酒在我国的历史悠久，传说有仪狄造酒、杜康造酒，但都离不开当时农业、手工业发展的社会背景。酒同酉，《说文解字》云“酉，就也，八月黍成，可为酌酒。”粮食有了富余，人们才能开始打开新的味蕾。早在新石器时期的一些遗址中就发现了精巧的陶制酒器，如仰韶文化的高脚杯、山东龙山文化的蛋壳黑陶高柄杯，由此可知，用谷物酿酒大致始于新石器时代，此阶段为酿酒初期。夏代开始出现青铜酒器，并逐渐将其作为重要的青铜礼器进行祭祀或随葬。商与西周时期分别是青铜酒器作为礼器的高峰时期与衰落时期，两个时代青铜酒器其承载着的不仅是饮酒观念的转变，也是上层贵族以此进行祭祀、宴飨的思想转变。

商代的饮酒思想

商人敬畏神明，祭祀之于商人是非常重要且常见的仪式，商人或许认为酒后飘然的感觉或幻觉可以帮助他们与神灵和祖先进行沟通，故而祭祀用酒也是商代祭祀活动的一个重要环节。青铜器是商代重要的祭祀容器，也代表着使用者身份等级的尊贵，而青铜礼器中不乏大量的酒器作为祭祀或随葬之用，同时突显出酒器在商代的重要之处。

安阳殷墟五号墓为商王武丁配偶——妇好的墓葬，墓葬规模不太大，但出土了丰富而精美的随葬品。青铜器有二百一十件，其中青铜酒器一百五十五件，数量最多，约占74%，且器类非常丰富，计有偶方彝、方彝、尊、觥、壶、瓿、卣、罍、缶、斝、盉、觯、觚、爵、斗等十五种，纹饰精美，且多见铭文。除此之外，郑州商城、黄坡盘龙城等商代贵族墓中都发现了大量青铜礼器，其中酒器的数量占比都很大。不仅在贵族墓葬中发现青铜酒器的随葬，在身份地位较低的一些墓中也多随葬陶爵、陶觚、陶斝等陶制酒器，殷人饮酒时有“独饮用爵，众饮用觚”的习俗，并且将这种习俗也带入了墓葬之中。由此可见，商人重酒，自贵族到身份地位较低的人，都会将酒与酒器作为祭祀或随葬的重要物品，并在商代晚期创造了种类、造型繁多的青铜酒容器，随着酒风盛行，其种类达到高峰。

商人在重视祭祀用酒、随葬酒器的同时，日常酗酒之风也十分盛行。商代农业、手工业较之前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粮食富足、制陶铸铜等技术逐渐成熟，促使此时酿酒业的发展也非常迅速，殷人逐渐养成了酿酒、饮酒之风，这种风气在商代贵族之中尤为盛行。《诗经·大雅·荡》云“咨汝殷商，天不湎尔以酒，不义从式，既愆尔止，靡明靡晦，式号式呼，俾昼作夜”。另有《史记·殷本纪》记载：“商纣荒淫无道，聚众作乐‘以酒为池，悬肉为林’，作长夜之饮。”可见商代贵族对饮酒的嗜爱，至商末饮酒之风更盛，商纣王以“酒池肉林”为宴，将嗜酒之举引入巅峰，成为其加速灭亡的因素之一。

西周早期的饮酒思想

西周初年，天下初定，统治者如何在错综复杂的形势下维护自身的统治地位，这是周初统治者急需解决的问题。在总结殷商灭亡的教训之后，周人采取的措施之一便是实行禁酒令。《尚书》中有《酒诰》篇，是周公针对殷人尚酒、总结殷亡经验而发布的诰辞，从中可以看到周公对于酒的态度和政策，亦可以看出他对于治国方略的思考和对于殷礼的认识与借鉴。但殷商灭亡也不完全是因为酗酒误国，殷人尚酒同样也承载着他们祭祀祖先和神灵的美好愿景。为了安抚殷遗民，也为了通过借鉴殷礼来暂时稳定自己的统治，周初统治者在对“酗酒” “崇饮”等行为加以严厉禁止的同时，酒也继续作为许多重要礼仪场合的必需品，如祭祀、宴飨以及下葬等大型礼仪活动都依然会使用青铜酒器。

西周早期，《酒诰》发布后，祭祀或随葬所发现青铜酒器的种类变化不大。爵、尊、觥、方彝、卣、罍、壶、觚、觯等青铜酒器在商代时皆已出现，西周早期也较为多见，到西周中期这些青铜酒器才逐渐消失不见。宝鸡石鼓山西周早期贵族墓有4座，M1出土的青铜酒器有尊、罍、卣；M2规模较小，无青铜酒器；M3出土的青铜酒器有尊、卣、彝、壶、罍、爵、觯；M4出土的青铜酒器有尊、罍、壶。北赵晋侯墓地M113是一座西周早期晋侯夫人墓，随葬青铜酒器为尊、卣；曲村墓地有贵族墓较多，等级较高的M6081随葬青铜酒器为尊、卣、爵、觯，其他等级较高者也多为这四类随葬，偶有觚、壶。这些器物造型纹饰虽然也较为庄重，但没有殷商时期的华丽高贵，且铭文也较多，祭祀意图也较为明确，故而西周早期的禁酒令只禁日常饮酒，不禁祭祀用酒。

西周早期随葬的青铜酒器的发现说明西周早期祭祀或随葬所用的青铜酒器并没有因为《酒诰》的发布而突然消失，而是在西周早期依然延续了一段时间。但西周早期随葬青铜酒器的情况与商代不同，商代最重要的青铜酒器为爵、觚，而在西周早期爵觚组合虽然依然存在，但尊卣组合以及在殷时酒器组合中作为辅助性的壶、觯、罍等，也逐渐成为重要的随葬青铜酒器。《周礼》中所见尊彝小、无底座、素为贵，与商代晚期华丽、高贵、厚重的特点截然不同，逐渐形成实用、严格、规范化的整体特征。与其说是因为禁酒令的严格实行至西周中期才将各类青铜酒器清退出青铜礼器，不如说是因为周人从西周早期便开始在殷商的基础之上逐渐建立自己的礼器制度。周人覆商或许并不是蓄谋已久，故而周人在统治之前并没有准备好自己的一套礼仪制度。西周早期可以说是周人由商文化向周文化过渡的时期，这一时期周人在安抚殷遗民的同时，逐渐形成了一套具有自身特色的礼仪制度，包括饮酒思想、以鼎簋为核心的礼器制度等，至西周中期，成功将殷遗民“同化”为周人。

祛魅：商周之际饮酒思想转变的社会背景

《礼记·表记》记载：“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先鬼而后礼。”表明殷人注重鬼神祭祀，在处理事务之前都会以特定的方式寻求祖先或神灵的旨意。而在这样的背景下，酒或许也承担着与祖先和神灵沟通的媒介作用。商人乐酒，商代的青铜酒器亦种类繁多、纹饰精细，给人一种庄严、神圣之感。祭祀、丧葬等礼仪活动将酒与酒器一并作为最庄严的青铜礼器来使用，也突显了酒与酒器在祭祀、丧葬活动中的重要性。商代后期，祭祖仪式和内容开始出现制度化的现象，反映了对宗教性的祖先神的持续削弱，富有自然神属性的高祖在仪式中逐步退场，青铜酒器也开始进入世俗化的状态。

每个时代的统治者必须要形成自己的一套统治思想，既与前代相区别，又要通过接续前代的思想来维持自身的统治。与殷商重鬼神不同，周人更注重“人”与“德”，将“天”“上帝”与先王二分，这既是对殷商思想信仰的延续，又是对殷商思想信仰的革新与创造。重“人”与重“德”之观念将宗教性的鬼神思想弱化到极致，而西周早期的青铜酒器也进入世俗化的发展阶段。

西周早期《酒诰》的发布同样表现出重“人”与重“德”的思想。“文王诰教小子有正有事，无彝酒。越庶国，饮惟祀，德将无醉。”“妹土，嗣尔股肱，纯其乞黍稷，奔走事厥考厥长。肇牵车牛，远服贾，用孝养厥父母。厥父母庆，自洗腆， 敢用酒。”此两句不难看出，周公对掌管实权的贵族戒酒之令甚为严格，并且辅助以严厉的惩罚措施，而对平民饮酒较为宽松。这很大程度上是在吸取殷商灭亡的教训而“刚制于酒”。这样一来，贵族不饮酒，日益理性的祭祀活动呈现出明显的世俗化倾向，所铸青铜酒器便逐渐简化，虽有厚重之器但实用性、规范化明显。西周中期之后，大部分商人酷爱的酒器基本消失不见。

小结

商周之际饮酒思想发生了重大转变，商人好酒，且重鬼神，附魅使其对祭祀、丧葬所用的青铜酒器的铸造庄严华贵，其宗教性特征鲜明；周人禁酒，且重“人”与“德”，商代所流行的青铜酒器逐渐简化直至消失，其祛魅的世俗化特征明显。商周之际上层社会由附魅到祛魅的思想转变过程显而易见。这种附魅到祛魅的思想转变反映了不同统治者为维护自身的统治在意识形态方面采用的不同手段。而对于饮酒的不同看法就是西周早期统治者对商人统治观念或手段的一种优化与改变。从宗教方面来讲，随着人类心智的逐渐开明，重鬼神的思想也在逐渐弱化，周人敬祖与商人事祖目的有所不同，使得其制定的相关礼仪政策亦有差别。饮酒思想转变恰好展现出两个时代青铜酒器制器思想之别，也能反映时人由附魅到祛魅的思想历程。

（作者单位：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本文系2019年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中国古代青铜器发生学研究”（19XKG009）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