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意义上的口述史自二十世纪四十年代从西方兴起，已发展成为具有严格定义和规范的专门学科，如今在我国学术界越来越受关注并有蓬勃发展的趋势。口述史指的是以笔录、录音等现代技术手段收集、整理口传记忆以及具有历史意义的观点的一种研究历史的方式。近些年来，受到非物质文化遗产观念和多学科渗入的影响，口述史已被引入到博物馆领域。如今我们谈到博物馆与口述史的关系，一般是两个方面：“在博物馆中实践的口述史”，以及“关于博物馆的口述史”。前者指的是口述史成果在博物馆业务中的运用，偏重于实践；后者则主要是以博物馆自身为对象的口述史资料采录、整理与研究，更多属于博物馆史的范畴。

目前口述史对博物馆的影响主要集中于“在博物馆中实践的口述史”。其口述史的对象根据各博物馆业务主题的不同而具体设定。由于人类学民族志影响与存世材料相对丰富等原因，民族类博物馆与革命类纪念馆是口述史成果运用较多的博物馆类型。口述史成果在博物馆物品征集、典藏研究、陈列展示、教育服务等各业务范畴都可以体现，特别是在博物馆展览中，将口述历史资料转化为展览内容文本素材，并输出为导览、音视频等多媒介方式，可以丰富叙事内容，代入观众的个人经验，增强传播效果。这在国内博物馆中已有一些相对成熟的实践。

相比前者，关于博物馆的口述史目前仍关注不多。近年来，在文物博物馆领域已经有一些相关成果，如对谢辰生、苏东海、王宏钧等前辈学者的访谈性文字发表或出版，国家博物馆曾于建馆百年之际针对“中国通史陈列”等重要展览对陈瑞德等亲历者进行访谈，首都博物馆在2021年也出版了《首都博物馆口述历史（一九五三年至一九八一年）》。但相比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文物博物馆事业的发展与成就而言，目前已开展的口述史工作还是远远不够的，迫切需要更广泛地进行口述资料的搜集、整理与研究。

关于博物馆的口述史，主要可以分为“关于博物馆实践的口述史”和“关于博物馆学的口述史”。

第一，关于博物馆实践的口述史。目前博物馆史的资料多来源于文件、档案等，属于“静态研究”，而亲历者对当时情境和细节的描述，不仅可以帮助研究者对文献资料进行解读，而且可以“再现”鲜活的历史动态过程，形成史学叙述的多元视角。从新中国成立迄今七十余年来，文博战线上的老一辈工作者在各个岗位上亲身参与了我国文博事业的建立与发展。口述史的访谈对象，不仅应包括关键岗位的行业领导者，还应包括普通从业者，这样才能得到行业发展的全貌。在访谈事件上，国家方针政策的出台、机构的组织、馆舍的筹建、古建的修缮、展览的策划、典藏修复技术的开展等不一而足，应涵盖博物馆业务建设的方方面面。需要指出的是，博物馆具有深刻的机构特性，也是一个重要的单位组织。尽管人物、事件是博物馆口述史料采录与研究的重要内容，但因人与事常常联结在组织结构与关系中，口述访谈的焦点之一是应以博物馆机构生态与组织环境的发展变化与实践动因为线索，这样可以为理解不同历史时期“博物馆人”的行动方式与行业运行逻辑提供有价值的启发。

第二，关于博物馆学的口述史。学科史运用口述史的手法已不稀见，比如近年来社会学界通过对数十位知青一代社会学家的口述访谈分析改革开放后社会学的重建，新近开展的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口述访谈录”对百年来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梳理，等等。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是中国博物馆学学科意识与学术视野形成的重要时期，但我们在书写博物馆学的发展史时，往往关注学科理论的建构与范式的演进，相对忽视由时代锻造的个人生命史在学科发展中的意义。在某种程度上，学者的成长轨迹、思想历程与社会历史、文化思潮的互嵌，是决定其学术实践与问题意识的内生性根源。对于老一辈博物馆学人进行口述访谈，是研究中国博物馆学发展特质的应有环节。

博物馆口述史的成果并非是博物馆从业者讲话和文章的合集，而是受访者与访谈者双方共同参与、现场互动的产物。口述史访谈所要采集的是当事人亲历、亲见、亲闻形成的直接记忆，而不是间接记忆与转述的他人记忆，从访谈对象的确定到访谈问题的设计，再到访谈过程、访谈记录的整理和发表，有着一套严格的学术规范。其中，访谈提纲的设计较为关键，既不能将宏大线性的博物馆发展逻辑强加于受访者的个体经历之上，同时应带有问题意识，将个人从业与生活的经历置于国家、地方与行业建设的历史情境当中，积极捕捉其个体经历的时代印记与社会含义。当然，由于亲历者的讲述可能会存在某种记忆偏差与主观局限性，对口述史成果的整理与研究也要注意受访者的性情倾向和话语方式等，做好查证与文献互勘。

在新时代中国文博事业突飞猛进发展的今天，“关于博物馆的口述史”将是博物馆行业史和博物馆学学科史重要的学术生长点。首先，以博物馆实践与博物馆学自身开展口述史采录与整理研究，能够形成大量一手口述史料，弥补现有博物馆史资料的不足。其次，将口述史、集体记忆纳入新中国博物馆叙事分析，将为我们理解中国博物馆的演化发展过程、内在机理及其所承载的社会思想观念与关系结构，提供丰富而新颖的视角，从而有助于完善中国博物馆学的解释范式。从这个角度看，开展博物馆口述史同时具有理论反思的价值。最后，口述史是一项与时间赛跑的工作。目前，许多见证过新中国博物馆事业艰辛起步、筚路蓝缕的亲历者已然故去，在世者也年事已高，这将是一场对珍贵历史资料的“抢救运动”。开展博物馆口述史工作，也是新时代博物馆人应有的薪火相继的责任担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