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时期，经历了一个由龙山时代方国林立、万邦自治到二里头王国统一中原、引领九州的历史过程。这一过程在文化格局、生业经济和社会结构等方面都有体现，整体呈现出夏时期“诸夏一体到九州攸同”的进程。本文试结合相关研究成果对这个历史过程简述如下。

文化格局

牵一发而动全身的龙山文化晚期：龙山时代黄河流域“万邦林立”。至公元前2200年左右，一场突然的、严重的梅加拉亚期特大干冷气候事件袭来（Cohen, K.M.,etc, 2018）。北方的老虎山文化南下覆灭了晋南的陶寺文化（韩建业，2007），中原地区龙山时代最辉煌的陶寺邦国衰落。海岱龙山文化延续大汶口文化西进的态势，推动了豫东的造律台类型的西进（李伯谦，1983；赵江运，2021）。南方的石家河文化则一直在单向袭扰中原。而西进受到客省庄文化阻挡的三里桥文化则掉头东侵，也剑指嵩洛地区（段天璟，2013；董霄雷，2020）。为应对各方势力纵横捭阖、逐鹿中原的变局，嵩洛地区的王湾三期文化选择了交好东西、攻伐南北的策略。向西，与三里桥文化及客省庄文化交好，三方交互的器物主要是饮食器、盛储器,炊煮器极少（袁飞勇，2020），基于此，我们认为三方之间是和平的往来与联合关系。向东，联合亲近中原的造律台类型，造律台类型与王湾三期文化有许多共享的文化因素，如侧装高足鼎、圈足盘、刻槽盆、小口高领子瓮、平流鬶、覆碗形器盖等，有学者甚至将之与王湾三期文化归为同一种文化（袁飞勇，2020）。向南，王湾三期文化兵分东西两线联合东西两方南下攻伐并取代了石家河文化，使长江中游从此“纳入中原文化的系统”（王巍，2004）。向北，王湾三期文化与造律台类型及海岱龙山文化共同参与了海河流域的后岗二期文化的形成（袁飞勇，2020）。

“众星是仰北辰”的二里头文化时期：王湾三期文化和造律台类型联合南下的同时，也在彼此间进行着整合。二者相互整合的产物即新砦二期遗存。新砦二期遗存形成后取代了王湾三期文化，并继续向南施加影响（张海，2021）。新砦二期遗存的发展催生了二里头文化的异军突起，又被称为二里头文化的孕育期（王立新，2020）。二里头文化崛起后迅速成为东亚地区最早的“核心文化”（赵海涛、许宏，2019）。二里头文化兼收并蓄四方文化因素的同时（许宏，2009），也在向四面八方辐射影响（崔宗亮，2011）。二里头文化向南扩张，将长江以北的中游地区纳入文化势力范围（张昌平，2006），并进一步向鄂南、湖南、赣鄱地区施加影响（向桃初，2011）；向东南的扩张影响了江淮的斗鸡台文化的进程（杜金鹏，1991）和太湖的马桥文化的面貌（向桃初，2011），并将一些文化因素传播至华南甚至越南；向西南进入成都平原和峡江地区，催生了三星堆文化（向桃初，2005）和朝天嘴文化（于孟洲，2010）。二里头文化向北对豫北冀南的下七垣文化产生强烈影响（李伯谦，1991），推动下七垣文化的社会结构发生重大变化（张渭莲，2007）；向西北影响了晋中的白燕文化的面貌（蒋刚，2009）；向东北对夏家店下层文化产生强烈影响（杜金鹏，1995）。二里头文化向西渗透到了关中东部（张天恩，2000），并将文化影响力扩散到甘青的齐家文化、四坝文化之中。不过，二里头文化向东扩张至豫东时，则遭到岳石文化的抵制，使二里头文化并没有渗透至海岱地区（郭明辉，2020）。

生业经济

古代生业经济一般分为农业经济和手工业经济，其中农业经济占据主导地位。农业经济可具化为先民如何获取食物资源和管理家畜等方面。

禹州瓦店（陈相龙、方燕明等，2017）、登封王城岗、新密古城寨等遗址的材料表明，王湾三期文化核心聚落以粟作农业为主导，水稻的重要性也开始显现，家养动物有狗、猪、黄牛、绵羊，先民的食谱特征是C4（食粟）。余庄遗址当地先民的食谱则主要呈C3特征，植物浮选结果显示他们的主食可能是块茎。郾城郝家台遗址的先民则存在C4（食粟）和C3（稻或渔猎）两类比例不相上下的食谱特征（周立刚，2017）。这表明龙山文化晚期不同区域的核心聚落的生业模式有着明显差别。

新砦二期时，新砦遗址的农业结构和家养动物类型与王湾三期文化大致相同（袁靖，2016），新发展是种植了小麦（赵志军，2007），绵羊由放养转为人工圈养。

二里头文化时期的农业结构和家畜管理在继承前期的基础上持续发展，新增添了山羊和大中型鹿成为家养动物（李唯，2022夏文化论坛）。但二里头文化时期也呈现出新的时代特征，李唯称之为“中心化和规范化”：二里头文化时期，仅在二里头遗址中发现稻旱并重的农业结构（许宏、袁靖，2019）；而二里头文化的外围—漯河等地（李艳江等，2022）和二里头中心区的一般聚落（如洛阳皂角树遗址）仍以传统旱作农业为主导。二里头文化核心区相对漯河等外围区对家畜的管理方式更规范、圈养程度更高（李唯，2022夏文化论坛）。

社会结构

龙山文化晚期，中国境内传统核心区域的聚落数量普遍下降，只有中原和晋南没有明显衰落（张弛，2017）。进入二里头文化时期，中原地区聚落数量也普遍下降，距离洛阳盆地越远，越有衰落的迹象（张弛，2017），而洛阳盆地一带聚落数量迅速回升（张海，2021），在二里头文化二期时增量约320%（许宏、袁靖，2019）。聚落数量的激增反映了人群的快速聚集，结合二里头文化二期时二里头遗址开始兴建大型宫室和生产各种高等级手工业制品的现象，笔者推测，核心区人群快速聚合有可能与二里头王国强制征发甲兵力役有关。

龙山文化晚期呈现的是多核心式聚落结构，禹州瓦店聚落、王城岗聚落、古城寨聚落、郝家台聚落、平粮台聚落均是地方核心，且均是建有城邑的大型聚落，在各自周围又有中型和小型聚落，共同构成多核心的三层聚落等级结构。这种多核心式结构到二里头文化时期已崩坏，转变为以二里头遗址为单一核心的聚落结构。聚落等级方面，据许宏分析，二里头文化构建的是四层等级的聚落体系。上述现象表明，龙山文化晚期到二里头文化时期，聚落结构由多核心向单一核心转变，体现了由多元一体到中原一统的历史趋势；聚落等级由三级聚落体系演变为四级聚落体系，表现出了更加复杂的聚落分层和社会组织结构。

综上所述，龙山文化晚期到二里头文化时期的文化格局由多方联合、攻伐外敌走向中心辐射、引领万邦，生业经济由各区各有差别走向“中心化和规范化”，社会结构则由多核心式的板块结构转变为单一核心式的圈层结构。结合“诸夏亲昵，不可弃也”（《左传·闵公元年》）和“九州攸同……四海会同”（《尚书·禹贡》）的记载，我们认为由夏早期（即龙山文化晚期）“诸夏一体”发展到夏中晚期（即二里头文化时期）“九州攸同”的历史过程，是清晰而明确的。

（作者单位：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 

河南省夏文化研究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