洛阳位于中原地区的腹心地带，是史前文化发展、文明形成的核心区域，是早期国家的中心区域，也是中国考古学探索华夏文明最早开始的区域。作为文物资源大市、考古强市，洛阳考古人必须深刻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深入推进中华文明的溯源阐释，奋力书写新时代中华文明探源研究的洛阳答卷。

洛阳地区新石器时代考古工作已有百年历史。早在1921年，瑞典地质学家安特生就在距离洛阳不远的渑池县仰韶村和新安县东杨村进行考古调查、发掘，并在仰韶村发现了著名的仰韶文化，标志着中国现代考古学的诞生。20世纪50年代，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发掘了洛阳王湾遗址，区分出了王湾一、二、三期文化遗存，建立了新石器时代仰韶至龙山文化的年代序列。1975、1979和1984年洛阳市文化局曾先后三次组织大规模的文物普查工作，在洛阳市郊区和郊县发现新石器时代遗址100多处。1996年，为抢救黄河小浪底枢纽工程淹没区的古文化遗存，洛阳市文物工作队对黄河南岸的妯娌、寨根、盐东、荒坡等遗址进行了发掘，并取得重要成果。2015年以来，洛阳市文物考古研究院紧紧围绕“洛阳在中华文明起源、形成与发展中的历史地位与作用”这一主线制定了科研总体规划，并设立洛阳在人类起源、演化进程中的地位研究，洛阳在中华文明起源、形成、发展与演变进程中的核心地位研究，以洛阳为中心的河洛文化在中华民族形成与融合中的向心力与凝聚力研究三个支撑课题，每个支撑课题下设多个子课题。同年考古院依据科研总规划开展了伊、洛河史前文化调查，发现大量新石器遗址，其中以伊川土门遗址和宜阳苏羊遗址最为重要，两处遗址面积较大，延续时间长，内涵丰富，应为所属区域内中心性聚落。2018和2021年洛阳考古院先后对两处遗址进行正式发掘，取得许多阶段性成果。洛阳地区百年以来的考古工作为探索中华文明起源这一重大问题提供了强有力的材料支撑，同时也表明洛阳在中华文明孕育、产生与形成过程中从未缺席，以洛阳为中心的河洛文化始终是中华文明孕育、产生与形成过程中的主导文化，在中华文明起源、形成和发展的历史进程中始终发挥着内核作用，是中华文明的根文化。

洛阳地区是旱作农业最早的起源地之一

洛阳地区裴李岗时期的遗址目前发现十几处，主要分布在伊洛河及其支流两岸的台地上，面积大多在10万平方米以内，主要文化遗存有窖穴、灰坑和墓葬。作为农业生产加工工具的石磨盘、石磨棒和锯齿形石镰的大量发现是裴李岗文化的重要特征，农业工具种类之全，数量之多，制作之精，均说明当时的农业生产已具有一定水平。在有些遗址中出土了炭化粟，推测粟应为当时的主要农作物之一。裴李岗文化作为我国目前发现年代最早的农业文化之一，并且有一定的发展水平，它出现于中原地区，充分说明在我国农业发展史上，以中原的进程最早，发展也较快。从这个意义上说，黄河流域是我国农业的摇篮，而洛阳地区则处于摇篮的核心。到了仰韶文化时期，农业经济进一步发展，研究表明到庙底沟时期，农业已在人类食物来源中占主导地位，农业生产工具有很大进步，不仅数量增加，种类也不断增多。

在洛阳锉李遗址龙山文化遗存中，发现有龙山时期的水井，口平面呈圆形，直径1.6米，深6.1米见水，这是目前我国考古发现较早的水井。水井的出现，不仅可以促进灌溉农业的发展，而且解除了人类对江河湖泊日用水源的依赖，从此可以到远离河边的地方居住，这对人类聚落的发展有着重要意义。

洛阳地区在裴李岗文化、仰韶文化、龙山文化等新石器时代文化的连续发展中，农业经济越来越显示其突出的地位，并以此形成了农耕文化的中心区域。农业生产工具由早期的较为厚重、制作粗糙，到晚期的制作精细、种类繁多，且日趋先进，经历了一个不断更新、不断发展的过程。粮食作物的种类及其种植范围，从早到晚有所增加，也有所扩大，从而奠定了洛阳地区农耕文化的基础，也为中华文明起源、形成和发展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

仰韶时期社会复杂化

和文明化进程的见证

1994~1995年，洛阳市第二文物工作队对伊川县伊阙城遗址进行了考古发掘，发现了丰富的仰韶文化遗存。遗存分为三期，其中一、二期属仰韶文化遗存，主要是灰坑和墓葬等。其中一期遗存中发现的五座墓葬意义重大。墓葬形制较大，有二层台和棺椁，部分墓葬中出土红顶钵、玉器等遗物。这些现象在豫西仰韶遗存中极为罕见，填补了洛阳地区仰韶时期无大型墓葬的空白。随葬玉器大型墓葬的发掘，对文明起源和仰韶文化社会性质的研究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1996~1997年，洛阳市文物工作队、郑州大学考古系以及孟津县文物管理委员会联合对妯娌遗址进行了发掘，发现了大量仰韶文化中、晚期遗存。遗迹主要有房基、灰坑和灰沟等，遗物包含生产工具、生活用具及装饰品等。值得注意的是，在妯娌遗址还发现一处集中埋葬的墓地，位于居住区南部，墓葬有大、中、小型之分，差异明显，这表明当时部落内已出现阶层分化，社会复杂化凸显。这些发现为研究中原地区文明化进程和社会复杂化提供了重要实物资料。

聚落的演变和分层

洛阳地区的新石器时代遗址大多分布在伊、洛河及其支流不远处的台地上，面积大小不一，少则数千平方米，多则数十万甚至上百万平方米。以往考古工作表明，裴李岗文化时期的聚落数量较少且只能分为大小两个层级，大型聚落只是在面积上比小型聚落大一些，在聚落内部结构、布局等方面并无实质性区别，聚落之间相对保持一种平等并立的关系，也侧面反映了当时社会处于一种平等社会、社会分化还不明显。到仰韶时期，聚落数量激增，出现了大型聚落。大型聚落不仅面积大，且在聚落结构、布局上与中小型聚落也有本质区别；大型聚落还出现了独有的高等级遗迹和遗物，已具有中心性聚落的性质。这一时期社会复杂化打破了简单社会的平等关系，文明化进程进入加速期。以往考古工作表明，从仰韶文化中晚期开始，聚落数量激增且分化明显，在洛河中游和洛阳盆地的交接地带发现有上百处遗址，遗址面积也差别巨大。面积约百万平方米的洛宁西王村遗址，面积在60~70万平方米的苏羊遗址，这些都是具有中心性聚落性质的大型聚落，还有面积在20~30万平方米的中型聚落，绝大多数遗址面积均在20万平方米以下，为小型聚落，形成了三级聚落结构。这种演变趋势一直延续到龙山文化和后来的二里头文化时期。大型聚落往往选择在交通便利、土壤肥沃、水源充足的地点，出土有其他聚落不能比拟的精美遗物和高等级遗迹，日益呈现出中心聚落的特征。

五千年前后多区域文化交流融合的见证

为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

提供了重要考古资料

2021年3月开始，洛阳市文物考古研究院对苏羊遗址进行了系统的考古调查、勘探和发掘。通过调查和勘探，在遗址北部的苏羊区发现了人工环壕、生活区、墓葬区、人工湖沼等重要遗迹现象，基本弄清了苏羊区遗存分布范围和聚落功能区划分情况。清理遗迹有房址、灰坑和窖穴等，遗物以陶器、石器、骨器为主，还有少量蚌器和玉器。值得注意的是部分遗迹出土大量屈家岭文化风格的陶器，数量丰富且风格单一。另外发掘出土一枚兽首石雕，雕琢精美，外形似虎头，从整体造型和制作工艺看与红山文化半拉山墓地出土的石雕极为相似，初步推断可能为权杖头部构件，这种石雕系中原地区同时期遗址中的首次发现。

从现存遗物来看，苏羊遗址存续时间从仰韶中期一直到龙山文化晚期，且含有屈家岭、红山等地的部分文化因素。这不仅对于探讨洛阳地区新石器时代晚期社会复杂化进程具有重要意义，对于研究不同区域之间的文化交流碰撞提供了新的材料，也为实证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提供了重要考古资料。

总的来看，无论是农业文明的发展、聚落形态的演变、还是社会的多元演进与一体化格局的形成，河洛地区的文明化进程在整个中华文明化进程中始终发挥着内核作用。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文物考古工作的一系列重要讲话精神，始终站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高度，让我们深刻体会到了考古工作对于当今社会的重大政治意义，也感受到了洛阳在中华文明进程中的独特地位。洛阳地区位于中华文明起源的核心区，对这一区域文明化进程的探索和深入研究我们责无旁贷，既要利用好以往的考古成果，又要拓展研究领域，深化认识，为探索中华文明化进程贡献洛阳力量。

（作者单位：洛阳市文物考古研究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