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是首部通史类浙江古代青瓷专著。

青瓷是最早的瓷器品种，浙江是青瓷的故乡，也是古代世界主要的青瓷产地。浙江古代青瓷生产的历史始于夏商之际，从原始青瓷之滥觞，至明清时期龙泉窑衰落，三千余年间，绵延不绝。在几乎贯穿古代中国历史时期的维度内，浙江地区的瓷业产品，始终以青瓷为主流，名窑辈出，蔚为奇观。浙江古代青瓷不仅以高超的工艺技术执青瓷生产之牛耳，而且与境内外的其他区域进行了广泛的交流。这种交流，既表现为大规模的产品输出，也表现为烧制工艺的传播与引进，还表现为审美取向与生产组织形式的彼此交融。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浙江古代青瓷还存在官民两系，既供给民间社会，也满足朝廷需求。正所谓“一部陶瓷史，半部在浙江”。

浙江古代青瓷窑业遗存至为丰富，不仅代无所阙，而且分布广泛。这些遗存是手工业考古的重要门类——陶瓷考古不可或缺的研究对象，但是，重要性远不只此。对于历史时期考古而言，城址、墓葬、塔基、窖藏、港口、沉船等，出土（出水）的遗物多为陶瓷，瓷器更是大宗。瓷窑遗址考古实在有着基础性地位。若不能识别窑口，判断年代，掌握瓷器特征之演变，历史时期考古有时可能会寸步难行。瓷器为博物馆常见的收藏品类，浙江省内的博物馆，更是多数以青瓷为大宗，博物馆的研究和展陈，也会面临类似的情形。古代瓷器的生产、流通与消费，既是一种经济技术行为，也是一种社会文化现象，还与政治因素密切相关，因此，瓷窑遗址考古与古代瓷器研究的重要性，还要远远超出考古学本身。浙江青瓷窑址考古与古代青瓷研究，重要性其实无须多言。

2019年，浙江文化研究工程之“浙江考古与中华文明”课题立项，被时任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所长刘斌先生邀约承担“浙江古代青瓷”研究。吾因深感责任重大，才学不足，甚觉忐忑。斟酌再三后，方才偕同谢西营、张馨月二位，接受这一具有挑战性的任务。经反复酝酿，我们明确以下思路：以海纳百川的胸怀，吸纳既有考古与研究成果，在此基础上，采用新材料，选取新视角，运用新方法，得出新结论；书稿撰写，有主有次，力求系统性、科学性和创造性。我们以浙江古代青瓷发展历史为主线，划分出滥觞期、成长期、发展期、鼎盛期和衰落期等五大历史时期；以官民两系中的“官”为辅线，还原贡瓷、官窑和哥窑的演化历程；以产品输出和工艺传播为次辅线，介绍青瓷流布与技术辐射范围。我们的论述，以考古资料为基础，其中又以窑址考古材料为主，文献史料结合使用。我们追求论证的逻辑性，结论的严谨性，对于陶瓷科技考古成果，在有所甄别的同时，尽可能参考借鉴；对于每个历史时期的工艺成就，均做专门总结，并注重剖析产品特征与工艺变化的互动关系。研究方法方面，除了传统的考古学和史学视角外，还采用了工艺学、经济学、文化人类学等多学科视角。我们特别引入文化结构和文化圈（文化传播）的研究方法，分析总结浙江古代青瓷的时代特征、地域特色和窑业体系。

根据上述思路，我们系统梳理了浙江古代青瓷的发展脉络，对各时期、各阶段青瓷的窑场分布、发展轨迹、产业兴衰、产品特征、工艺成就等，做了尽可能完整地呈现。对于学界长期关注的问题，诸如原始青瓷工艺曾否中断、越窑历史时期与阶段的划分、越窑与龙泉窑的承接转换、乳浊釉青瓷的渊源流变、龙泉窑的起始年代、龙泉窑黑胎青瓷的性质、贡瓷与置官监窑、龙泉窑和老虎洞窑与哥窑的关系、明代龙泉窑是否存在御器厂等，均阐述了我们的认识。提出了一系列新观点，并予以论证，诸如越窑衰落与产业转移相伴随、秘色瓷含义有“两个不一样”、龙泉窑淡青釉与翠青釉青瓷有共存期、吴越国官窑是具有一定垄断性的官营手工业、余姚官窑运行采取官民合作方式、南宋官窑设立以临安府官窑为基础、南宋官窑系青瓷工艺历经三阶段演进、哥窑缘于“仿官”风尚等。

浙江古代青瓷，不仅历史久远，遗存丰富，海内外的发现既多且广，学界研究成果需参考者亦多，课题研究要想达成理想目标，殊属不易。加之学力不济，又有时限之约，难免理想丰满、现实骨感之憾。虽如此，依然期待本书对读者诸君略有助益，期待考古界、史学界、博物馆界、工艺美术界以及海上丝绸之路研究、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陶瓷鉴赏等领域的人士批评指正。

书稿撰写采取合作的方式，执笔分工如下：第一章，第四章第一至第三节、第五节，第五章第一至第四节、第六节，第七章，郑建华；第二章，张馨月；第三章，第四章第四节，第五章第五节，第六章，第八章，谢西营。全书框架构思和统稿工作由郑建华负责。

《浙江古代青瓷》（全二册）

作者：郑建华、谢西营、张馨月

出版社：浙江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22年11月

定价：258元

专家推荐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馆员  任世龙

《浙江古代青瓷》依托考古成果，借助古陶瓷研究科技数据，通过全面系统的研究，厘清浙江古代青瓷发展的脉络及其生产管理体系，总结其历史成就，是一部难得的学术专著。就其课题设计和形成的学术成果而言，堪称格局宏大，结构严谨，论述系统，逻辑严密。不仅是浙江古代青瓷研究领域的历史性突破，也可以说是陶瓷窑考古成为中国考古学新的分支学科以来，浙江瓷窑址考古异常活跃，新成果不断涌现的一次科学总结，可谓新刻度、新标杆。

基于考古学文化分析的“瓷窑”和“窑系”，如何与历史上传统的瓷窑概念相衔接，是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该书作者引入文化结构和文化圈（文化传播）的研究理论和方法，把浙江古代青瓷生产历史明确地划分为滥觞期、成长期、发展期、鼎盛期和衰落期五大历史阶段，并以“原始青瓷”“越窑”“龙泉窑”为三个代表时期，以钙釉（薄釉）和钙碱釉（厚釉）为两个“主导”时期，具有独到见解和深厚学养，观点新颖。

在浙江青瓷历史研究领域，该书论者结合历史上的贡赋体系，将浙江古代瓷业的生产经营性质区别成民窑、贡窑和官窑三种类型，且特别就“贡窑”和“官窑”两类窑业系统进行了深入系统、精深独到的研究，提出了不少新的见解，并作出了逻辑严密的详尽论述，其研究成果堪称古瓷研究的一种典范。

该书把瓷业文化结构区分出“核心层、中间层、浅表层”三个层次，又在“窑系”时空范围的划定中，划分出“中心区、外围区、辐射区”，并指出窑系界定应在瓷业文化结构和文化传播的分析基础上，将时间跨度、自然地理、人文地理、历史背景诸多因素综合考虑。在具体论述中推出了“越窑”和“龙泉窑”两个代表性窑业系统，兼论其他的窑业遗存。对于学界长期关注的许多问题，也做出了精彩的论述。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馆员 陈元甫

中国是全世界最早发明瓷器的国家，而浙江是中国瓷器的发源地，也是古代世界主要的青瓷产地，浙江古代的青瓷生产在中国乃至世界陶瓷史上具有举足轻重的历史地位。本书抓住了这一古代浙江人民对中华文明乃至世界文明发展作出最大成就和独特贡献的内容进行深入的研究总结，对于历史文化的挖掘、传承和发展具有重大的意义和促进作用。

本书以第一手考古成果为依托，梳理历史文献，借助古陶瓷科技成果，对浙江古代青瓷生产的发展历程和所取得的成就进行了全方位、多视觉的梳理、研究和总结。资料全面、翔实、丰富、可靠，研究深入细致，是目前第一部系统地整理、研究、总结浙江古代青瓷生产发生发展历程与所取得的伟大成就，全面反映浙江古代青瓷生产水平的高水准学术著作，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本书的公开出版，对于反映和展示浙江古代青瓷生产的发展历程和历史成就，凸现中华文明在人类文明发展史上的重要地位，增强民族自信和文化自信，都将具有十分重要的价值与意义。

作者研究视野开阔，对当前本领域的研究状况有全面的了解和足够的把控能力。思路清晰，逻辑严密，使用资料准确充实，研究方法科学适当，学术结论有理有据。对目前尚有异议的一些主要学术问题，都鲜明地亮出了自己研究后的观点。有些观点显得视觉独特，具有一定的开拓性和创新性。本书提出了不少新的研究思路和方法或系统理论观点，例如，提出需引入文化结构和文化圈（文化传播）的研究方法，来研究窑和窑系问题。再例如，认为杭州老虎洞窑和乌龟山窑的早期早段产品，都可能曾是南宋朝廷正式设窑之前的临安府官窑产品，以此可厘清老虎洞窑和乌龟山窑早期乳浊釉产品的工艺技术来源和两窑之间的早晚关系等问题。这些鲜活而有特色的研究思路与观点，具有很大的合理性和说服力，学术价值颇高，是突出的亮点之一。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馆员 胡继根

浙江古代青瓷是历史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承载着中华民族的基因和血脉。在对外文化交流中扮演了至关重要的角色，更为海上丝绸之路的形成和发展做出来不可磨灭的贡献。因此，浙江研究古代青瓷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浙江是我国乃至世界青瓷发源地，在业界享有“一部陶瓷史，半部在浙江”的美誉。围绕浙江古代青瓷的各种研究专著和论文数不胜数，但这些研究和争鸣多着眼于某个窑系或某个问题的探讨，鲜有宏观层面的论述。《浙江古代青瓷》以其全面、系统的特点弥补了这一缺憾，填补了浙江青瓷系统研究的空白。

本书的结构新颖独特。全书以越窑和龙泉窑为主干、以同一时期不同的窑系为支脉；以科学的考古资料为主、经过考证的文献资料为辅，全面系统、繁简有序地阐述了浙江古代青瓷的发展轨迹，各窑系的文化特征及相互关系，既照顾了传统意义上的窑系，又不纠缠其中。为今后编写浙江青瓷史提供了新的视野、构建了良好的框架。

以考古学文化分析方法研究古代窑业遗存，是该书又一创新之处。以文献为依据命名窑口，以行政区域划分窑系，以造型和装饰等作为产品的研究对象，是传统古陶瓷研究的主要方式。而文献记载常常不够全面，行政区域也时有变更，造型和装饰则是审美情趣的主要反映，凡此种种，既阻碍了研究的进展，亦使许多问题纠缠不清。本书以考古学的分析方法，将窑系的确立标准归纳为核心层（胎釉特征）、中间层（烧成工艺）、浅表层（造型装饰），将不同窑系的分布区域划分出核心区、中心区及外围区，从而抓住了各窑系的本质、分布层次以及彼此的影响等关键要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