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者曾在2007年发表的《数字化生存——信息时代博物馆的未来之路》（《中国博物馆》）一文中提出，“数字化生存，不应当被仅仅视作当代中国博物馆所面临的一个重要挑战，同时更是博物馆发展的难得机遇。因此我们更应该抱着乐观的态度积极主动地拥抱数字化浪潮”。时隔15年，我们看到，随着数字化技术及其相关应用的渗透和普及，公众的文化消费方式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当代博物馆服务公众的重要途径之一，就是通过寻找独具特色的创意，选择更有效的载体，以公众更愿意接受的方式，来满足不断增长的多样化文化需求。信息推送、智慧导览、虚拟现实等方式已经成为博物馆数字化应用的基本手段，多感官体验、NFT文创产品、元宇宙等一些概念也激发起博物馆拥抱数字化浪潮的新思路。

笔者在欣喜于曾经畅想的未来正在逐步变为现实的同时，也对当下博物馆数字化进程中的一些现象略有隐忧，在此再谈谈个人的思考，以就教于方家。

唯技术论的隐患与困局

所谓博物馆的“数字化生存”，是博物馆与数字化技术全方位、多层次的有机结合。但是在博物馆的数字化工作中，一些曾经引以为豪的数字化展示和管理手段，在还没有得到深度持续应用时就有可能面临行将淘汰的尴尬境地，无形中挫伤了博物馆的积极性，也使一些受制于有限发展资金的小微博物馆对数字化应用望而却步，而在无奈中失去了创新的动力。同时，在一些拥有足够财力支撑的博物馆陈列展示中，有时却会过度使用很多昂贵的数字化展示设备，在带来“炫技”效果的同时，并不一定能给信息的阐释与传播带来质的提升。

坦言之，无论是因财力不足而被迫退出博物馆数字化“军备竞赛”的小微博物馆，还是尽可能以数字化技术提升展览呈现效果的大中型博物馆，在数字化应用方面都容易陷入“唯技术论”的误区，将应用水平的高低与数字技术的“新、特、异”挂钩，而使得一些博物馆在陈列展览等领域的投入资金不断递增，甚至于对一些展期仅有几个月的临时展览，也投入巨资定制高端数字化软硬件，一俟展览结束，这些专为临展而购置的数字化设备就有可能被束之高阁。而对于急需投入资金进行数字化建设与日常维护的博物馆运营、藏品管理、环境监测、科学研究等一些数字化基础性系统平台和应用，却因为其公众显示度不高而有可能缺少资金投入，使一些博物馆的科学分析决策、保护管理研究、服务保障等领域的数字化应用水平较低，很难适应当今博物馆高质量发展的需求。

笔者认为，博物馆数字化应用的一个核心原则就是“适用性”。不同类型、规模的博物馆，在谋划自身数字化发展规划时，首先还是要统筹兼顾，既要关注陈列展览等具有较高公众显示度的工作，更需要“练好内功”，关注博物馆的基础支撑领域。与此同时，还要因地制宜进行整体思考，以服务实际工作需求为出发点，结合本馆的中长期数字化规划，以及资源获取能力和可持续性等综合因素，形成适用于当前工作的数字化软、硬件建设方案，而不是一味地追新求异。

泛概念化的形式与实质

随着数字化技术的迭代更新，一些技术层面的新名词、新概念层出不穷，并在资本逐利驱动下，借由各种媒体的炒作，而成为投资方追求短期利益回报的圈钱途径。近年来，这种“热潮”也逐渐渗透到了博物馆领域，使博物馆成为资本与技术的“试验田”。博物馆需要及时汲取数字化新技术、新概念的养分，但也要辩证地思考技术、概念之“新”的隐含危机。

譬如说，最近方兴未艾的一些数字藏品，就其本质而言是一次有前瞻性的理念更新。但是当前国内数字藏品的开发存在概念界定模糊不清、博物馆知识产权受损、资本方追求短期利益套现等问题，出现发展方向混乱、价值阐释传播效果不佳、背离文博机构公益属性等问题，也有可能面临国有资产流失、文化安全等多方面风险。对此，国家文物局曾专门召开座谈会，提出“文博单位不应直接将文物原始数据作为限量商品发售”等多条指导性意见，就是针对概念炒作现象的及时规范。

再比如说，数字化的三维扫描技术日新月异，技术标准与规范层出不穷，但是以往工作实践的经验告诉我们，因为软件平台、开发工具、服务提供方的不同，有可能会出现博物馆已有数字化三维信息不可再利用的困境，其所造成的后果往往会比资金、人力、时间等方面的损失更为严重。毕竟，对于脆弱质地的文物而言，每一次的数字化采集扫描工作，都会给文物本体带来一定程度的损伤，更不用说还有可能因操作失误与文物环境变化而造成的不可逆转的破坏。这也就要求我们在关注一些数字化新技术发展的同时，还要充分考虑其应用的必要性与可行性，并且也要重视已获取数字化信息资源的有效利用。

当然，对于数字技术的新名词、新概念，我们也不能充耳不闻，而是要将其有益成分主动引入到博物馆工作中。例如“数字藏品”这一概念，博物馆可以鼓励公众以藏品文化元素为基础进行二次创作，作为拓展文博机构文化传播力和影响力的重要方式，借由数字文化衍生品进一步宣传推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再比如“元宇宙”等概念，则可以应用于“博物馆+教育”等方面，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德育、美育等元素转化为面向中小学生、寓教于乐的参与式益智应用场景，为“双减”背景下的中小学校提供更多的博物馆文化产品供给。

感官刺激的诱惑与危机

博物馆之所以为“博物馆”，核心要义之一就在于通过“研究、收藏、保护、阐释和展示物质与非物质遗产……为教育、欣赏、深思和知识共享提供多种体验”。这既是博物馆的自身使命，也是博物馆有别于其他公共文化机构的“身份识别”特征。

我们也可以看到，在一些博物馆的数字化应用方面，为了给观众留下更加深刻的印象而采用各种酷炫的手段，使观众从步入展厅开始，就身不由己地接受着各种感官刺激和诱惑。正如刘曙光先生所言，一些陈列展览“滥用多媒体技术、幻影成像、人工造景等，致使展览的场景化、影视化、虚拟化倾向严重，喧宾夺主，忽视对文物展品内涵和展览主题的发掘、展示，既对观众产生了误导，也造成了很大的财、物浪费。”

事实上，在陈列展览中对数字化技术不加克制地应用，并不一定能够产生很好的参观体验。毕竟很多观众之所以到博物馆参观，并不是为了看一场电影，做一次虚拟主题漫游，更多的诉求是在于通过对实体展品的亲近和观察获得的文化体验。未来的博物馆，数字化将无所不在，也许在不久的将来，脑机融合等前沿技术取得重大突破，我们每个人的头脑中都会有一个专属的“数字宝藏”，那时的博物馆反而会因为人们在场感知、社交共享的需求，成为更具吸引力的“文化空间”。如果从这个角度思考的话，我们不必一定在博物馆的陈列展览中施以数字化的“浓妆重抹”，可以将丰富的博物馆数字化资源置于后台，让观众拥有选择权，在需要时通过各种数字终端随时获取，不需要时则不会打扰观感，甚至可以有意识地设计一些“留白”，让观众在身心舒展中获得博物馆文化场域与氛围的潜移默化熏染。

此外，近年来一些媒体传播形式的变化与创新，也使观众的文化消费诉求产生了很大的变化。在线直播、短视频、公众号等使人们得以利用日常生活中的碎片化时间，通过网络及时、便捷地获取资讯，通俗易懂、生动轻松的信息表达方式也获得了许多人的青睐。

在这种趋势影响下的博物馆，开始尝试探索用各种不同的传播形式与途径进行传播推广。其中有一些博物馆的创新性探索取得了成功，也成了博物馆走近公众的有效途径。但是也有一些推广平台为了追求关注量的快速增长，刻意迎合少部分观众的消费习惯，将严谨的学术内容过分娱乐化，使作为“文化殿堂”的博物馆成为“娱乐快消品”式的主题公园，这是在博物馆数字化信息传播中要警惕的一种新趋势。

当然，身处信息时代的博物馆一定要积极主动地拥抱数字化浪潮。但是在博物馆运用数字化技术进行信息传播时，还是要怀着尊重与敬畏，将内容的“专业性”视作安身立命的基础和根本；形式的“生动性”则是共享传播的思路和手段，既要生动鲜活，也要有原则与坚守，通过合理适度的数字化手段予以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