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入新世纪以来，中国博物馆事业取得长足发展，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文化遗产的保护利用工作，博物馆的建设与发展越发引起社会各界的普遍关注，中国博物馆行业的积极探索与充分实践也取得了巨大的成就；然而在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约束下，博物馆的快速发展与探索实践也不可避免地表现出诸如博物馆个体资源的有限性与公众对博物馆文化精神生活需求不断增长之间的矛盾；因此有必要对博物馆和公众的行为与意识进行理论分析和思考。

当前中国博物馆发展过程中呈现出的特性

博物馆是公益性的文化服务机构。很多博物馆以无门槛或低门槛的方式接纳社会公众，提供其投入大量资金、智力等成本所创造的文化产品，并倾听社会公众的意见反馈。公共性成为博物馆伦理道德的基础，也使得博物馆成为一种实践性很强的行业。宏观上，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变革、以人为本与和谐发展理念、文化自信与先进文化建设；微观上，人为与自然的突发性事件应对、市场化、社会化与个性化适应等因素，都直接或间接地牵动博物馆的行为。比如，面对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博物馆如何表达，就成为一个具体而深刻的伦理问题。是在疫情暴发初期，就义无反顾地表达博物馆的文化担当和精神贡献，追求时效性呢？还是在疫情过后沉淀三五年，慢条斯理地归纳分析，注重反思性呢？对于中国博物馆来讲，恐怕不是那么容易做出的抉择。

鉴于此，当前中国博物馆在发展过程中，不同程度地呈现出以下特性：

1.人类文明进程中和自然演变过程中存在的一切，均有可能通过博物馆的形式展现出来；决定了博物馆类别的复杂性和多样性，也决定了博物馆行为的专业性。

2.现代科学和信息技术手段以及新材料的广泛运用，深刻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和人际关系，也深刻影响着博物馆的呈现和展示方式。

3.在现代社会分工越来越细化的情况下，博物馆恰恰是通过各种技术整合、各种职能延伸以及强调利用率、影响力和覆盖面来实现它的社会价值。

4.作为一种公共文化服务机构，社会思想、意识形态、政治制度、经济措施、文化潮流、民俗习惯等因素会影响博物馆的运行方式。

5.社会发展导致的物质载体快速更新、迭代和淘汰，以及视频、音频等物质载体的多维度化，使得博物馆的核心业务——社会发展见证物的征集，表现出进退失据或者越来越强的非物质化倾向。

6.博物馆在服务公众过程中，在专业性与通俗性之间仍然难以达到平衡；博物馆专业人员在展览策划、展品释读等方面容易面临来自两方面的难题。

由此可见，中国博物馆的探索与实践，不可能不紧跟时代的步伐，博物馆的发展历程本身就是一个不断接受影响的过程，种种社会思潮和公众诉求内化成博物馆的价值和功能，成为博物馆发展的社会推动力。

以上，仅仅是中国博物馆在发展过程中呈现出来的部分特性，有些是长期存在的，有的具有阶段性。但是作为公共性的文化机构，博物馆本身具有的社会属性，决定了其在发展过程中必然要受到社会总体发展进程的推动或者制约。问题是这些特性对于博物馆行业群体来说，往往流于抽象的概念表达；而对于个体博物馆来说，却成为涉及博物馆伦理的突出问题。

个体博物馆的局限性与伦理困境表现

相对于博物馆行业群体的抽象存在——它必然是全面的、永久的、完美的，个体博物馆作为具体存在，必然有先天局限，是不完美的。比如，个体博物馆的办馆经费、场馆条件、工作人员的数量与素质、馆藏品的数量与质量以及所在区域的地理位置、人文资源、政策措施等等，构成了个体博物馆的资源禀赋。即使是一家资源禀赋再优越的历史类博物馆或者艺术类博物馆，它的馆藏品再丰富出众，它给公众呈现出来的也不可能是完整的历史或者完整的艺术，它能提供的仅仅是关于历史或者艺术的少部分的见证物。因此，对于以物为主要呈现方式的公共文化服务机构，博物馆的先天局限性不可避免，它必然在某种程度上是片段的、残缺的。所以，博物馆仅仅是我们认识历史、认识自然、认识人类社会的一个美丽的侧面，一个十分生动的补充。一般情况下，公众不可能在博物馆获得某一方面的完整的体验，他必须在走进博物馆前或后，通过其他方式进行弥补，才能形成相对完整的认识链条。

形成个体博物馆伦理困境的因素也许很多，本文只着重从两个方面阐述。一是社会层面往往将对博物馆行业群体的要求、约束、期许施加到个体博物馆身上。作为当地政府部门管理的博物馆，往往被视作当地的会客厅，展示当地文化形象的窗口，会客厅与窗口的功能都是综合性的，而当地博物馆未必具备综合性的资源禀赋。比如一家艺术类型的博物馆，在当地主管部门的要求和公众的期待下，要办一个战争题材的展览；一家历史类型的博物馆要在暑假期间举办一个满足孩子们需求的关于恐龙化石的展览；我们不能说孩子们的期待是过分的，可是这对于非其专业所长的博物馆及其策展人来说，又成为不得不面对的职业道德和伦理困境。二是社会层面往往把博物馆教育当作学校教育来看待，特别是当作中小学教育（教授式的教育）对待。博物馆教育属于社会教育的范畴，教育方式是自主式的。然而当我们把博物馆教育纳入学校教育的范畴内，问题来了，博物馆举办的展览必须让公众都看得懂；博物馆提供的知识链条必须是完整的；博物馆提供的文化产品，包括展览方式和展品释读，必须是讲授式的，信息必须是现成的；否则，按学校教育的表达方式，你就不是一个好“老师”，你就没有把问题讲清楚。由此，我们看到博物馆策展人为办好一个展览而付出的艰辛努力：各种不同的学术观点都罗列出来，以避免质疑；为了弥补展品之间的缺环而绞尽脑汁，设计模型，制作场景，绘制图表，复制替代品，再辅以各种声像技术设备，妄图打造完整的展览叙事体系；展览语言既要简洁，又要清晰，还要趣味，同时还不能忘了给生僻字注音。对吗？很难说不对。可是考虑到个体博物馆的资源局限性，这个平衡尺度如何把握，又回到了博物馆的伦理问题上。笔者几年前在博物馆看到，一位母亲带着七八岁的儿子参观青铜器的展览，母亲强令孩子把展板上的文字都记在笔记本上（这种典型的学校教育方式，在博物馆里司空见惯），结果引起孩子的强烈反感，吼道：“你让我看这些破铜烂铁有什么用？”几年过后，言犹在耳。事实上，走进博物馆不一定要有完整的认知或者体验，它是典型的点性教育方式，而不是面性甚至线性的，它通过感官来激发好奇心和兴趣点，让公众有一点触动，能睹物有所思；有一点感悟，能悟到人类文明的多元化和大自然的无穷魅力；从而懂得赞美，学会欣赏。某种程度上，博物馆就像是断臂的维纳斯，呈现的恰恰是不完美的美；从根本上讲，博物馆教育更是一种价值教育，而不只是知识培训。

个体博物馆的伦理角色引导与塑造

也许存在的个体、组织或者社会不可能完全摆脱伦理问题的纠缠，所以博物馆也不大可能彻底走出伦理困境。但是既然个体博物馆的资源局限性是先天性的，那么如何为它理性发展提供理论引导就成为有必要的探索。

1.充分重视博物馆伦理学与博物馆人学理论对个体博物馆实践的指导意义。

博物馆行业群体与个体博物馆的关系，非常相似于人与个人的关系。人与博物馆行业群体各自作为一种总和，具有抽象的概念属性；而个人与个体博物馆作为具体的存在，都具有先天的局限性。个人的生存至少面临三项任务：个人的发展、个人与个人之间以及个人与群体之间的交往与互动、个人对于社会的回馈；博物馆亦如是：个体博物馆的发展、个体博物馆之间以及与博物馆行业群体之间的交往互动、个体博物馆的社会贡献。人与博物馆行业群体、个人与个体博物馆之间所建立起来的较为严密的对应关系，说明博物馆行业的全面发展特别是个体博物馆的良性发展，也许可以借鉴人学理论的相关原理。

“对于博物馆的伦理来说，是探讨如何成为最理想的博物馆的问题。”博物馆的伦理问题的思考是博物馆成熟的标志。特别是对于个体博物馆来讲，只有伦理形象相对明晰，然后才能讨论个体博物馆的社会角色到社会责任。什么时候个体博物馆需要与博物馆行业群体承担一致的社会责任，要集体统一发声？什么时候个体博物馆需要承担专业角色，发出自身独特的声音？博物馆的专业性不独体现在科学管理和运营、策展人制度、馆长任职资格等，更主要的是社会角色，也就是个体博物馆专业伦理角色，只有充分实现了这种角色，才能增强和发挥博物馆的力量。

2.博物馆赖以生存的社会环境应充分尊重博物馆行业群体与个体博物馆不同的客观发展规律。

作为公共性、公益性的文化服务机构，博物馆的基金会（资金筹措）、理事会（运行管理）以及志愿者和博物馆之友（公众参与）等社会化因素与程度，对博物馆的健康良性发展可以提供强有力的推动力和约束力，也就是说，良好的社会环境是博物馆发展的温床。而对于个体博物馆来讲，社会层面应充分尊重个体博物馆的专业性和个性化诉求，就像欣赏个人的优势与特长一样；也要包容与公平对待个体博物馆的力所不及与有所不为，就像理解个人的缺点与不足。应该充分尊重个体博物馆的独立发展意愿和发展道路选择；个体博物馆之间应该像个人与个人之间的和而不同而不是盲目地攀比与仿效。因此，对于博物馆行业群体来说，来自外部的社会推动力是主要的；而对于个体博物馆来说，激发其内生发展动力是主要的。

博物馆的宗旨与边界

博物馆的宗旨、使命是博物馆存在的理由和目的，“宗旨与使命决定博物馆的收藏边界、展示边界、教育边界”。而资源禀赋不同的个体博物馆的差异化和自主性发展，才能确立起它的宗旨与使命，才能避免除了馆藏文物不同之外的“千馆一面”的发展境遇，减少对于历史文物持久不息的争夺。

有界的、不完美的个体博物馆的聚合，才能形成无界的完美的博物馆行业群体；无界的、追求完美的个体博物馆的聚合，可能形成的是一片混沌的博物馆行业群体。

博物馆本身就是一件艺术品，我们应该把它打造成“浪漫的事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