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封塔位于宋元以来明州(庆元、宁波)城东南的大沙泥街,是府城的标志。20世纪80年代,文物部门先后对天封塔地宫和塔基进行了考古发掘,获取了一批珍贵的佛教文物,确认了原塔塔基、地宫始筑于南宋绍兴十四年(1144),并揭示了塔基的修筑工艺与塔身倾斜的原因。宋元以来天封塔经历了多次重修,清嘉庆三年(1798)天封塔失火,七级木构俱毁,塔身日渐倾斜。1957年曾用混凝土对塔身进行加固,极大破坏了原塔的风貌,也未能从根本上解决塔身倾斜问题。至20世纪80年代,塔身倾斜加剧,终于走向了落架维修的结局。今天的天封塔,就是这次落架大修后的产物。
20世纪80年代天封塔落架维修时,发现了大量铭文塔砖,编号有8000余块,大部分又重新砌入新塔。在地宫与塔基的发掘简报中,曾披露过部分塔砖铭文,但数量较少。此后由于相关机构的调整,剩余塔砖的去向、砖铭的具体内容也逐渐湮没。
2022年上半年,宁波市文化遗产管理研究院先后在保国寺古建筑博物馆和今天封塔地宫内发现了剩余的部分塔砖,遂联合保国寺古建筑博物馆对这些塔砖开展了整理工作,共确认塔砖800余块。整理工作中,我们首先对砖块进行清理,对残砖进行拼合,然后测量、拍照、记录、拓片,抄录各类铭文信息。
天封塔塔砖铭文的形式,有阴刻、模印、朱书(墨书)几种。从既往的考古发掘工作、铭文上自题的纪年以及书写风格来看,可以判断铭文的时代大多为宋元时期。尤其是朱书(墨书)铭文,多为元泰定三年(1326)到至顺元年(1330)间大修时题写。
阴刻铭文砖发现4块。铭文字迹潦草,内容一致。TZ219刻划“花女佃五娘舍”,“花女”所指为婴幼儿女性。
模印铭文数量稍多,内容主要有纪年、记事、佛教经咒三类。纪年类铭文有“甲子年”“乙丑塔记□”;记事类主要见有“范佺并妻朱氏四七娘/买砖添助建天封宝塔”;佛教经咒类内容丰富,有“唵”“唵部临”“唵齿临”“唵商揭摩贺/糁满焰萨嚩贺”“唵微萨啰微/萨啰吽泮咤”等(图一),主要出自《佛顶心观世音菩萨大陀罗尼经》《大悲咒经》《楞严经》《佛说大乘庄严宝王经》等流行的疑伪经与密宗经典。
题写有朱书、墨书类铭文的塔砖数量最多,其中墨书铭文数量很少,在有些篇幅较长的铭文中,涉及经卷名称时以墨书题写,在此一并介绍。朱书铭文的内容,以塔砖赞助人题名为主,大多数只书写姓名,如“戴庆三娘”;有些会在姓名后加上法号,如“乌成三娘妙真”;有些再加上舍砖的数量,如“陈氏奇一娘/舍砖二片”等。
部分铭文为赞助人祈福发愿、追荐亡人的内容,可称之为发愿文,篇幅长短不一。这类较短的砖铭中,除了常见的晚辈超度长辈的关系,还见有诸如“陈子庭追度/妻顾道二娘子往/生天界速证菩提”“父亲周永茂追度/亡男周观道/往生佛国”等夫妻、父子、兄弟、姐弟之间的关系,体现了非常朴素的亲情。在一些较长篇的发愿文中,往往呈现出模式化书写的特征,不同的塔砖上往往只是变更了家族成员的名称,如TZ272墨书铭文:
“大元国浙东道庆元路录事司东南隅,/新排桥助海龙王庙界居,奉/三宝女弟子毛庆四娘,抽施净财买砖一片,看诵/金刚妙典五卷恭入宝塔。专乞升度/故夫虞十三提领魂仪,超升佛界者。/天历二年岁次己巳三月十三日舍”。(图二)
这是元天历二年(1329),毛庆四娘为超度其亡夫虞十三而赞助的塔砖。宁波博物馆还藏有一块毛庆四娘为超度其亡父毛四五而赞助的塔砖,行文与该砖一致,只是文字朱书。
在这些铭文中,可知的世俗身份有军人、秀才、郎中、提领、承事等。更多的是宗教身份,如信女、沙弥、比丘、比丘尼、和尚、僧人、常住、干缘、主持等。
铭文中有不少捐赠人或其家人的居址信息,佛教僧众中也有不少提及他们所在的寺庙。这些地点由近及远有:城内地点有福明桥里明正庙、砖桥祥符庙、新排桥助海龙王庙、乌黯桥、甬东隅边家庙、武康乡、寿昌寺、戒香寺等。城外则有报国寺、永明寺、奉化州南渡、定海县、定海县灵岩二都、昌国回峰寺、象山、台州、温州等。
朱书、墨书铭文中也书写经卷名称及内容,常见的有《般若波罗蜜多心经》(图三)《金刚般若波罗蜜经》《大悲咒》《消灾咒》《妙法莲华经》等,TZ248上还长篇抄录了《大佛顶心观世音菩萨大陀罗尼经》的陀罗尼经咒部分。
此外,还有部分铭文内容较为零散。有记事类,如TZ379,铭文“……宝塔皇朝祥/……(僧)伽塔毁于建炎之/……重建于大元(延佑)二年/……(二)层至次年致和元年四月/……”。虽然该砖残段,铭文不完整,但大体可知其内容应为追溯天封塔的历史及此次大修的经过。有纪时类,如TZ153朱书“己巳天历二年四/月初七日”。有宣传募捐类,如“建塔来时不舍砖/如入宝山空手回”等(图四)。又有一些题名为“不显名”的铭文,内容多为“不显名一样二千片/一切众生同登净土”“不显名一样二千片砖/一切众生同登彼岸”,可能同样起着宣传募捐的作用。
总之,现存的天封塔铭文塔砖虽然数量有限,但内涵丰富,包括了大量的人物题名、追荐故人、发愿祈福、佛教经卷、纪年记事等方面的内容。这些铭文体现了宋元时期市民阶层对建塔、修塔活动的广泛参与,也为研究宋元时期佛教信仰的世俗传播、宁波近世宗族的发展等问题提供了宝贵的材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