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2年12月21日上海博物馆建成开放，至今已历七秩风华。70年来，上海博物馆受惠于上海这座城市的发展，与之共同成长。站在面向新征程的十字路口，回顾历史的起点，感悟前辈的初心，在历史的对话中才能更好地赓续传统，勇毅前行。

上海博物馆的建设源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政权对于文物保护工作的重视。上海解放后不久，上海市军管会即发布通知，指出：“古代古物……散落在沪者甚多，这都是我国文化上之至宝，研究我国历史之珍贵资料，如不加以爱护，恐将遭受毁坏损失。兹特责成文管会高等教育处进行蒐集保管……”。1949年9月，上海市古代文物管理委员会成立（1950年1月，改名为上海市文物管理委员会），聘请李亚农、徐森玉、吴仲超、柳诒徵、沈尹默、尹石公、胡惠春、沈迈士、吴景洲、张宗祥等10人为委员，主任委员为李亚农，副主任委员为徐森玉。在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吴仲超委员即提出：“本会目前的工作，希望尽快地做到整理、鉴定出一部分时，可以展览一部分，让人民来观摩。最后达到使全部陈列于大众之前，证明我们是为大众服务，不是秘藏珍玩，供个人玩物丧志。”因此，在各委员的共同倡议下，制定委员会的十四项工作方针中，明确提出“另觅屋辟善本室、美术馆及古物陈列所”的计划。

1950年4月左右，上海市文物管理委员会提出了筹设图书、博物、美术三馆的设想，并获得政府认可。5月初，文管会委员就筹设图书等馆所需房屋问题等建议由李亚农主任尽速向市府各方面接洽进行。6、7月间，经市府批准，文管会租用天平路40号房屋，经委员会议决定，先办陈列所（后改名为古物陈列室）。8月初，天平路房屋已经粉刷完毕。委员会议讨论将按照伦敦博物院式样订购陈列所需橱柜，楼下三间拟陈列陶器、铜器，楼上三间拟陈列瓷器，并提出：“设立陈列室之目的，系将一年来所收集并经整理之古物陈列出来，以供大众观览并指正……设古物陈列室，为将来筹办博物馆打下好的基础。”

在古物陈列室筹备期间，为了满足事业发展的需求，文管会同志提出举办业务学习的请求，委员会决定成立业务学习参考室，由尹公石、柳诒徵两位委员将本会现有目录、金石、艺术三类之书分别造册交与该室，有兴趣学习的同志可以随时选择参考。除日常学习外，决定由专家定期作专题讲演或解答疑问，学习范围包括学理研究，同时注意培养从事图书馆、博物馆工作所需技能常识如制卡、陈列、保管、装潢方法等。委员会决定，业务学习分图书、古物、美术三组，分别由李芳馥、谢稚柳、刘汝醴三人作为召集人负责推动。

1950年8、9月间，上海市文物管理委员会内设机构调整为秘书处、古物整理处、图书整理处和研究室。9月13日，决定筹备博物馆、图书馆两馆执行工作，由古物整理处及图书整理处负责办理。9月，为了更好地推进博物馆建设，统筹资源，上海市人民政府决定将原属于教育局的原上海市立历史博物馆交由上海市文物管理委员会接管。11月6日，双方举行了交接仪式，并办理相关移交手续。

博物馆的建设最首要的工作就是选址。1950年9月，政府有关方面有意将汾阳路20号犹太总会房屋拨由上海市文物管理委员会租用。到了1950年底，博物馆选址有了新的意向，位于南京西路的跑马厅成为首选。从犹太总会房屋到跑马厅总会大厦体现了当时上海市政府在城市文化空间营造上的深远考量。英国殖民者曾在旧上海开设过3个跑马场。其中，以19世纪60年代开设的第三个跑马场面积最大，占地约400亩。在数十年的经营中，跑马厅逐渐从比较单一的娱乐场所转变为赌马博彩的赌场。由于跑马厅中央场地是租界最大的准公共广场，每逢重大节庆、外国重要军政人物来访，租界照例要在跑马厅举行盛大活动，因此它又成为殖民主义者公共政治活动场所和帝国主义炫耀武力的地方。抗战胜利后，收回位于上海市中心的跑马厅成为民众的共同呼声，但是由于种种原因，国民党上海市政府未能如愿收回。解放上海后，上海市人民政府坚决维护主权，1951年8月27日，上海市军事管制委员会主任陈毅、副主任粟裕，发出了“收回跑马厅土地的命令”。关于跑马厅土地的改造，上海市宣传部在8月6日给潘汉年致函中明确提出了建设“人民广场”和人民公园，并将“利用跑马厅钟楼部分及东部马路边沿，设立本市文化宣传的某些固定场所”的设想。上海市政府将上海图书馆、上海博物馆馆址确定于跑马厅大厦，显然是想为人民所有的公共空间打造一个新的文化地标。

根据1951年发表的《上海市文物管理委员会工作报告》介绍：“关于图书馆博物馆的馆址已在今年2月租定了上海跑马厅总会大厦作为馆址，并进行内部的装备和布置，以期不久的将来，这些新型的文化教育场所，并可与上海市民相见了”（《文物参考资料》1951年第7期）。馆址确定后，上海博物馆的建设由酝酿阶段进入了紧锣密鼓的筹备阶段。1951年3月，由上海市文物管理委员会批准成立了徐森玉、沈迈士、沈羹梅、谢稚柳、杨宽、刘汝醴、曾昭燏等7人的上海博物馆筹备委员会。筹备委员会会议内容除了讨论博物馆陈列方式、陈列品说明方式、陈列卡片式样等具体问题外，重要议题就是要确定上海博物馆的办馆方向。为了学习中央的办馆经验，1951年6、7月间，上海市文物管理委员会委派主任秘书刘汝醴率领参观团前往北京，向中央文物机关学习了解组织情况及陈列方法等。刘汝醴返沪之后汇报：“赴京学习陈列方法和向中央请示开馆的步骤，大致得到结论”。他指出：“就本会现有条件，只有首先筹备古代美术馆与图书馆……依照中央博物院的原则，应作断代的陈列……每个时代及每种物品收代表作，以表现它的特征，按苏联博物院的陈列，是重质不重量的”。刘汝醴的汇报得到与会筹备委员的一致同意，徐森玉指示：“以前对博物馆的办法毫无把握，幸刘主任此次到京参观调查，并向中央请示，得到结论和方案，筹备事宜，可依据刘主任的报告作为规范，积极地进行。”

筹备古代美术馆办馆思路是基于当时上海市文物工作总体状况的明智决定。上海是近代中国最大的工商业城市，新中国成立前古玩市场颇具规模，有人称：“寻常巷陌藏珍宝，半壁江山在申城”。上海市文物管理委员会成立后，致力于文物征集工作，抢救了数量众多的精品文物。比如，1949年9月至1950年12月，征集文物计陶类400件，瓷器984件，铜类245件，玉类106件，石器及石刻114件，木类88件，书画607件，共2597件。此外尚有古代钱币11220枚，甲骨1555块。其来源接管者占总数百分之八十以上，余则系由捐献搜集收购而来。1951年，征集文物4709件，其中收购2750件，接收1168件，捐赠851件。其中包括书画1315件，铜器450件，陶瓷847件，玉石151件等。1952年，上海市文物管理委员会的文物的征集工作主要是配合上海博物馆开馆需要的，当年也有丰富的收获，共计收购2392件，受赠351件，接收1694件。在解放初期的文物征集活动中，形成声势浩大的群众性参与，许多民主人士、社会著名收藏家更是纷纷响应。潘达于捐赠家藏的 “海内三宝”之大克鼎、大盂鼎是其中代表。1951年7月6日，潘达于致信华东军政委员会文化部，称：“盂克二大鼎为具有全国性之重要文物，亟宜贮藏得所，克保永久。近悉上海市文物管理委员会正积极筹备大规模之博物馆，保存民族文化遗产发扬新爱国主义教育。惟是上海为华东重要地区，全国人民往来辐辏，诚愿将两大鼎呈献”。除了潘氏家族外，还有胡惠春、何遂、顾氏家族等许多社会人士踊跃出其私藏，捐献归公，一时成为风气。丰富而精美的文物收藏成为上海博物馆筹备最重要的藏品基础，筹备委员会正是基于此确定了先办古代美术馆的设想。

经过筹备委员会的讨论，上海博物馆办馆设想不断细化，最终形成了采取断代分室、综合陈列的陈列方案。根据方案，上海博物馆常设展览计划设史前时期陈列室、殷商时代陈列室、西周春秋战国时代陈列室、秦汉时代陈列室、魏晋南北朝时代陈列室、隋唐五代陈列室、宋元陈列室、明代陈列室、清代陈列室、近代工艺品陈列室，共10个陈列室，在每个陈列室中，根据各个时代的文物的特点，再做适当的有系统的陈列。这一陈列方案受到了中央文化部和上海市政府的认可。1952年10月，上海市人民政府转达了中央文化部对于上海图书馆开放阅览计划及上海博物馆陈列计划的回复，特别指示：“上海博物馆可考虑将来作为全国性的美术工艺博物馆之一，不同历史博物馆发展。”

经过精心筹备，至1952年12月，上海博物馆已经完成了十个大陈列室和一个绘画专题陈列厅的陈列布置工作，工作包括挑选展品、设计陈列设备、陈列座架、组织陈列系统，排列陈列次序和编制说明标签等。上海博物馆馆舍主要占原跑马厅大厦2、3两层，10个常设展厅总面积约2000平方米，展览共展出文物计2300多件，其中包含西周大克鼎、大盂鼎、山西浑源出土青铜器、汉代熹平石经残石、唐代孙位“高逸图”、宋代朱克柔缂丝“莲塘乳鸭图”等重要文物。为了使这些展品发挥一定的教育作用，上海博物馆完成了各个陈列室的总说明、图表和各种分类说明，编印了一种比较详细的陈列品说明书和一种简略的陈列室说明。筹备工作完成后，上海博物馆于12月16日起预展5天，到21日正式开放，每天能容纳观众3000人左右。1952年12月21日正式开馆后，上海广大市民踊跃参观，至12月30日，观众达28000人。为了满足市民的参观需求，上海博物馆放弃了元旦假日，依然照常开放（《文汇报》1953年1月1日报道）。

1951年10月，文化部部长沈雁冰曾发表了“对地方博物馆的方针、任务、性质及发展方向的意见”，指出“博物馆事业的总任务是进行革命的爱国主义的教育。通过博物馆使人民大众正确的认识历史、认识自然、热爱祖国，提高政治觉悟与生产热情”。上海博物馆筹备和建馆，一直秉持为人民服务的方针，积极开展群众教育活动。开馆后，上海博物馆工作人员发现，在1953年1、2月份开馆初期，适值旧历春节期间，每天来馆参观人数在1000人以上，最多时一天有6700多人，陈列室内观众川流不息，拥挤不堪。但是从2月下旬3月初旬起，观众人数逐渐下降了，4月份全月降至15161人，5月减为10768人，7月更减为4951人，最少一天仅有30个观众。为了吸引更多的观众前来参观，上海博物馆积极主动地利用各种方式开展宣传活动，专门抽调干部，通过上门联系、电话联系，挑选部分精美文物制成图片及幻灯片至工厂、学校、农村展出或放映，邮寄宣传材料，及时配合各方面的学习和活动，积极与工厂、学校、团体、机关等沟通，集体观众不断增加（《文物参考资料》1956年第3期）。根据统计，1953年，上海博物馆共开放302天，全年观众约25万人；1954年，上海博物馆共开放300天，全年观众27万余人；1955年，全年参观人数增加至近35万人。参观观众中，不仅包括上海市民，还包括了来自世界各国的文化、艺术、科学代表团、博物馆专家等外宾，博物馆成为广大公众欣赏祖国文化艺术丰富灿烂的成就的文化场所，在进行爱国主义宣传教育上起了一定的作用，对于当时的国际文化交流和国际上的宣传也起了不少作用。

回望上海博物馆建馆历程，政府的支持，社会的捐助是上海博物馆发展的浑厚基石，艺术博物馆的定位形成了上海博物馆独树一帜的特色，服务大众则是上博人矢志不渝的追求。七十年来，上海博物馆已经与城市历史融为一体，消逝的历史已经汇成时代的回响，伴随着历史消去的跫音，上海博物馆要用开放的思维和超前的眼界，洞悉发展，继续书写属于自己及这座城市的辉煌。

（作者系上海博物馆副馆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