址有鲁山仙人洞遗址和栾川蝙蝠洞遗址，鲁山仙人洞遗址发现了距今3.2万年的古人类骨头断块，在现代人变异范围之内。这些古人类化石和牙齿所表现出的形态特征相似，而与直立人、古老型智人差异很大，同属人类演化过程中的早期现代人范畴。

嵩山地区发现的旧石器晚期遗址群填补了中原地区及东亚大陆这一阶段旧石器文化的空白，所反映出的石器工业具有较为鲜明的区域文化特征，从石料选择、加工技术及石器组合等文化性质可看出，与我国北方小石片石器工业面貌没有明显不同。

石叶工业和细石器工业是起源于旧石器时代晚期的一种技术较为先进的石器工业类型。河南地区经正式考古发掘、有确切地层的石叶遗存仅有登封西施遗址，而西施遗址与河南周边的下川遗址、塔水河遗址等发现的石叶遗存相似，石叶技术并不十分成熟，都是非典型的石叶遗存，或暗示他们之间存在着一定的文化交流。

目前，河南发现的细石器遗存有许昌人遗址第⑤层、舞阳大岗遗址第④层、新密李家沟遗址第⑥层和裴李岗遗址旧石器文化层，所表现出的细石器文化面貌存在较大相似性。总体来看，河南地区的细石器文化与华北地区其他细石器遗址的文化面貌具有高度一致性，表明本地区的细石器文化可能来源于以下川、虎头粱等遗址为代表的华北典型细石器文化，并保持了较为频繁的文化交流。

裴李岗时代 “早期中国文化圈”的雏形开始形成

裴李岗文化是新石器时代中期分布于中原地区的核心考古学文化，年代为公元前6500年至公元前5000年。裴李岗文化以豫中嵩山地区为中心，东到豫东的周口项城，西到三门峡，南抵信阳潢川，北至豫北安阳，分布范围十分广大。目前裴李岗文化遗址发现有160多处，重要遗址有新郑裴李岗、沙窝李、唐户、郏县水泉、长葛石固、舞阳贾湖、安阳八里庄等。

裴李岗文化特征鲜明、发展程度较高，已经有了完备的农业生产和加工工具，过上了农业定居生活，农业生产性别分工出现，聚落布局已经显现。贾湖遗址出土的骨笛、内装石子的龟甲均很可能为祭祀器具，加之丰富的祭祀坑，反映出浓厚的祭祀文化。贾湖骨笛多为七孔、制作精美，是中国发现最古老的乐器，改写了世界音乐史；出土陶片上附着的沉淀物中含有酒类挥发后产生的酸，残留物的化学成分与现代米酒、葡萄酒相同；刻划符号提供了早期文字的线索。裴李岗文化所代表的文明成就是整个东亚文化发展的“高地”，因此这一时期被学术界称为“裴李岗时代”。

裴李岗文化时期周边地区分布着磁山文化、老官台文化、后李文化等。磁山文化发现有数量较多的小口双耳壶、三足钵、深腹罐等裴李岗文化典型器物，且从早到晚呈现出明显增加的趋势，显示出磁山文化受到裴李岗文化的较大影响。老官台文化中圜底钵、三足钵、圈足钵等器物在裴李岗文化中能够找到原型，前者流行的一些葬俗也与后者基本相同。有理由相信老官台文化是裴李岗文化向西扩张、与当地土著文化融合而产生的。后李文化分布于海岱地区，与裴李岗文化是相对独立发展的两支考古学文化。在山东章丘小荆山、临淄后李等遗址中发现少量小口壶、长颈壶、侈口粗颈罐、乳足钵等器物，与裴李岗文化同类器型相似，应是受到后者的一定影响，表明两文化之间已经有了一定程度的交流。值得注意的是，在后李文化继承者的北辛文化中，石铲数量较多，有一定数量的乳钉纹装饰，钵及小口双耳壶、三足钵的形态特征与裴李岗文化颇为相似，鼎的出现亦应是受到后者的影响。学术界普遍认为北辛文化是在后李文化基础上，吸收继承了较多的裴李岗文化因素而形成的，可见裴李岗文化晚期阶段对东方海岱地区的大举迁徙和扩张，已改变当地文化的面貌和发展方向。

另外在湖南澧县彭头山、安徽蚌埠双墩、江苏泗洪顺山集等遗址中能见到裴李岗文化因素陶器，反映出裴李岗文化因素已远播至长江中游、淮河中游等地区，与彭头山文化、城背溪文化、双墩文化、顺山集文化等产生了一定程度的文化交流。

裴李岗文化发展水平明显高于周边同期诸考古学文化，尤其在其晚期阶段对周边地区进行了强势扩张和迁徙，使得中原地区与渭河、汉水上游地区、冀南地区、海岱地区第一次产生紧密联系，其文化因素甚至远播至长江中游、淮河中游等地区。裴李岗文化的强势扩张，对周边同时期考古学文化产生强烈的影响，带动了周边地区诸文化的发展与演进，从而使得“早期中国文化圈”的雏形开始形成，为中华文明的起源和早期发展奠定坚实的基础。

仰韶文化时期 华夏民族从“农业起源”到“城市革命”的早期文明化进程

仰韶文化是我国分布范围最广的考古学文化，涉及10余个省区，延续时间最长达两千余年，大体可分为初、早、中、晚四个发展阶段，在其广阔的分布区域内可分为不同的“类型”或称为文化，是一支巨大的文化丛体或文化系统，内涵极其丰富。同时仰韶文化是我国史前时期影响极为深远的主干性文化，在所有史前文化中具有独一无二的重要地位，是多元一体“重瓣花朵”式史前文化发展格局的“花心”。

双槐树等遗址的材料则表明仰韶中晚期已经初步进入了文明社会。仰韶文化中孕育了诸多华夏文明的核心基因，有学者指出仰韶文化在中原地区的发生、发展和繁荣壮大的过程也正是华夏民族从“农业起源”到“城市革命”的早期文明化进程。

仰韶文化初期和早期中原与周边地区存在着文化交流与互动，如下潘旺类型的陶釜在磁山文化中找不到源头，应来自海岱地区的北辛文化，有学者指出北辛文化的西向扩张对下潘旺类型的形成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半坡类型文化发展水平较高，对周边地区积极施加影响。豫西晋南地区的东庄类型在其发展过程中亦受到半坡类型的较大影响，同时对半坡类型亦反向输出文化影响，而东庄类型的鼎应是受到后岗类型的影响。后岗类型文化发展亦较强势，分布范围较之前的下潘旺类型明显扩大，除分布于豫北和冀南地区之外，其文化因素进入晋中北地区，并将该地区纳入其分布范围。同时后岗类型与东边海岱地区有较为密切的文化交流，河北北部、内蒙古中南部等地区亦能见到后岗类型文化因素。此外，豫西南地区八里岗类型与南部江汉地区之间也有一定的文化联系。

仰韶中期中原地区仰韶文化的发展水平明显高于其他地区，对周邻文化有着极其强烈的辐射与影响。大汶口早期文化中明确来自于仰韶文化的陶器器形主要有敛口彩陶钵、卷沿曲腹彩陶（素面）盆、矮领折肩罐、束腰器座等。大汶口文化早期阶段的彩陶艺术，主要是在此时期中原地区仰韶文化的传播和影响之下发展起来的。大溪文化北临仰韶文化，两种文化以汉江作为交流通道。由于两种文化发展水平都较高，因而这两种文化之间的交流是相互的，但整体上来看，仰韶中期文化对大溪文化的影响更为强烈。在大溪文化遗址中发现的白衣彩陶和圆点勾叶纹、花瓣纹、鸟纹、垂帐纹、叶形纹、弧边三角纹彩陶纹饰，陶器中所见的双唇小口尖底瓶、缸、圜底釜、红顶钵等，应该都是仰韶文化南下的产物。

中原仰韶中期文化彩陶艺术对南方长江下游薛家岗、崧泽文化和北方地区红山文化、小珠山中层文化也产生了一定的辐射与影响。如见于上述地区的弧边三角纹、花瓣纹等彩陶纹样，应是受中原地区彩陶文化影响产生的。红山文化、小珠山中层文化某些陶器器型也能明显看到受到仰韶文化的影响。

仰韶晚期文化内部分化逐渐加强，同时受到周边地区文化的强烈冲击。自这一时期开始，东方大汶口文化的大量文化因素出现在中原地区豫东、豫中等地区，郑州大河村、禹县谷水河、鄢陵故城等遗址中均能见到大汶口文化典型器物。甚至在豫西晋南地区的渑池仰韶村、古城东关等遗址中亦能见到大汶口文化因素陶器。江汉地区的屈家岭文化开始北渐，大量屈家岭文化因素出现在豫西南、豫南地区，并深入豫中地区，晋南地区的天马—曲村赵南遗址中亦有屈家岭文化陶器出土，应为屈家岭文化因素传播的最远边界。近年发掘的宜阳苏羊遗址发现有典型的屈家岭文化陶器，是后者文化因素北渐并深入河洛地区核心区域的证明。

仰韶文化晚期周边地区大量文化因素向中原地区的传播和汇聚，使得中原文化能够充分吸收和借鉴周边地区的先进文化因素，对自身文化进行调整和重组，激发内在发展机制，为中原地区不间断的文化发展注入新的活力，增加新的动力。

龙山时代和早期青铜文化 以中原为中心的历史趋势的形成和夏王朝建立

中原地区在仰韶文化之后进入了龙山时代。现有材料表明：河南的龙山文化已进入铜石并用时代，二里头文化已进入青铜时代，即为学术界普遍公认的夏文化遗存，而河南的龙山文化晚期可能已是夏文化的早期遗存。

中原地区的龙山时代明显可以分为早晚两个阶段。早段包括庙底沟二期文化、大河村五期文化、孟庄龙山早期文化等同时期的遗存；晚段则指王湾三期文化、后岗二期文化、造律台文化、陶寺文化和三里桥文化等同时期文化的遗存。

龙山时代早期阶段是中原地区文化与社会复杂化在前期发展至巅峰时期后的调整阶段。这一时期，大汶口文化强势西进中原占据豫东地区，晚期向西可达沙颍河中游地区，形成了大汶口文化尉迟寺类型；屈家岭－石家河文化向北抵达南阳、信阳和驻马店一带，豫南地区被纳入了江汉文化系统的势力范围。中原地区的庙底沟二期文化、大河村五期文化和孟庄龙山早期文化在形成和发展的过程中，在主要继承本地仰韶文化的基础上，都或多或少的受到了周边同时期文化的影响，吸收和借鉴了周边其他文化的因素。

龙山时代晚期中原地区社会获得了空前的发展。此时的农业、畜养业获得了稳定的大发展，家养动物除了传统占主要地位的猪之外，牛、羊也进入了中原人群的生活。平粮台城址发现的车辙，说明在距今4200年前人们已经发明了新的运输工具，极大提升了运输的能力和效率。布局清晰、规划明确的城址和聚落说明统领“公共事务”权利的加强。叶县余庄遗址发现的大型墓填补了河南龙山时期无高等级墓葬的空白，这些高等级墓葬方向一致，布局合理，随葬陶礼器呈现出9、7、5件成组的特点，是最早以特定数量列器作为墓主人身份地位象征的实例，具有显著的礼制特征。禹州瓦店遗址完整揭露出一处距今4000年左右的大型夯土祭祀遗迹，被部分专家认定为文献记载中的“墠”；淮阳时庄遗址被确认是龙山末期至夏代早期的一处粮食仓城遗址。

龙山时代晚期中原地区的显著特点是城邦林立，有着同时期分布最集中的城址群。4.2ka气候干冷事件带来的环境变化，“弄巧成拙”地改善了中原地区粟、黍旱作农业的生产条件，同时也激发了中原人群务实求进、兼容并蓄、群体合力的坚韧生存潜力。不同等级的聚落呈现出爆发式的增长，反映出人口的激增。防御色彩浓厚的城墙和壕沟、大量出现的箭镞等武器均表明资源的争夺越来越激烈。这一时期，中原地区分化加剧，最直接的体现就是早期阶段的考古学文化裂变成更多的区域性考古学文化。生存的压力和竞争的常态使得社会各种资源逐渐“集团化”，产生了一个个以大型聚落或城址为核心的区域性群体，正对应着中原龙山时代晚期不同的考古学文化。每个“集团”中的核心城址汇聚了最为先进的技术、思想和“政体精英”，拥有凌驾于普通人群之上的特权，引领着区域社会的发展。不同文化、不同“集团”之间的频繁交流和激烈竞争，使得中原龙山晚期文化群在消化内部矛盾的同时趋同性更强，形成了一个庞杂的文化复合体。龙山时代晚期阶段中原地区是社会大变革和群雄并起阶段，经过数百年的积淀和发展，中原龙山时代在“邦国”的末期或许已经迈进了“成熟国家”的门槛。

总体上看，中原龙山晚期文化复合体在这一阶段不再像龙山时代早期那样固守本土，而是在一些方向上开始了向外的扩张过程。比如新生的造律台文化取代大汶口文化晚期的尉迟寺类型，占据了豫东地区，使得这一区域重新回到了中原文化系统的势力范围，这一现象的产生可能与涿鹿之战有关；王湾三期文化随着自身实力的增加，在晚段强势南进，驱逐了当地的石家河文化，伴随着“禹征三苗”的历史事件，将南阳、驻马店和信阳等区域再次统归中原。龙山时代早期东、南方向的攻守关系在此阶段实现反转，体现的正是龙山时代晚期中原文化蓬勃的发展力。

龙山时代晚期中原文化内部交流频繁，并不断地接受周边文化的影响，造律台文化和后岗二期文化中出现的斜流袋足鬶、子母口陶器等明显受到山东龙山文化的影响；三里桥文化中出现的高体单耳鬲、双耳深腹罐、罐形斝等都是客省庄文化常见的器类。经过了约200年的发展，到了夏代后期，二里头文化在中原地区动荡融合重组中强势迅猛崛起，夏王朝的实力不断增强，中原的引领地位逐步形成，影响范围空前广阔。

二里头文化时期形成“金字塔”式聚落结构：二里头遗址为夏代都邑，周边分布着东下冯、大师姑、东赵、望京楼、蒲城店、八里桥等拱卫都城的二级城邑，控制着其他中小型聚落。二里头遗址新发现多条道路，把遗址分为多个方正、规整的网格区域，宫殿区居于核心，突显宫殿区的核心地位，反映出社会阶层、等级划分非常严格、特别有序，另外，发现大量铜礼器、玉礼器、陶礼器，是进入王朝国家的重要标志。

二里头文化时期，中原地区与周边的文化交流更加深入，范围也更广。江浙地区的马桥文化遗址内发现过三足皿、管流鬶等二里头文化因素的器物。成都平原的三星堆文化和燕山以北的夏家店下层文化，均发现了玉璋、玉圭、铜牌饰等器，应与二里头文化有密切关系。二里头遗址出土的“象鼻盉”则可见于西北地区的齐家文化遗存和东南地区浙江、福建的遗址之中。在二里头文化向外输出的同时，周边地区也对其产生了较大的影响。二里头遗址出土的印纹硬陶、双孔半月形石刀、弦纹或绳纹束颈盆等器物，则应是受到东南地区、海岱地区和豫北冀南地区文化因素的影响。总体而言，在中原与周边的文化交流中，就输出比重而言，是以二里头文化对周边地区的影响占主导地位。就时间而言，则以二里头文化鼎盛的第二三期对周边的影响较大，第四期时则接受外来文化影响较多。就器物而言，二里头文化与周边地区的交流以爵、鬶、盉等酒器和璋、圭等玉礼器为主，日用器较少。可知以二里头文化为代表的夏晚期遗存，通过陶、玉、铜等器所体现的礼仪制度对周边地区形成强有力的影响。同时，周边地区的文化因素也被带入到二里头文化的核心区，反映了夏王朝作为广域王权国家的统治体系。

龙山时代—二里头文化时期中原与周边的文化交流与融合是夏文化诞生与发展的精神和物质基础之一。夏文化是一个兼容并蓄、博采众长的文化，这样的传统也贯穿了中华文明的始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