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新林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汉唐考古研究室主任

温州是宋代5个市舶务之一，是元朝7个市舶司之一，无疑是宋元时期最重要的港口城市之一，这就决定了其考古工作兼具城市考古和港口考古的双重性。本次考古工作、学术意义、社会意义都很重要。关于考古工作的建议：

一是进一步做好唐宋元明清等不同时期码头平面布局的研究，从整体看，宋元时期是温州古港的最重要时期，应对发掘区域不同时期的总平面布局进行辨析梳理归纳。

二是做好唐宋元明清时期沿革的情况，对发掘遗迹的断代至关重要，搞清重要遗迹的层位关系，多留剖面，并绘制平剖面线图。

三是建筑基址的测绘情况不详，光用照片是不够的，建议加强考古测绘，重要遗迹现象要多做三维建模。

四是以此为契机，加强对温州古城的发掘和研究，在可能的情况下，应对北瓮城遗址进行全面发掘，需要留意唐五代以来，特别是宋元时期城门遗迹。

五是古港码头遗址的内容还需要再丰富，建议再扩大发掘面积，将码头和古城北门连接起来，可以考虑通过考古勘探和试掘来解决这个问题。

另外，两宋时期的海船发现很少。中型福船沉船，是南宋时期的尖底海船，很重要，建议再汇报时有个复原示意图或线图，方便大家理解。

戴向明

中国国家博物馆考古院院长

朔门古港遗址的发掘意义有三。一、这是一处宋元时期内容丰富的港口遗址，是近些年来我国历史考古、城市考古、海洋考古方面取得的突破性的重大成果。二、古港中发现了宋元时期的瓮城遗址，多处码头、石砌河岸、宋代沉船、干栏式建筑等一系列与码头相关的生产生活设施，可以说这些发现体现了一处千年古港的整体格局和风貌，为我们研究当时这类遗址的建筑格局、贸易运输都提供了重要的资料。三、这些考古发现，弥补了文献的不足，考古发掘表明，温州是宋元以来海上丝绸之路上一个非常重要的港口，也为下一步申报海上丝绸之路世界文化遗产，提供了强大支撑。

提两点建议。一是继续扩大发掘，了解整个港口的结构和布局，对关键性的遗迹整体揭露，并及时做好现场保护，同时与周围的城墙、古城相联系，更好展现温州古港的繁华程度。二是有计划有组织地推进、加大保护力度，使整个遗址得到最大限的保护和利用，稳步推进考古遗址公园建设，为下一步申报海上丝绸之路世界文化遗产打好基础。

宋建忠

国家文物局考古研究中心原副主任、研究员

首先，要向温州考古所的同志取得如此重大的考古发现表示祝贺，同时，温州市委、市政府能顶住巨大的压力，在关键时期及时调整线路和方案，并给予大力支持，这些举措非常令人敬佩。

第二，对于朔门古港遗址的历史定位，还是要从海上丝绸之路的角度来看。浙江是“七山二水一分田”的地理格局，以水为生，面向海洋，自古以来就是海洋性文化的主要分布区域。此次古港遗址的重大发现，从瓮城到江堤，到水井、码头、沉船等一系列周边附属遗迹的发现，规模庞大，内容涉及对外贸易的多个环节，在近些年的考古发现中具有唯一性，完全改写了对于温州的认知，实证了温州的海洋性文化面貌和千年贸易港口的历史定位。

第三，在发掘过程中，做好了全面保护和后期研究展示工作，这种模式将会是未来考古研究的一种趋势。

孙键

国家文物局考古研究中心副主任

温州朔门古港遗址的发掘，是目前为止看到的与海丝相关、遗迹要素最完备的港口遗址。通常研究海上丝绸之路，主要分为生产、运输和市场这三个环节。温州作为其中的节点性城市，与之相关的窑业、手工业、漆器生产，同时以温州城为依托，有码头、航船、航线和航标塔，所有的要素都非常齐全，而港口，就是连接这些环节和要素的纽带。

对于其研究，可以大致分为三个层面。

第一，是对于遗址的相关研究。港口的核心时期是北宋晚期到元代晚期，这段时间刚好处于哥伦布大航海时代之前，属于中国的航海时代。在此之前，甚至是唐五代时期，大部分都是外国人到中国来，而进入宋代以来直到清初，无论是海外贸易还是造船，都是中国人自己走出去的时代。

第二，从地层上来看，古港遗址中也有很多值得关注的点。如两宋时期的地层堆积明显不同，其中反映的海平面变化以及与海啸相关的海相沉积，以此为切入点，我们可以引入对古代气候、地质和海陆变迁的研究。再如，温州港到现在已有千年，其城市格局基本没有变，这和我们看到的漳州港、泉州港以及密州板桥镇的形态完全不同，主要源于其独特的地理环境。这些都是我们可以持续关注的学术点。

第三，是水下考古方面的工作。根据以往的工作，如大练岛沉船、南海Ⅰ号、华光礁以及圣杯屿，包括韩国新安沉船，龙泉窑系的青瓷数量非常庞大，所占比例极高，说明龙泉青瓷是在大航海时代之前，中国推出的第一种全球化商品，通过对朔门古港的发掘和研究，我们可以解决航运和线路等很多问题。

最后提出一点个人的建议。目前我们发掘的是一个线性遗址，很多遗迹还是断点式的，希望下一步多做一些连接性的工作。

李政

国家文物局考古研究中心考古理论与技术研究所副所长

温州朔门古港遗址是一个配合基本建设的考古项目，自去年10月开始发掘，短短一年时间，就揭露出了如此重要的发现，并且做到了精细化发掘，是基本建设考古项目中一个非常成功、非常优秀的案例。同时在几天之内，把发掘的重要成果及时与公众分享，回馈给社会一个丰富且精致的展览，说明我们的考古工作，不仅仅停留在考古发掘这一层面，在做发掘工作的时候，也把保护和阐释都同时提上了日程，并且越做越好。

关于遗址后期的保护利用展示，朔门古港遗址，地处瓯江沿线，未来如果做规划和展示，可以考虑运用全息影像技术，在瓯江两岸将码头、栈道、江堤以及周边的附属遗迹做三维的立体呈现，重现宋元时期海上丝绸之路上温州码头商贸繁华的景象，能够让观众顺江而下，拥有身临其境的沉浸式体验，这将是考古成果对于公众最好的阐释。

蔡薇

武汉理工大学船史研究中心副主任、教授

朔门古港遗址考古发掘，几乎包括了古代航运的重要要素，呈现出了一个古代江海交通运输的完整系统。特别是古港中的两艘宋代沉船，其在古港中发现非常不易，使古港遗址变得生动起来，使古港的各重要元素得以串通联结。同时它们是集动态、静态于一体的舟船标本，对帮助我们更好地揭示在船港航运系统中的中国古代舟船船型与工艺特征属性，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后期的考证与成果非常值得期待。

对于两艘宋代沉船的发掘保护与价值挖掘，在考古发掘与保护的实践中，也要广泛借鉴国内外的沉船考古发掘经验。由于两艘船同时发掘，就可以进行两艘船的保护对照，这个在沉船发掘保护的过程上是独一无二的。目前在科技部国家重点研发项目“海洋出水木质沉船结构稳定性与保护技术研究”实施中，形成了一批成果，如“出水/出土木质沉船结构稳定性评估指南”等，可以作为进行一些现场科学规范评测的支撑，以利于后期更好地对沉船结构进行保护。

李庆新

广东社会科学院海洋史研究中心主任

一是以全球视野与开创思维，推动温州古港与中国海洋史、海上丝绸之路（陶瓷之路）史历史研究。目前应该重新评价温州在中国海洋史、海上丝路史上的地位与作用。

二是以考古发现为契机，以多学科交叉、跨学科合作与研究，全面深化拓展温州城市历史与文化研究。温州通江靠海，造船业发达，通达国内港口城市，以及日本、新罗、琉球、南海诸国，是我国面向东海的重要港口。在龙泉窑产品生产-运输-市场经济链条中，温州是一个极为重要的中心枢纽，不可或缺的一环，蕴藏着极为丰富的资源、制度、人力、投资、金融、交易、运输、消费等等，结构性社会经济史内容，值得深化研究。

三是以开放眼光，比较视野，在关注龙泉窑商品生产与外销同时，开展龙泉窑在审美、工艺、技术等方面上的发展、流变及其影响的研究。由宋至明，我国南方地区形成了一个几乎覆盖东南沿海地区（甚至包括越南）的龙泉窑系人力-资金-技艺的传播网络与生产场域，展现了龙泉窑系扩张的“线路图”，这是另一个“天下龙泉”景观。

孙光圻

大连海事大学教授

第一，立港要素。港口一般应该具备如下几大要素：一是安全靠离的码头设施，二是船舶安全进出的航道，三是港口具有一定的经济腹地。从温州朔门古港遗址态势看，这几大基本要素都已具备。

第二，航海地位。温州朔门古港位于中国大陆海岸线的中段，北望杭州、宁波港，南连福州、泉州港，是古代中国“海上丝绸之路”连接东北亚、东南亚和北印度洋广大区域的重要节点之一。

龙泉青瓷的核心产区为处州府（丽水）地区，处在瓯江上游，下游的温州朔门古港正是龙泉青瓷走向世界的重要贸易港口。温州朔门古港，既是龙泉青瓷外销的首要汇集港和始发港，更是通过宁波、泉州港等，令龙泉青瓷与世界贸易连为一体的重要中转港，而不是“喂给港”。

黄纯艳

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中国宋史研究会原副会长

主要谈谈温州的海洋性地域特征。

其一，向海取利的生计方式。渔盐是温州滨海民众的重要生计，文献记载温州“诸县濒海之细民”“各有渔业”。温州设有盐监，领天富南北监、密鹦、永嘉盐场，每年盐产定额七万四千余石。温州人是海上贸易活跃的力量。史籍可见不少温州海商，其中的温州商人周伫，《高丽史》为其立传。也有不少因追求利益或穷困失业的温州人向海谋生做了海盗。

其二，海洋活动推动了温州城市发展。有学者研究，宋元时期温州城内店铺密布，百业齐全，沿街有河，舟船往来于海道与城市之间，城内酒楼、茶室、歌馆日夜喧嚣。

其三，海洋性催生了新的经济结构。温州滨海地区工商业发展，粮食不足，形成了工商业为主的经济结构，史称“海育多于地产，商舶贸迁”。需要从浙西、广东输入粮食，“温、台二州自来每遇不稔，全藉转海般运浙西米斛，粗能赡给”，还利用“郡通海道，商舶往来其间”的条件，输入广米。

其四，海洋信仰进一步发展。宋代温州一带海洋神灵信仰得到较大发展。例如，温州善济庙，祭祀海神顺应灵佑王；唐代宰相李德裕被温州人奉为海神，加以祭祀。温州是明教活动重要地区，“明教行者，各于所居乡村建立屋宇，号为斋崖。如温州共有四十余处。”

海洋性的生计、信仰、经济结构生成了温州海洋性地域特征，世代传承和滋长，塑造着“温州人”的海洋特性和温州地域的海洋文化。

杭侃

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原院长、山西大学副校长

第一，把温州放在东亚人群的视野下去加以考察。研究温州，需要更加重视宋元时期的东亚人群，北宋周伫、南宋周去非、元代周达观、明代杨景衡等等都是与温州相关的重要人物。如果我们从这个角度去考虑，就可以分析温州的三个“面向”，一是温州台州小盆地是一个相对独立的地理小单元；二是瓯江牵扯的东西向的物资交流；三是面向东亚的海洋性，以及海洋的不确定性。

第二，结合第一点，以漆器为例说明一下温州的重要性。温州漆器有名，宋代的文献中有不少记载，《方舆胜览》指出“温居涂泥之卤，土薄艰植。民勤于力而力胜，故地不宜桑而织纫工，不宜漆而器用备”，可见温州当地不产漆但是各种漆器都完备，还成了宋代最重要的漆器制作中心之一。所以，温州漆和漆器的来源和销售都有必要放到东亚人群的视角去考虑，去考虑东南沿海地区不同时期的发展状况。

温州漆器铭文中的“牢”字很容易让人联系到店家做的广告，是温州漆器生产兴盛的一个标志。但李梅田《“牢”铭漆器考》认为“牢”铭漆器是服务于礼仪过程的。从城市考古的角度，我倾向于李梅田教授的意见，温州城的漆器手工业发达，但不是散布于城里许多地方，而是相对集中的，就像温州城的三巷：油车巷、皮坊巷、漆坊巷。

第三，温州城的城市考古工作。朔门古港遗址的发现是与温州城密不可分的，从不同时期的温州城图和已有的考古发现看，温州城市考古工作值得期待。从城图上看，街道有不同的系统，比如北部的东西向街道，西部的鱼骨刺式的街道，和“东庙、南市、北埠、西居、中衙”格局，这些空间概念是不同时期形成的，可以逐一理清，还原温州古城发展的完整谱系。

第四，温州地区的佛教问题。联想到大云寺、开元寺和开元寺的布局问题，比如白象塔等出土的大量文物，这些都可以结合起来。

第五，地方城址的考古工作必须依靠当地的文物工作者。对于地方城址特别是“古今重叠型”城址的考古工作，应该加强预判，变被动为主动，尽可能避免出现城市建设“遭遇”文物的情况，为当今的城市规划和城市建设提供决策参考。

姜波

山东大学特聘教授、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ICOMOS）副主席

一、此项发掘是迄今为止、国内外有关海上丝绸之路港口遗址最为重要的考古成果，在世界航海史上具有突出价值，有望成为海上丝绸之路申遗工程的支撑性遗产点。

此次考古发掘生动展示了海上丝绸之路港口城市的历史画卷，亦可与福建漳州圣杯屿沉船、东南亚海域的玉龙号沉船等遥相呼应（推测为温州港始发），坐实了温州港是龙泉窑、瓯窑产品畅销海内外的出海口。对于海丝申遗工程而言，此次发现可谓填补空白。因为无论是已经入列世界遗产的海港遗址——泉州、澳门，还是正在申报世界遗产的海上丝绸之路港口城市——广州、宁波、登州、扬州等，都缺乏港口考古成果的强力支撑；不仅如此，国际上，列入世界遗产名录的海港遗产，包括菲律宾的维甘、马来西亚的马六甲与乔治城、斯里兰卡的加勒、沙特的吉达等，同样缺少代表性的码头遗迹。而唯一保留有大航海时代海港船坞遗迹的英国利物浦“海上商城”，因为遗产保护不力在2021年被联合国教科文除名。由此可见，朔门古港遗址的考古成果，有“补白”之功，堪称人类海洋文明史上具有突出价值的珍贵遗产。

温州港处在中国漫长海岸线上南北居中的位置，素有天然良港之称，又是承载了古代中国人航海贸易文明的考古遗产，弥足珍贵。目前，国家文物局正在委托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编制《海上丝绸之路申遗文本》，还组织了以广州牵头的海丝申遗城市联盟，可惜温州尚未加入。此次古港遗址的发现，可以说是为了海丝申遗文本提供了强有力的考古支撑，也补强了国内海丝申遗工程在港口遗迹方面的弱项。强烈建议把温州港遗址作支撑性遗产点列入海上丝绸之路申遗工程，希望省、市同行在国家文物局和省局的领导下，加强与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文本团队的沟通。

二、此次考古成果是温州千年古港的考古实证。

温州港在宋元时期繁盛一时，此后一度湮没无闻，直到改革开放以后才又扬名天下。这次发掘的朔门古港遗址，立体呈现了温州古港货运码头的遗产景观，历历在目的考古遗址，让人们仿佛看到了古代温州港“海舶云集”“帆若垂天之云”的历史景观，让在改革开放中勇立潮头的温州，平添了一份厚重的历史感。

温州港选址于河海交汇之地，既得交通之便利又可避台风之侵扰；依托瓯江水系，形成了支撑港口贸易的经济生态系统，由此而成为古典航海时代的著名海港。正是依托这样得天独厚的港口，温州形成了向海内外辐射的海洋贸易网络体系，有着航海基因的温州人，从这里走向了海洋世界上的每一个角落。

三、温州港遗址出土文物充分展示了古代海洋贸易的丰富内涵。

温州港在中国漫长海岸线上处于南北居中的位置，又有瓯江水系的纵深支撑，使得温州顺理成章地发展成为古代海陆贸易的枢纽。此次考古发掘出土的文物，充分展示了海洋贸易的丰富内涵（瓷器、漆器、海盐、金叶子）。如果说，“南海Ⅰ号”沉船展示了古代海船船货装载的情况，那温州港则是再现了古典时代海港城市货运集散的情形。以瓷器为例，此次出土品不仅有本地的瓯窑、龙泉窑；也云集了国内各大窑系的产品，包括景德镇窑、建窑、定窑、磁州窑等南北各地的窑瓷产品，琳琅满目、蔚为大观，充分展示了古代海上丝绸之路陶瓷贸易的整体面貌。

四、朔门古港遗址堪称中国古代海洋工程建筑技术的杰出范例。

朔门古港遗址堪称我国古代海港建筑工程的技术范例，这在以前的考古工作中殊为罕见。遗址所见的古代码头，有月台式、斜坡式、栈桥式等多种类型；这里可以看到古人创造性地在海相、河相软质地基上建筑施工的工程作法；可以看到用石块构筑、保存尚好的瓮城遗迹；还有类似海宁海塘“重力式石塘”的工程做法，等等。凡此种种，都是中国古代城市、建筑、工程技术史上难得一见的考古实例，可大大补强相关研究中考古证据不足之短板，值得重视。

总之，此次朔门古港遗址发掘是一项令人震撼的海上丝绸之路考古成果。我们应该落实关强副局长刚才所讲的：考古工作仍需持续开展，研究工作亟待走向深入，文物保护和规划工作要适时跟进，考古成果应该及时发表，特别是要向公众阐释遗址的历史与考古价值（文化自信与中华文明的标识）。这是温州人的珍贵遗产，衷心希望它成为遗产保护的样板工程，成为温州的城市名片。 

（温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