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业是文明的根基。世界四大文明古国都建立在农业发展的基础上。根据考古发现与研究成果，我国的农业起源可以追溯到距今万年以前。到了距今9000~8000年，辽河流域、黄河中下游、淮河流域、长江中下游平原都出现了定居的农业村落。在同一时期，其他地区诸如东北北部和华南地区虽然也出现了磨制石器、陶器、反映定居的房子和墓地等新石器时代文化要素，但是未见明显的农业迹象，当地先民仍然从事渔猎采集经济。因此，在距今6000~5000年以大型中心性聚落、规模较大的墓葬为代表的文明起源因素和距今5000~3800年大型都邑性城址和权贵阶层大墓为代表的文明正式形成的标志性遗存恰好仅出现在辽河、黄河中下游、淮河流域和长江中下游这一区域内。由于上述原因，目前中华文明起源研究主要集中在北至辽河、南至长江中下游平原这一范围。

在我国的王朝历史时期，以黄河中游为核心的中原地区一直是我国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夏、商、周三个最早的王朝文明都出现在这个区域。这一历史现象使得考古和历史学界长期认为，在史前时期中原地区也是文化发展的中心，其他地区史前文化发展水平要落后于中原地区。但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尤其是1980年代以后的考古发现表明，辽河流域、淮河流域、黄河下游和长江中下游地区在农业与文明起源时间上以及史前各个时期文化发展水平上并不落后于中原地区，甚至在特定阶段还要超过中原地区。中原地区得益于其地理中心的优势，成为周边地区优秀文化的交汇和融合地，最终在史前的最后阶段（距今4000年前后）成为全国文化中心，并在此基础上发展出第一个王朝文明——夏。这就是目前学界普遍认同的中华文明起源多元一体说。目前的中华文明起源研究同时强调中原及其外围区域即建立在这种新的文明起源观之上。

这种超越王朝历史、长时段、追根溯源的历史研究视角是考古学研究的优势。但是，距今9000~8000年农业村落的出现并非中华文明和文化的最早源头。因为农业村落的出现是建立在磨制石器、陶器、定居和农业四大新石器文化要素的基础上的，这几个要素的起源可以往前追溯到距今20000年前。换言之，在农业村落出现之前，还存在一个长达万年以上的新石器文化要素的起源阶段或称新旧石器时代过渡阶段。正如最早的王朝文明所在的中原地区并非中华文明起源最早和唯一的地区，最早出现农业村落的辽河、黄河中下游、淮河和长江中下游流域，也并非新石器文化要素起源最早和唯一的地区。

比如中国的南方地区，最早的磨制石器、陶器、野生稻利用出现于武夷山脉—南岭山脉为中轴的华南地区，而非长江中下游平原。如江西万年仙人洞与吊桶环遗址，广东英德牛栏洞遗址、青塘黄岩门遗址，湖南道县玉蟾岩遗址，广西桂林庙岩遗址等，这些遗址出现了距今20000年前后甚至更早的磨制石器、陶器和野生稻利用。这些重要的技术与生计革新是随后（距今9000年前后）长江中下游平原能够产生定居农业村落的重要支撑。再如中国的北方地区，虽然最早的研磨石器（磨盘、磨棒）出现在黄河中游一带，如陕西宜川县龙王辿遗址、山西吉县柿子滩遗址和沁水下川遗址，但是目前最早的陶器却出现在东北北部的三江平原一带，如黑龙江饶河县小南山遗址、伊春市的桃山和桦阳遗址，其年代在距今15000年以上。目前华北地区的河北省阳原县于家沟和马鞍山遗址的陶器虽然也能早到距今15000年，但是这两个遗址位于华北最北部，华北大部分地区的陶器的出现都落在距今12000~9000年间，如北京市门头沟区东胡林遗址、怀柔区转年遗址、河北徐水县南庄头遗址、山东沂源县扁扁洞遗址、河南新密市李家沟遗址和许昌市灵井遗址。而且华北地区距今9000年以上的陶器基本上都是平底器，与东北北部最早陶器一致，有学者认为华北地区最早陶器的起源是由东北北部南传的结果。此外，东北北部地区的小南山遗址还发现了距今15000年前后的暗示定居的房址。

以上考古发现表明，在农业村落出现之前的新旧石器时代过渡阶段，东北北部和华南地区的文化发展水平并不落后于辽河、黄河中下游、淮河和长江中下游这一核心区域，一些重要的文化要素如陶器、定居、谷物采集等甚至早于后者，整体上呈现一种由外围向中心传播的趋势。在某种程度上，东北北部和华南地区甚至可以说是新石器文化要素起源阶段的中心区域。这种现象与文明起源阶段，辽河、黄河下游、淮河和长江中下游的优秀文化向黄河中游为核心的中原地区汇聚的历史趋势有异曲同工之处。文明起源的基础是农业的出现，而农业出现的基础则是磨制石器、陶器、野生谷物采集和定居。如果要追根溯源，文明的起源终究离不开磨制石器、陶器、野生谷物采集和定居这四大新石器文化要素。从这层意义上讲，以中国东北北部和华南地区为代表的边疆地区，虽然是中华文明起源的外围，但是却是“底层”。

即便在距今9000年以后，辽河—长江中下游一带的农业村落建立初期，东北北部和华南地区的渔猎采集群体的文化发展水平也不低，也创造出对后来中华文明起源有重要贡献的文化因素。比如，三江平原地区的小南山文化，在距今9000年左右发展起来比较完整的玉器文化，这是目前我国境内最早较为系统玉器文化。南岭—湘西一带的高庙文化，在距今7500~7000年创造出我国最早的白陶、凤鸟纹和獠牙兽面纹样以及背后相应的宗教信仰系统。玉器由北向南传播，凤鸟纹和兽面纹由南向北传播，最终在长江下游地区的良渚文化中汇聚融合，成就了良渚文化精神信仰和权力控制的符号工具——玉琮和玉钺，为良渚文明的诞生贡献了重要作用。这种以鸟、兽纹样为载体的意识形态系统后来还成为龙山时代—早期王朝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

至于为什么会产生以上现象，我们目前的初步解释是，与各地的自然资源环境有关。目前全世界范围内的新石器文化要素的起源大多与末次盛冰期（距今26000~19000年）以来的“广谱革命”有关。所谓的“广谱革命”，指的是人类为了应对末次盛冰期大幅度降温造成的气候和资源压力，不得不拓宽食物来源，捕猎和采集以往不利用或较少利用的小型动物、小型植物或草本谷物和鱼类、贝类等水生动植物资源。在距今20000年前后，华南地区率先采集野生水稻、大量采集水生贝类，应该与当地在气温大幅度下降的环境下仍然具备丰富的自然资源有关，陶器、磨制石器等工具的出现也与这种新型的经济背景有关。东北北部虽然地处寒冷的地区，但是有着丰富的鱼类资源，当地人群据此可以发展起相对定居的渔猎采集生活，陶器也是为了适应这种经济而出现。由于有丰富的自然资源尤其是水生资源，东北北部和华南地区在距今9000年以后并没有发展起农业文化，而是延续此前的渔猎采集经济。在辽河—长江中下游平原的农业村落建立初期，这些早期农业群体并没有取得绝对的文化优势，东北北部和华南地区的渔猎采集人群仍然能创造出被核心地区农业人群吸收的玉器和复杂鸟兽纹文化等优秀的文化因素。但是随着农业的发展与成熟，农业人群相对于渔猎采集人群的文化优势逐渐凸显出来，在距今6000年以后，辽河—长江中下游出现了大型聚落、较大规模墓葬、高水平的手工业产品，文明起源的步伐明显加速，东北北部和华南地区逐渐成为文明的边缘地区。到了距今4000年以后，中原地区取得文明发展的中心位置，并在此基础上发展出第一个王朝文明——夏以后，辽河、黄河下游、淮河、长江中下游也逐渐成为文明中心的外围地带，而东北北部和华南地区则彻底成了“外围的外围”，以至于其在中华文化和文明起源的“底层”地位被逐渐遗忘。

上述历史现象表明，在漫长的中华文化和文明起源与发展的历程中，中华大地上文化发展中心并非单一且固定不变的，而是多元且不断转移的。在早期王朝历史时期，中原地区以外的黄河下游沿海一带和长江中下游等地区曾被称为蛮夷之地，但是在距今6000~4000年间中华文明起源的关键时期，却是文化发展的中心地之一；东北北部和华南地区在王朝历史时期和距今9000年以来是农业和文明发展的边疆地区，但是在新旧石器时代过渡阶段（约距今20000~9000年）乃至农业村落建立初期（约距今9000~7000年），却创造出对农业发展和中华文明起源至关重要的物质载体，如陶器、玉器和鸟兽纹饰。如果我们把中华文明比喻成一颗扎根深厚、根系繁多的大树，那么上述历史现象足以说明中华文明的根系是遍布中华大地的各个区域的。要系统地、深入根系地阐述中华文明起源，需要全面认识中华大地各个地区的历史贡献。将边疆地区纳入中华文明起源研究的空间范围，把时间焦点上溯至新旧石器时代过渡时期，可以更完整地揭示根系发达、枝繁叶茂的中华文明发展历程。

（作者单位：中央民族大学考古文博系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中国历史研究院重大历史问题研究专项“中国考古研究专题”一般委托项目“新石器文化起源的中西理论比较”21@WTK009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