画像纹铜器始见于春秋晚期，盛行于战国早、中期，器型常见盘、匜、鉴、缶等水器，纹饰用写实的手法描绘当时人们的生活，内容多为宴饮、狩猎和战争。滕州市博物馆藏三件画像纹铜器，均采集自滕州市姜屯镇庄里西村贵族墓地（墓葬曾被盗扰，器物采集时均严重残缺），三件器物分别为洗、匜、盘，均为盛水器，时代不详。

洗残存四片，其中两片刻有图像（图1-1、图1-2）。图1-1中纹饰的线条是用虚点构成的，图像的左侧残存战车的车身和一个车轮，画像中间也是用虚点刻画的图像，由于磨损，不太清楚。图像右侧有两个似着紧身衣的人物在奔跑。图1-2纹饰的线条是用较长的虚点构成，左侧三角纹纹带上挂有三个编磬，一人身着深衣，正弯身敲击；右侧三角纹纹带上挂有两件甬钟，一人似着紧身衣，手持槌在演奏，地下还有一件类似觚的器物。

匜残存五片，其中两片刻有图像（图2-1、图2-2）。图2-1画像分为三层：第一层为连续的树；第二层为“亚”字形图案，应该是习射用的“侯”，其两侧为鸟树连续图案；第三层左侧有三人身着深衣，其中两人分别持觚和豆；人后应是狩猎图，中间刻有一虎，虎周围有犬、鸟等。图2-2图像分为四层：第一层为连续的鸟树图案；第二层建筑内摆放一案，上面放有两个酒坛，一人持觚对向案；身后一人侧身弯腰，一人持觚，一人跪坐；第三层在建筑内有两人，一人持物弯身，一人持豆，豆下有一觚；二、三层人物均着深衣；第四层为一圈三线三角纹带。

盘残存四片，其中一片刻有图像（图3）。图3画像分为四层：第一层建筑内摆放一案，上面放有两个酒坛，一人持觚弯腰对向案，身后一人持觚做同样动作；第二层刻有三人，均侧身持豆；第三层刻有三人，其中一人手中持觚；第四层为一圈三线三角纹带。

目前，全国范围内出土和传世的画像纹铜器近六十件，地域分布也较为广泛，在江苏、河南、河北、山东、山西、湖南、陕西、四川、北京等地都有发现。画像纹铜器所采用的制作工艺主要是线刻、镶嵌和铸造等方式，早期的刻画纹铜器大多采用以点连成线的刻画方法来表现图像。

1964年江苏六合程桥M1出土的春秋晚期画像纹残片，是目前所知时代较早的画像铜器残片。纹饰中的线条用虚点构成，没有分层，表现的是宴饮狩猎的场景。

1985年江苏谏壁王家山墓出土了三件春秋末期画像铜器，其制作手法也是采用点构成线的表现手法。其中铜盘和铜鉴刻画的较有时代特色。铜盘内壁刻纹分三层：第一层主要刻画了狩猎、捕鱼、习射场景；第二层主要刻画了两座两层重屋式建筑以及宴饮、乐舞、习射和狩猎场景；第三层为双线三角纹带。铜鉴纹饰分三层:一层是鸟纹；二层刻画了宴饮、乐舞、习射的场景；三层残缺，可见从鼎中盛食的人物和鸟树题材。

滕州市博物馆藏的画像纹铜洗，从制作工艺来看采用的是鉴刻点构成线的制作方法，春秋晚期出土的画像纹铜器也基本采用这种工艺。从人物的衣着来看，馆藏铜洗上刻画的人物似穿紧身衣裤，仅有一人穿深衣；从发饰上看，人物有一短发者，余下的皆为一髻式。南京六合程桥墓和丹徒谏壁王家山墓出土的画像纹铜器上刻画的人物服饰着深衣与着紧身衣裤者并行出现，发饰方面也出现短发者。从图像的表现手法上来看，滕州市博物馆藏铜洗与六合程桥墓和谏壁王家山墓出土的画像铜器较为相似：刻画的内容较为简单，刻画技术并不成熟，布局也不太紧凑。因此，从以上几点内容来推断，滕州市博物馆藏画像纹铜洗的制作年代应属于春秋晚期。

而战国时期的画像纹铜器，采用的是线刻法，线条较为流畅，内容也较为丰富。1957年河南陕县后川M2040出土战国早期铜盘一件。画像内容分为三层：一层主要有鸟树题材和建筑中的宴饮舞乐的场景，另外，可看到习射用的亚字形“侯”；一二层交汇处有一人伏虎；建筑二层，残存驾马和动物，一人牵马向建筑走去，陈置三鼎，五人持豆向鼎；三层有四人身佩长剑，面对二兽。

1973年山东长岛王沟M2发现两件鎏金刻纹鉴，共存残片九片，其中两件残片刻画较为精美。较大块残片上部为第二纹带，下部为第三纹带。第二纹带画面中部为“亚”字形图案，其两侧则为鸟、树连续图案；第三纹带内容是战车射猎场面。第三纹带下，为三线三角纹带。较小块残片亦为第三纹带的狩猎场面。左侧上部为一车，车上一人一矢，车下部有一矢射兽，兽右有一犬追逐。车后一虎形体较大。

1973年南京六合县和仁发现一座战国墓葬，其中出土了一件画像铜匜。该匜流内图像分三层：一层是一棵树；二层是类似于鹿的动物；三层是一首双身的怪兽。在一二层之间还刻画有一只虎。器腹残存宴饮场景的部分图案，三重楼台建筑内摆一案，上面放两个酒坛，右边人物手中举瓤双膝跪地，建筑外人物也举器物。在建筑物外有鸟树题材。

1953年战国中晚期的山西长治分水岭M12出土画像匜残片一件。原器物残破严重，全形不易看出，仅留大流一段，器壁甚薄，流的内部刻屋宇、兽鸟、树木、人物等。

战国时期的画像铜器，从刻画的技法上看，以线刻为主，刻纹的线条细如毫发，刻工熟练，运刀如笔。河南陕县后川出土铜盘、山东长岛王沟出土铜鉴、南京六合和仁出土铜匜、山西长治分水岭出土铜匜，其刻画的技法均是采用的这种线刻技术。滕州博物馆藏的铜盘与铜匜刻纹线条流畅、粗细均匀，也应是采用此种刻画工艺。从刻画的内容上看，战国时期的画像铜器已有射侯、虎、宴饮、树木等刻画内容出现在同一器物上的主题方式。射侯所用的侯由春秋晚期的素面侯演变为多呈“亚”字形侯；在狩猎或鸟树题材中，常常伴随有虎。从滕州市博物馆藏铜盘上，可以看到器物上刻画的侯也是呈“亚”字形，在鸟树题材中也出现了虎。从人物的衣着来看，战国时期人物的着装也多以深衣为主，少见或不见着紧身衣的人物形象。滕州市博物馆藏铜盘与铜匜上的人物也都是身着深衣。从建筑样式风格来看，建筑也由春秋晚期的两层重屋式演变为三重楼台式。六合和仁出土铜匜、长治分水岭出土铜匜、滕州市博物馆藏铜盘与铜匜上，都可以看到三重楼台式的建筑。因此，从以上内容可以推断，滕州市博物馆藏铜匜和铜盘时代应为战国时期。

春秋战国时期，随着生产力的发展，诸子百家争鸣的出现，人们的思想也得到解放。在青铜器铸造方面不再拘泥于商周时期以神权为重、尊重鬼神的艺术思想，转而从实际出发，创作风格呈现多样性，画像纹铜器便是在这种思潮下孕育而生的。

春秋晚期出土的画像纹铜器在刻画手法、内容、风格等方面较为相似，叶小燕曾推测：“这可能是某国某地区的一种青铜工艺”，刘建国曾从“刻纹铜器多出自吴国墓葬、吴国是春秋少数产铁的国家之一、铜器刻纹的题材主要表现的是吴国特有的人情风俗和社会面貌”等几个方面来推断这种工艺可能首先出自春秋时期的吴越地区。

笔者也较认同画像纹铜器产自吴越地区的观点。《史记·越世家》记载，“越王勾践，其先禹之苗裔，而夏后帝少康之庶子也。封会稽，以奉守禹之祀，文身断发，披草莱而邑焉。”南京六合程桥、江苏谏壁王家山、滕州庄里西出土的画像纹铜器上刻画的似着紧身衣裤与短发者，应是这种“断发文身，裸以为饰”的人物。

吴越地区气候温湿，以蛇、鸟作为图腾。浙江杭州卞家山遗址出土的刻纹陶片，刻画纹饰多见于豆盘和豆把之上，纹样以连续的鸟首蛇身纹为主。从纹饰的刻画手法和表现内容来看，与后期的画像纹铜器上的纹饰，有异曲同工之妙。在江苏谏壁王家山、淮阴高庄战国墓出土的画像纹铜器上，也刻画有类似于卞家山陶器上的盘蛇纹，这种纹饰有可能是吴越地区对于良渚文化的一种继承与发扬。

目前，山东地区出土画像纹铜器的地方主要有平度、王沟、徐楼、庄里西等，地域分布较广，出土数量较多，说明东周时期画像纹铜器在山东贵族阶层较为流行。滕州在姜屯庄里西墓地、大韩村墓地都出土有画像纹铜器，这与春秋晚期滕州地区受吴越文化影响有一定的关系。春秋晚期越王勾践灭吴国后，将国都迁移至琅琊，滕国成为越国的近邻。司马贞《史记索隐》引《古本竹书纪年》云：“于粤子朱句三十四年灭滕”。因此，在春秋晚期至战国时期，滕州地区所属的文化类型与吴越文化相互碰撞融合，促使画像纹铜器在滕州地区发展。传播的早期，画像纹铜器应该是作为商品在滕州地区流行，随着需求的扩大，青铜手工匠人可能从政权更迭动荡的吴越地区迁徙至滕州地区，与当地手工匠人交流、融合，在器物创造的过程中将两地的文化特色相糅合，从而促使画像纹铜器在整个山东地区发展壮大。

综上所述，滕州市博物馆藏的三件画像纹铜器，铜洗采用的是鉴刻点构成线的制作方法，时代应属于春秋晚期；铜匜与铜盘采用的是线刻法，时代应属于战国时期。画像纹铜器最早应产自吴越地区，可能是吴越文化对于良渚文化的一种继承与发扬。滕州地区的画像纹铜器是在吴越文化影响下的产物。画像纹铜器的这种刻画工艺和表现手法，对后续滕州地区画像石的发展起到了承前启后的作用，打下了坚实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