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庆柱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原所长、

郑州大学历史学院院长

通过温州朔门古港遗址的发掘，可以重新认识温州在古代海上丝绸之路中的定位。

第一，过去提到海丝，从我国西南角的合浦，到广州，到泉州，到宁波，很少提及温州。结合这次考古发掘的重要收获，以后要把温州加进去。

第二，以前做过的海丝考古工作，都没有港口。但实际上，海丝的核心应该是港口，港口一出一进，构成了中国和海外交通的重要物证。而此次温州古港遗址的发掘，恰恰从遗迹到遗物，为海丝提供了充分证明，是海上丝绸之路走出国门、海外丝绸之路走进国门的一次重要发掘，也是海上丝绸之路在宋元时期进入鼎盛的充分证据。

第三，此次温州古港的发掘，综合揭露了与港口相关的各类遗迹，且港口的年代从宋元时期延续至明清，与海上丝绸之路的鼎盛时期相一致，真实全面地反映这一时期商贸活动，实证了温州千年商港、海丝节点的历史定位。温州古港遗址也是目前国内发现的结构最完整、年代最清晰的港口遗址，对于研究海上丝绸之路具有关键的指向意义。

第四，贸易的发展和交通成本密切相关，相比于陆地交通，海运的成本大大降低，从而带来了贸易全球化。而海运的发展离不开港口，因此在总结温州朔门古港的性质时，不仅要从考古学层面，还应该从经济史和贸易史层面去综合考量。

王巍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学部主任、学部委员，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原所长，中国考古学会理事长

第一，温州朔门古港的考古发掘是一项非常重要的考古发现。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的历史时期考古，尤其是宋代及以后时期的考古逐渐得到重视，特别是对海上丝绸之路的考古十分重视。近几年，与海上丝绸之路有关的发现不断涌现，比如苏州太仓的樊村泾遗址、上海青龙寺遗址等，包括泉州成功申遗越来越引起学界和社会的关注。朔门古港遗址的发现，为海丝研究提供了新的资料。

第二，温州朔门古港遗址的发掘意义非常重大。它增加了一个原来鲜为人知的宋元到明清时期海上交流的重要港口，表明温州也是海丝的重要港口之一，而且主要是出口龙泉青瓷的港口遗址，填补了宋代和元代两个时期港口遗址的空白。

第三，遗址考古发掘揭示的遗迹还是比较清楚的，包含了不同时期港口码头设施的结构及其变迁，为我们展现了当时港口的生活场景。

第四，这项考古工作是从基本建设考古转变为主动发掘的。温州市委、市政府以及文物部门做了大量的工作，改变了原来的建设计划，并付出了一定的经济代价，这非常正确。因为这样一个海上丝绸之路的港口保存得这么好，在全国范围内都是罕见的，也是新时期考古文化遗产保护的一个经典范例。

关于下一步的工作，有如下建议：一是扩大发掘面积，重点揭露码头与古城的关联；二是进一步全面了解港口与海岸线变迁的关系；三是争取列入海丝申遗项目；四是积极创造条件，创建国家考古遗址公园。

赵辉

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原院长、中国考古学会副理事长

温州朔门古港遗址的发掘，不仅具有考古学科研的意义，更具有很大的社会意义。从田野考古的角度来谈，有几点建议：

第一，目前的考古发掘主要还是局限在河岸以下到河道之中，除了两个城门的位置，余下码头的根部位置，还不甚清晰，从这一点来看，后续发掘还可以更加完整。

第二，在发掘揭露的遗迹现象中，还有很多细节需要进一步落实，如对于海相沉积的判定，对于南宋和元代之间码头的萧条和重建等，还需要寻找更多的考古学证据来支撑。

第三，就现有的发掘成果，对于一个港口而言，还不完整，根据文献中的记载“城脚千家具舟楫”，除了舟楫和码头，我们还应该联想到城外运输的道路、货栈、茶肆、酒社、饭馆等一系列的场所和设施。好在现在遗址的南侧没有建成高楼大厦，接下来进行改造和开发的余地也非常大，发掘区可以从城墙根开始，分块有计划地实施，可以考虑先恢复一个时期的古温州城市和码头的面貌，从而全方位展示温州的历史、文化、经济和社会。

当然今天谈到的发掘和保护规划，不是一个三年、五年的事情，而是一项需要长期坚持的事业，需要稳扎稳打，持续推进。如果有可能，可以以朔门古港遗址为例，形成一种文物保护的模式，固定下来，为我们以后的文化遗产保护工作提供长期稳定的依据。

刘迎胜

浙江大学中西书院教授、中国元史研究会原会长

对于在朔门古港发现意义的评估，要从城市史、地方史，向海洋中国这个层次来提升，在此基础上，发掘遗址的世界性价值。

在龙泉青瓷的外销方面，除了周达观《真腊风土记》中的记载，还包括汪大渊的《岛夷志略》，里面有三个地方，明确提到了用处州瓷器进行交换，分别是巴拉望苏禄、花面（即今天的苏门答腊）以及无枝拔（也就是今天印度的东海岸）。他提到的这三个地方，实际上为解决处瓷的输出通道问题提供了很好的思路。此外，海外的陶瓷学者将我们浙东的瓷器称为“celadon”，也就是青瓷，这个单词是源于马穆鲁克君主萨拉丁，也就是埃及人和阿拉伯世界最先使用了青瓷这一表述。这些细节，可能都是研究海上丝绸之路上青瓷外销的关键线索。

在来往温州港口的人群方面，在南宋洪迈的《夷坚志》和包恢的《敝帚稿略》中都曾提到，温州港周围居住的人群除了温州本地商人之外，还有倭商、高丽商人和昆仑奴等，这里的昆仑奴也是从事商业的外国人，销售的货物，包括龙泉瓷器、竹子以及布匹等等。

温州在两宋之际、宋元之际、金元之际都是非常重要的港口。

为促进朔门古港遗址保护和利用，有必要对宋元到明清这四五百年之间的古代文献进行梳理，从造船、航线、涉海人群、海上设施等方面，为古港遗址的展示提供坚实的史料基础。

柴晓明

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原院长

温州朔门古港遗址的现场是非常震撼的，这是目前我们看到的遗存最为丰富、体系非常完整的港口遗址。从这个角度上来讲，我认为比现在已经列为世界文化遗产的泉州要更加完整和系统。提几点建议：

考古方面，要进一步优化、细化考古工作的方案，力争明确各个时期港口的结构、布局，厘清不同历史时期港口和温州城、航道的关系，以便在接下来的保护展示中做到详略得当，让公众看得懂。

学术研究方面，树立课题意识，进一步明确温州城和温州港在古代海上丝绸之路中所处的位置，并以此为契机，继续深入发掘温州港在我们祖先开发利用海洋国土的历史进程中扮演何种角色。

遗址保护方面，要始终把温州老城、历史街区、城门、道路、房屋、码头、航道甚至是江心屿上的航标塔看成统一的整体，规划考古遗址公园，争取把温州打造成为国内文旅融合的示范性项目，这是完全可以实现的。

朱岩石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原副所长

朔门古港遗址成为研究中国中古至近古时期海上丝绸之路罕见的港口遗迹，具有填补空白的重要意义。基于目前发现的重要性，下一步考古更需要在时间维度和空间维度两个大的方面进一步深化。

第一，在时间的维度上要更加注意发现并发掘比宋代更早的地层和遗迹。我们需要从多学科协作、从田野考古方法创新的角度破解难题，从而取得更大收获。

第二，需要在古代城市考古视角下，在更大的空间范围内深入认识已发现的古港相关遗迹。从田野考古学的角度，科学回答城外码头与古城共同构成的古代港口城市空间分布特点的问题。

第三，通过加快整理重点资料，对已发现遗迹进行科学诠释。比较准确解决了时间延续和空间分布的问题，就可以为解释已发现的遗迹或即将发现的遗迹的性质奠定良好的基础。同时，建议尽快重点整理一些关键资料，以便总体认识更加全面、科学和客观。

第四，关于加强出土遗物和遗址的保护，目前发掘出土的重要遗物比较多，特别是一些有机质出土遗物亟待进行到位的科学保护。

李水城

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四川大学讲席教授、美国艺术与科学院外籍院士

朔门古港遗址的延续时间非常长，从北宋一直到明清时期，目前，这类遗址的发现在国内是非常难得的，同类型的遗址有山东密州板桥镇和浙江宁波的市舶司遗址，但这两个遗址的发掘和保护均不如温州。通过对遗址的观察，可以发现朔门古港的外向型特点非常突出。

根据以往的发掘资料，在南海Ⅰ号沉船上发现有金叶子，这类东西主要是在杭州生产，但在温州人民路宋代窖藏里，也曾出土过金叶子，可以看出当时的临安跟温州地区的关系是非常密切的。此外，遗址当中还出土了大量的瓷器和少量漆器，在南海Ⅰ号沉船上也发现了一批温州漆器，不仅说明当时温州出产的漆器闻名，也从侧面反映了温州地区商贸的繁荣发达。

关于贸易模式，特别是贸易的网络关系问题，是非常有研究空间的重要课题。温州的地理位置独特，在海上丝绸之路和东亚海上贸易中，都扮演了十分重要的角色。朔门古港遗址的有关发现，可以有针对性地填补贸易模式研究中的空白。现有的发现已经显示，温州港与马六甲海峡以及泰国南部地区关系密切，并且这些地区都有同类瓷器的发现，因此我们下一步的研究不仅要看到温州本地的情况，还要主动地关注国外的考古发现。

霍巍

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学术院长

对于温州朔门古港遗址的发掘和价值提升，目前已经完成了三个方面：

第一，是考古工作本身。在现场堆积情况复杂，发掘环境又比较特殊的背景之下，考古工作和认识都非常清楚，温州当地考古工作者所做的工作非常出色。

第二，是对古港遗址的价值认知。目前结合文献和地图，发掘者对于整个遗址性质的研判，都是比较清晰合理的。温州朔门古港遗址从瓮城、码头、航道、航标，构成了一个十分完整的体系，这在当今世界的港口遗址考古中，具有重要意义。

第三，是保护和阐释的同步进行。在野外发掘取得阶段性成果后，组织策划了一个小型展览，与社会和公众进行分享和阐释，并已经把下一步遗址公园的规划和保护提上日程，非常必要。

最后再提一点希望，港口兼具“走出去”和“走进来”两个方面的功能，目前已经从遗迹、遗物等方面，为温州港的贸易输出提供了考古学证据，但仍需要注意寻找“走进来”的相关证据。以广西的合浦港和斯里兰卡的曼泰港为例，都存在相对丰富的文化遗存。在朔门古港遗址中，也发现了和商人沐浴有关的遗迹，但相关证据仍需进一步完善。这对研究海上丝绸之路以及下一步的海丝申遗工作，都是具有里程碑意义的。

栾丰实

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

关于温州朔门古港遗址的学术价值，在考古学的层面，最重要的是两个方面。

一是发现了连续三个时期长达千年的港口遗存，即宋元、明清和近代开埠以来，甚至还有更早的晚唐时期遗存。三个时期在年代上前后连贯，展现了一脉相承的不同发展阶段，并且可以与文献记载相互印证，从而确证温州港是千年以来连续使用的国内外著名商贸古港口，目前在国内极为少见。

二是在东西400米的沿江范围内，发现了异常丰富的与港口相关的各类遗存，包括了不同历史时期的各类遗迹遗物，如此丰富的港口类考古遗存为目前国内所仅见。

为了全面了解各时期的港口面貌及特征，需要进一步开展田野考古发掘和后续研究工作，需要精心做好规划设计，按部就班地开展精细化发掘工作。

王炜林

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原院长、山西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

这次发现为温州城市与港口发展关系的研究提供了素材，是温州商业文化传统的一次考古溯源，遗址现场的有效保护、科学阐释，对传承温州历史文化文脉具有重要的意义。

温州市政府不仅对这次考古工作给予了大力的支持，更为其后续的遗产保护付出了巨大的代价，这个考古案例是温州为全国树立的遗产保护榜样，显示出了一种新的文化自觉与自信。

建议在基本建设考古工作告一段落后，相关单位应尽快重新制定考古工作计划，将朔门基本建设考古工作转化为课题性的主动考古项目，对古港口的建设布局、建筑工艺、港口变迁与海洋环境变化及与朔门外运相关的瓯江水运等相关遗存进行系统的考古调查研究，积极探索构建古代港口与城市考古的新模式。

郭伟民

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原所长、湖南大学岳麓书院教授

根据《读史方舆纪要》等文献的记载，《禹贡》扬州地，秦属闽中郡，汉初是东瓯国的所在地，温州在宋代以前好像是默默无闻的，史书上的记载并不多。此次朔门古港的发掘，填补了温州的历史和文化内涵，自宋元时期开始，温州以其得天独厚的地理优势，从小的地方郡一跃成为海上丝绸之路上对外输出的港口。这不仅反映了宋元时期温州地区商贸的繁荣，也揭示了温商的历史，展示了温商的根和魂。

在接下来的工作中，需要注意：一是在发掘现场，存在较多的水泥柱，说明在践行“先考古、后出让”时，还存在一定的问题；二是关于遗址的保护，在后续的规划和利用中，可以与朔门城门以及周边的历史文化街区有机联系，作为一个整体保护起来，活化利用，真正做到让文化遗产活起来。

秦大树

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

首先，龙泉是我国古代宋元时期的瓷器生产的中心，生产规模巨大，影响范围广阔。根据相关研究，在14世纪元代后期到明初，在印度洋地区发现在中国瓷器中，龙泉窑的占比在80%以上，在同期的东南亚和东亚地区，龙泉窑的占比约为50%~60%，说明龙泉窑在出口瓷器中所占的比例，可以作为衡量一个港口重要与否的指标。

第二，结合近些年一系列的重要考古发现，可以大致构建出中国沿海贸易体系。温州古港遗址中出土的瓷器大致可以分为北宋末到南宋初和元末到明初两个阶段。在北宋末到南宋初，温州港主要面向东亚地区，而在东南亚、印度洋地区几乎没有这一时期的器物。到元末明初，开通了一条新的航线，即从庆元、温州到菲律宾，往巴拉望，穿过巽他海峡，进入印度洋。另外，在北宋末到南宋初，温州港的地位非常重要，在此次发掘中，出土了景德镇的青白瓷，还有一件磁州窑黑剔花，工艺非常复杂，属于贡御性质，高丽王宫遗址内曾出土过类似产品，因此可以推测这一时期的温州港，应该是具有官方性质，可能和海外一些官方机构有直接联系。

再提一些建议：一方面，要从古代文献和温州本身的历史入手，就两个阶段的历史背景进行深挖；另一方面，我们目前发掘出土的瓷片主要来自龙泉东区，高等级的器物很少，下一步可以再在周边布探沟试掘，发现最终放洋出海的大型码头，把温州港的内运外销体系尽量完善。再有就是在发掘中，可以尽量把瓮城、城墙的结构发掘展示清楚。

王光尧

故宫博物院研究馆员

遗址的考古发现在研究从汉代到明清时期中国的外向型港口城市发展与变迁史上也具有同样不可替代的价值。表现在以下方面：

古港遗址位置表明，作为商业港口的区域和作为管理区域的城址并不合一，这对研究城市布局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从出土瓷器的年代看，温州在北宋晚期到明初具有重要地位。后续需关注温州古代港口是否存在沿瓯江往上下游移动的现象，寻找与交易方式相关的商品遗存，进一步弄清古代温州港口的布局情况。

把港口遗址出土的不同时期龙泉窑青瓷与各龙泉窑场的产品对比并进行量化分析，有助于更加客观地理清各龙泉窑场的产品销量等内容。而把不同时期的主要外销商品和各主要外向型港口结合起来，观察并构建中国古代外向型港口的时代特点和发展变迁史，意义尤其重大。

要把该港口遗址放在整个海上丝绸之路的框架内进行对比研究，既要观察其国际交流的内容，也要思考其与位于海上丝绸之路中段、西端港口之间的地域性、文化性差别，从而确立以中国为代表的海上丝绸之路东端外向型港口的文化特点。

建议把该港口遗址放在“考古中国”、放在大课题层级下，进行长远、深入的发掘、保护和研究。

（下转7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