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北京卫视科教频道播出了大型纪录片《黄河安澜》第一集《国脉千秋》，提到遂公盨增强了对大禹治水传说的可信度。就此略述几点关于遂公盨的重要性。

遂公盨，现藏于保利艺术博物馆，是西周中期的一件食器。内底所铸的10行98字铭文，是目前国内所知最早的关于大禹治水及以德治国的文献记录。铭文的文辞、体例与《尚书》等古代文献十分接近，在两周金文中极为罕见，对探讨中国古书及文章的起源有十分重要的价值。正因如此，这篇铭文被学者们称誉为“两周金文之最”。依李学勤先生的观点，这件铜盨为遂国国君所制。

盨上所铸铭文“天命禹敷土，随山濬川，乃差地设征，降民监德，乃自作配享民，成父母……”（李学勤释）内容中讲到，禹受上天的旨意管理土地，顺应山川走势，用疏导河流的方法，治理了洪水。随后又根据各地土地条件的参差来规定贡赋。禹有功于人民，成为民之父母。铭文后半段以较大篇幅阐述以德为政，并教诲民众以德行事。

禹划定九州，奠定了中国早期国家形态的雏形。传世文献和考古出土资料对大禹的事迹多有记载，如《诗经》《尚书》《史记》、战国时期的楚国简书等，尤其是《尚书》。《尚书·禹贡》有“禹敷土，随山刊木，奠高山大川”，《尚书·益稷》有“禹曰：洪水滔天，浩浩怀山襄陵……予决九州……”，《诗经·商颂·长发》有“洪水茫茫，禹敷下土方”等，都与遂公盨上的铭文大意吻合。说明在两周时，“大禹治水，定九州”的事迹流传广泛。洪水的治理需要广泛的邦国协作，划定九州则为早期中国的雏形奠定了基础。上海博物馆的胡嘉麟在《夏商周三代文明的统一性与多元性》一文中提到，大禹治水的事迹标志着中国早期文明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多民族统一国家最早的雏形由此诞生。

关于治理洪患一事，禹之父鲧也在文献记载中屡屡出现。《楚辞·天问》当中，屈原就提到了鲧对治水的贡献。但为什么同样治水，鲧却未被世代歌颂与认可呢？从遂公盨的铭文中或可窥见一斑。

盨铭在记叙大禹治水事迹之后，着重叙述了以德为政的思想，表达了禹对民的“德”，禹的“德”是什么？李零先生曾言，在这里所提到的“禹德”是作为榜样的“德”，是生民之道。只有真正了解民生，为民生而作为，才能使百姓安定。铭文中将禹比为民之父母，可见“禹德”是对民而言的。

《史记·夏本纪》当中提到鲧治理水患，九年不成。而禹“行山表木，定高山大川”，仔细调研了地域的情况，随后制定了治理洪水的方法才得以成功。遂公盨中所记载的“随山濬川”，正是强调了这一点。禹因地适宜治理水患，根据地势走向通浚洪水，体现了顺势而为的中国古代哲学思想。

禹之所以有“德”，一是详细了解了洪水的地势情况；二是顺势而为，疏通河流，治理水患；三是所有的动机是为民生，是“生民之道”。遂公盨铭文不仅是有关大禹治水的最早记录，也传达了中国古代早期的哲学思想和政治理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