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我在阅读《胡适全集》时，读到胡适与丁文江、徐新六关系特别友好的相关记载，令人感动。胡适在写给妻子的信中坦言，“我失去了一个最好的朋友，这人世去了一个最可爱的人！”此人就是徐新六（1890～1938）。

多年来，我一直在精心整理粤籍学人罗原觉的往来信函，意外地发现《徐新六致罗原觉函》一封，令人欣喜若狂。该函共有两页信纸，款式尺寸一致，每页横15.3厘米、纵23.4厘米，有文字14行。为保持信函原貌，每行结束时，以“/”为标识，现释文如下：

原觉仁兄先生：/从者来都，得親/丰采，惜弟行色匆匆，未克多暇常叙，殊为/耿耿，适奉/手示并端砚一方。/君子之盼，敢不拜嘉，惟过于隆重，殊不/敢当，祗以/拳拳之情，溢于言表，权当领受，容侯后/报。弟至英，必见鼎甫兄，当以/近状语之。我/公何日出都，以后通讯可寄何处，还乞/示知，倚装草复，幸/恕其率，敬请/台安。弟徐新六顿首。一月二十三日。/

该函未署年份，只留下“一月二十三日”。信中明确写明写信人是徐新六，收信人是“原觉”即罗原觉。徐新六，字振飞，祖籍浙江余杭，1890年出生在杭州，曾留学英法等国，学习冶金、经济、国家财政等专业；1917年夏任财政总长梁启超秘书；1918年12月随梁启超赴欧洲考察，并被委任为巴黎和会赔款委员会中国代表和中国代表团专门委员。

信中提及的“从者来都”“我公何日出都”之“都”，应指北京。表明此时徐新六正在北京工作。据《民国人物大辞典》“徐新六”条目介绍，“1914年回国，经高等文官考试录取，以第一名授上士，分发北京政府财政部任佥事，并兼任北京大学教授。1917年夏，任财政总长梁启超秘书；同年11月，入中国银行，初任金库佥事，后任北京分行协理；同年代表上海公共租界华人纳税市民参加工部局分组委员会担任卫生、警备、防务委员。”表明该函写于徐新六在北京工作期间。1918年商务印书馆张元济到访北京时，于6月29日专程拜访了徐新六。（《张元济全集》第6卷“日记”，商务印书馆，2008年，第376页）

信中还承诺，“弟至英，必见鼎甫兄，当以近状语之”。“鼎甫”当指1926年7月进入北京图书馆工作的杨鼎甫。“至英”一事是指1918年12月梁启超与蒋百里、丁文江、张君劢、刘崇杰、徐新六、杨鼎甫等7人赴欧洲考察一事。此行徐新六、杨鼎甫均有参加考察。由此表明该函应写于1918年1月23日。

信中主要内容是书信人想表达谢意，因为罗向徐赠送了一方端砚。信中写道，“君子之盼，敢不拜嘉，惟过于隆重，殊不敢当，祗以拳拳之情，溢于言表，权当领受，容侯后报。”这寥寥数语，尽显徐是一位热情好客、感情丰富的人。胡适即认为“新六的性情最忠厚，心思最细密，天资最聪明，在朋友之中，最不可多得”（《胡适全集》第24卷）。1924年胡适在《我的年谱（民国十二年1923）》中提到一件事：“自去年底以来，上海的朋友与在君们极力劝我到南方休息一些时，徐新六并且为我借得西湖金沙港吴姓的庄子。我不愿南下，后来只好把庄子退了。”

1938年夏，国民政府计划派一代表团赴美国争取美援，内定徐新六为首席代表；8月24日，徐新六由香港应电召乘飞机赴渝，途中为日机截击遇难。当胡适从伦敦前往瑞士参加国际史学会途中获悉徐新六遇难时，异常悲痛。他在1938年8月27日致妻子江冬秀函中写道：“我这三天（廿五，廿六，廿七）真不好过。自从志摩死后，在君、新六相继而去，真使人感觉孤凄寂寞……我最敬爱的朋友之中，在君、新六为最相投，不料这两个最可爱的朋友偏偏最先死了！”（《胡适全集》第24卷）1938年9月24日，胡适再次致函妻子：“‘有一日力，尽一日力’，‘一切一切为国家’我们不要忘了他的遗训！”（《胡适全集》第24卷）

徐新六在中国近代金融史上举足轻重，与诸多名人交往颇深，见证参与了许多重大历史事件，其“一切一切为国家”的爱国情怀令人感动钦佩。此次新发现的《徐新六致罗原觉函》，是难得的手稿遗物，对加深徐新六研究、丰富徐新六人格提供了新材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