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古代文化中，可能没有任何一种文化形态比玉文化具有更加古老而丰富的“文明史”意义。

玉文化以各种玉器为载体，我们不能用今天“珠宝玉器”的观念看待古代尤其是史前和先秦时代的玉器。那个时期，玉器是精英文化的代表，是中华精神文明甚至是制度文明的物质载体和符号象征，发挥着美化身体、沟通人神、建构秩序、象征权力、祭祀天地、昭示地位、代表财富、蕴含思想等多方面作用。要探索中华文明的起源和特征，不能不对玉文化的产生、发展进行考古学研究。

第一，玉文化是中国大地上产生最早、最具有普遍认同的精神文化。

考古学家发现，中国早在9000多年前已经诞生玉文化，它以玉器的出现为代表。早期的玉器原料多为“美石”，如绿松石、萤石等，成品有玦、璜、环、珠等。相关考古学文化包括北方地区的查海文化、新乐文化，黄河及淮河流域的裴李岗文化、贾湖文化、后李文化，长江流域的跨湖桥文化、河姆渡文化、马家浜文化、高庙文化等。我们不能简单地把这一时期的玉器视为“装饰品”，而应看到它实际上是当时的一种崇拜灵物，以“玉”或“美石”及其制成品作为“灵物”，既与远古“万物有灵”的观念有关，也是中国玉器文化产生的原始“基因”。玉本身可以“通灵”，用玉制成的器物即为“灵物”，它可以摄取各种生物的“灵气”给予人体，也可以让人与天地之灵相连通。这种“萨满式”的信仰，满足了远古人们的“万物有灵”“天人合一”的精神诉求。玉质的晶莹剔透、坚致细腻、温婉内敛，把“通灵”的气质表达得淋漓尽致。加之其宝藏于山水之中，可遇而不可求，其稀缺性更加强化了它的神秘性和高贵性，在东亚人经历了百万年的石器时代进化积累之后，当人们的精神文明世界鸿蒙初开，其神圣的宗教情感需要一种“灵物”作为载体和符号时，“美玉”就应时而现，登上了中华玉文化的神坛，并且为中华文明的诞生和早期发展作出了独特的精神贡献。也正是因为玉及玉器所具有的这种神圣性文化基因，遂导致中国人成为世界上最崇奉玉文化的族群，玉的通灵、辟邪、比德、君子如玉、黄金有价玉无价等古老的价值观审美观一直保留到清代乃至当代。我们只要读读曹雪芹的《红楼梦》，从贾宝玉和林黛玉的人生悲剧中即可体察到那块“通灵宝玉”的无比妙用。

大约到了6000~5000年前左右，玉文化已经遍及中华大地。北方的红山文化；黄河流域的仰韶文化、马家窑文化、大汶口文化；长江流域的崧泽文化、凌家滩文化、北阴阳营文化、薛家岗文化、大溪文化、屈家岭文化；岭南的石峡文化；台湾地区的卑南文化等都已拥有成熟的玉器文化。5000年前已经进入文明时代的良渚文化以及此后陆续实现文明化的黄河流域的龙山文化、陶寺文化、石峁文化、齐家文化等无不拥有精美的系列玉制“礼器”，包括河西走廊、青藏高原及新疆地区都出现了史前玉器。5000多年前，昆仑山北麓的新疆“和田玉”已成为甘、青地区马家窑文化玉器原料，此后齐家文化使用“和田玉”的比例更高；3000多年前，中原殷商王室制玉的珍贵用材中也有了“和田玉”。可以认为，5000年前左右的历史时期，没有任何一种文化如“玉文化”这样能够覆盖今天整个的华夏大地，塑造了一个宏大族群最早也是最广泛的文化选择、文化追求、文化创造和文化认同。

第二，中国玉文化的物质载体“玉器”，从产生时就代表着一种神圣的“精神文明”，此后又逐渐向“制度文明”的载体演化，成为政治文明符号——礼器，最终还被儒家人士转化为“比德于玉”的社会哲学层面的精神文明理念。

许多考古学者如牟永抗、吴汝祚、郭大顺、邓聪、邓淑苹、高大伦、郑光、刘国祥、张敬国、魏京武、刘斌、方向明等都研究过史前诸考古学文化中出土玉器的不同文明要素含义，特别是其中的红山文化玉器、凌家滩文化玉器、仰韶文化玉器、屈家岭文化玉器、良渚文化玉器、石家河文化玉器、齐家文化玉器、石峁文化玉器等，认为它们展现了早期社会权贵或统治者对玉材以及制玉技术、玉器生产和使用权力的独占，使得玉器真正成为文明起源与形成期的重要文明符号，成为政权、神权、族权、军权、财权、男权的重要代表性象征。从良渚文化时代开始，以玉璧、玉琮、玉璜、玉圭、玉钺等为特征的玉礼器就成为国家重器。《周礼·春官·大宗伯》中“以玉作六器，以礼天地四方，以苍璧礼天，以黄琮礼地，以青圭礼东方，以赤璋礼南方，以白琥礼西方，以玄璜礼北方”，以及“以玉作六端以等邦国，王执镇圭，公执桓圭，侯执信圭，伯执躬圭，子执谷璧，男执蒲璧”的说法尽管还值得讨论，但至少其中涉及的大多数玉礼器早在良渚文明时期已经出现，此后又日益丰富和完善，成为夏、商、周三代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玉的政治文化发展到顶点。

大约在春秋战国时代，以孔子为代表的先秦诸子又对传承数千年的玉文化进行了“以德比玉”的哲学性升华。据张宏明先生研究，先秦文献中的《诗经》《论语》《春秋左传》《管子》《墨子》《韩非子》《山海经》等记录着大量有关玉文化内容。东周—西汉成书的《礼记·聘义》中记载着孔子最详细的“以德比玉”之说：“……君子比德于玉焉，温润而泽，仁也；缜密以栗，智也；廉而不刿，义也；垂之如队，礼也；叩之其声清越以长，其终诎然，乐也；瑕不揜瑜，瑜不揜瑕，忠也；孚尹傍达，信也；气如白虹，天也；精神见于山川，地也；圭璋特达，德也；天下莫不贵者，道也。《诗》云，‘言念君子，温其如玉，故君子贵之也’。”自此，古老的中国玉文化完成了它从“灵物”或“神器”到政治性“礼器”，再到“君子比德于玉”的“人器”或“人格之器”的历程，这种将玉器哲学化的成果进而广泛影响了中国人的人生观、审美观、价值观和世界观，只有到这个时候，中国的玉文化才真正站上人类文明的高峰。

第三，中国玉文化是塑造中华文明阶段性特质的重要科学资料。

对“玉文化”给予中国和中国人以深刻影响的问题，早在先秦时代就广泛引起学者的关注，许多先秦文献中出现有关玉器的记载和评说即为明证。但更值得注意的是，东汉学者袁康等在《越绝书》中谈到，轩辕、神农、赫胥之时“以石为兵”，黄帝之时“以玉为兵”，大禹之时“以铜为兵”，东周时代“以铁为兵”，即把中国远古及上古时代历史划分为石、玉、铜、铁（兵）4个发展时期，这不仅与1819年丹麦学者汤姆森提出的史前时代经历过石器、铜器、铁器三个时代说有异曲同工之妙，而且还多出一个“玉兵”时代。当然，汤姆森的“三期说”是就生产工具演进而论，而东汉学者的“四期说”是从“兵”器演进角度而论，前者重经济，后者重政治，但无论如何，这启发了我国当代一些考古学者，如牟永抗、吴汝祚等先生在探索中华文明起源时，依据一系列史前玉器的发现而提出了中国“玉器时代”之说。郭大顺先生指出，玉器作为最早出现的礼器之一，是文明起源的重要实证；高大伦先生等认为，从玉器看华夏文明的趋同正好发生在炎、黄号令天下之诸侯，尧、舜、禹建立国家之际，玉文化、玉文明是一种强大的认同和凝聚力，这种共同信仰促成了共同文明的形成；李学勤先生则提出，“玉器”是中国国家产生之后与典章制度和礼仪性建筑相关联的专门的礼仪器物即“礼器”。事实上，中国历史上是否存在一个有别于世界其他几个原生文明的“玉器时代”可以继续讨论，但就红山文化、凌家滩文化、仰韶文化、良渚文化、石家河文化、齐家文化等一系列反映中华文明起源和形成期的考古学文化而言，其存在的“玉文化—玉礼器—玉文明”体系及其对后世夏、商、周、汉文明的深刻影响，亦足可说明玉器及其文化系统确实构成了早期中华文明的重要特质之一，因此，玉文化考古成为中华文明探源的重要工作。

综合地看，玉和玉器在中国先后经历过宗教化、艺术化、政治化、哲学化、财富化、文学化等过程，构成了一种深嵌在中国人思维、生产、生活、信仰乃至文明建构活动中的文化符号系统，而考古学就是要揭示这个文化系统的发生、发展和具体表现及其原因，这又是一个多么生动有趣且极重要的学术过程！

（作者单位：南京大学文化与自然遗产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