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是中华文明的发祥地之一,因2.8万余处古建筑的巨大存量,被誉为“中国古代建筑宝库”。古建筑作为文物本体原真性呈现,是山西区别于他省最靓丽的文物优势名片,更是推动从文物大省迈向强省的法宝。
保护第一,更高站位统筹规划,打造立足山西、对接全国的“中国(山西)古建博物馆”
在15.6万平方公里省域,从陶寺遗址到夏商遗迹,从晋国都城到秦汉墓地,从佛光寺东大殿到永乐宫,从晋祠圣母殿到千年应县木塔,从金元戏台到明清晋商大院,特别是五台山宗教建筑群、大同云冈石窟、平遥古城等世界文化遗产,山西古建承载着几千年的中华文化实证。只有坚持保护第一、更高站位统筹规划、全面系统梳理,才能够更好彰显山西担当。
可以尝试采用“区块化协调、类型化梳理、博物馆化引导”方式,对山西古建进行资源整合,将山西庞大的古建群落打造成立足山西、对接全国其他古建体系,在世界范围内拥有较强影响力且特色鲜明的国家级古建专题博物馆。继而在此基础上,采取“1+N”的模式,构建“中国(山西)古建总馆+地区特色分馆”机制。保护好、利用好山西古建,就是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就是讲好中华文明故事,这是山西古建工作的一篇大文章。
建立古建活化利用示范区,形成省市一盘棋联动格局
量的积累可以助推质的提升,山西省辖十一个地市,每个地区都拥有大量历史遗存和精美的古建筑。运城、临汾、长治的尧、舜、禹早期文明和大量古建遗存独步国内,大同云冈石窟、悬空寺和华严寺、忻州五台山和佛光寺、晋中平遥古城和晋商大院、朔州应县木塔、太原晋祠和双塔地标等,大多早已蜚声海内外。由于点多、面广、线长、交通不便、经济发展不平衡等因素,2.8万多处古建筑犹如散落的明珠,缺少连缀在一起的主线。各地市在摸清家底基础上,可以尝试将本辖区内古建的数量、年代、位置、现状等信息梳理好,依据古建保护与利用实际情况,编制方案,优先建成以古建为基础的“活化利用示范区”。如此,中国(山西)古建博物馆将不再是一个具象而单一的建筑物或博物馆,而是在山西全域概念下,依托各市特色,形成十余个“古建筑活化利用示范分馆”,既独立成篇,又可成为中国(山西)古建博物总馆坚实的基础。
“区块化”协调,强调和尊重古建筑的行政区域属性,即强化在一定行政区域内文物保护管理职责,在此责任主体的基础上,制定市级行政区域的古建保护利用示范区方案。特别是需要提前协调,避免可能的同质化和千篇一律,倡导各级政府与文物部门、社会力量共同参与。
活化利用示范区主体,以各地市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为重点,以有影响、有示范性质的古建为补充,它可以更大范围地唤醒当地百姓参与文物保护的热情,主动担当起本地区历史文化脉络“品牌代言人”。示范区还可以积累珍贵的第一手保护与利用经验,再及时运用于更广泛的古建保护利用中,推动更多山西古建焕发新生,为当地民生和经济发展贡献力量。
挖掘价值,类型化梳理山西古建历史脉络和文化属性
古建筑是有文化属性的,“类型化梳理”即根据历史文化属性、建筑年代、类别,按照不同地区、功能、建筑风格、精神内涵等,充分依托山西古建数量多、种类全、品质高的特点,编制出系统而全面的山西古建知识表达体系。山西古建记录和传承了中国古建筑,特别是北方建筑的风格,不仅拥有中国现存最早的唐代建筑,更有完整的唐宋元明清系列遗存。从文化属性上讲,它还承载着中华民族的建筑艺术历史、宗教信仰、民俗、营造技术及建筑环境等多方面的理念和智慧。
古建所表达的,不仅是通常概念下,受各式礼制约束的大屋顶、四梁八柱、榫卯和斗栱,更是人类历史长河中的文化符号。从华夏始祖之祭祀庙宇,到儒释道宗教建筑,再到官衙和民居建筑,无不蕴含着浓郁的地方文化特色。如晋东南地区众多的“汤王庙”“崔府君庙”“二仙庙”等,不见或罕见于其他地区,却代表了当地独特的文化传统和信仰习俗。千百年来,每一座古建,乃至长城、古堡等,都曾上演过一幕幕“敬天法祖”的生动场景,这些大量的同类型古建筑不应作为孤立的不可移动文物来看待,而应成为某类文化遗产的组成部分。
从建筑分布、地理信息,到历史秩序、工匠体系乃至传播过程,挖掘历史和文化属性价值,核心还是要挖掘整理好古建所承载的民族文化基因。这一体系建设不仅可为普通游客提供参观线路,还可为专业研究者提供样本建筑,继而在中华文明探源工程中找到山西古建应有的历史定位。
推动古建筑“博物馆化”,在“抬头赏古建,低头看展览”中创新利用形式
古建筑“博物馆化”,不是将古建筑改成博物馆,而是借鉴博物馆职能,将藏品研究、陈列展览、公众服务、宣传教育等功能,全方位融合于古建文化表达之中。目的在于使二者相融,打通不可移动文物和可移动文物的固化理念。每一座古建筑,由于建造历史不同,工艺、材料不同,文化背景不同,本身就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存在,是一个最大、最真、最美的展品。如果仅将古建筑孤立、静态地展示给公众,古建筑只不过是一堆不会说话的土木工程而已,普通游客看不懂,专业人士不参与,老百姓没热情。想要古建真正“活起来”,就要做到保护、研究、利用、展示、管理、服务六位一体。我们要做的,就是挖掘每一座古建筑的文化内涵,依托古建筑的构造特点,结合属地民俗、非遗、传统文化等,在古建场馆内设立与之相匹配的特色展览。如文庙的“博物馆化”:首先要结合建筑的历史渊源和表达方式,匹配与儒家文化相关的展品作为展览基础;其次要介绍棂星门、状元桥、泮池、大成殿等文庙主体建筑的相关知识,进而拓展至砖瓦、琉璃、壁画、雕塑、石刻等古建筑构件和传统工艺工匠传承体系,真正实现“抬头赏古建,低头看展览”的活化利用形式。
在古建筑“博物馆化”背景下,古建筑将进一步成为当地特色文化的展示窗口。比如:依托佛光寺办唐代建筑文化博物馆,依托应县木塔办塔类文化博物馆,依托大同云冈办石窟博物馆等等。如此,各级特色博物馆、省市县博物馆可互为补充,彰显不同的文化特色,将保存完好或修缮完成的古建筑,通过“博物馆化”展示出来、解读出来,让老百姓用起来。
多学科跨界联合,推动社会力量参与
国家文物局在《关于鼓励和支持社会力量参与文物建筑保护利用的意见》中指出:鼓励和支持社会力量参与文物建筑本体保护修缮、历史风貌维护、旅游文创开发、文化传承发展等保护利用全过程……推动文物建筑“有人管、在利用、出效益”。因此,应深入推进文物与旅游、科技、教育、传媒、文化等各行业领域的深度融合,积极协调政府、企业、民间社团,形成资源对接,探索出一条社会力量参与文物保护利用的“跨界”之路。
数字化、微视频、新媒体平台等展示宣传方式;文物保护志愿者进校园、进社区;爱心企业认领认养古建;“游山西 读历史,就从古建出发”古建研学,均是实现社会力量广泛参与文物事业发展的有效路径。山西得天独厚的历史文化和古建资源,不仅是老祖宗留给山西的宝贵财富,更是激励我们开创未来的文化自信之源。破除观念壁垒,构建供需对接、支撑有力、模块化、系统化、规范化的文物保护利用科研新机制,势在必行。
大道至简,实干为要。让深厚的山西古建底蕴,转化为强大的文化自信,为加快构建中国话语和中国叙事体系贡献山西力量,奋力走好符合山西省情的古建筑保护利用之路。
(作者单位:山西省古建筑与彩塑壁画保护研究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