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接10月11日6版）

“博物馆之城”的实现路径

建设“博物馆之城”，不仅要充分发挥博物馆的“大学校”功能，深入挖掘博物馆“城市记忆”元素，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使博物馆走向社会，走近民众，成为守护城市之魂、赓续历史文脉的重要载体，推动“四史”教育、涵养文化自信的精神家园；还要进一步拓展活化博物馆的“城市空间”作用，彰显博物馆的“城市魅力”影响，激发博物馆的“城市动力”潜能，使之成为公众感受城市温度与活力的平台，获得情感认同、汇聚人才资源的支点，提升文化软实力和竞争力的来源。在具体规划“博物馆之城”的实现路径时，还需要关注以下几个方面：

优化布局，稳增数量

中国博物馆协会理事长刘曙光曾谈及，“我国的博物馆体系布局很不均衡、发展质量参差不齐。不同地域、层级、类型、属性的博物馆，在发展规模、速度与质量方面，仍有明显差异……文物系统的博物馆是中国博物馆的主流，占了近80%，以至于人们经常将博物馆和文物直接画上等号。博物馆绝不仅仅只是收藏文物，而是收藏各种类型的人类发展的物证和自然环境变迁的物证。”

针对我国博物馆目前存在的类型相对单一、层次不够丰富、空间分布不均衡、有“高峰”无“高原”等发展态势，在规划建设“博物馆之城”时，首先还是要立足一座城市已有的博物馆基础，把有限的资金更多地投入到盘活存量博物馆资源、促进高质量发展等方面，而不是单纯追求博物馆数量的增加，或者是大体量、大手笔的新馆建设。其次，是辩证分析现有博物馆的数量、类型、层级、活力的关系，并结合所在城市的特色与优势，通过政策引导和资金扶持优化博物馆层次布局，有针对性地补齐类型、层级、空间分布等不同方面的缺项短板，尤其是关注与支持小微博物馆、社区（乡村）博物馆、类博物馆等这些“全天候”、市民身边的博物馆，以形成覆盖广、丰富多样的“博物馆之城”公共文化服务体系。

激发活力，提升质量

2020年下半年，中国博物馆协会组织开展了第四批全国博物馆定级评估工作。从通过定级的520家博物馆评估数据来看，一级指标中“综合管理与基础设施”的平均得分率最高，达77.5%，“藏品管理与科学研究”仅有51.5%，二级指标中的“展览和教育”平均得分率为69.2%，“公众服务”为68.7%，“影响力”为56.3%，“学术研究与科技”则仅为 31.4%。这从一个侧面揭示出，近年来我国博物馆在类型、数量、馆舍基础设施等方面都取得了长足进步，但在学术研究、公共文化服务质量、社会影响力等诸多方面却还有许多可提升空间。

因此，在“博物馆之城”的建设过程中，重点还是要聚焦在博物馆的自身能力建设方面，这是“博物馆之城”的核心竞争力之一，也是新时代博物馆高质量发展的必然要求。在内部能力提升方面，不仅要加强博物馆的收藏、保护、研究等基础功能，还要增强博物馆对各类人才的集聚作用，以提升博物馆的科研学术水平；同时也要通过探索与实践富有活力的管理体制和激励机制，增强博物馆的教育、服务和传播效能，以提升博物馆的公共文化服务水平。在强化博物馆内部建设的基础上，还应当充分发挥当地博物馆行业协会的指导、协调、监督等作用，促进馆际合作与交流；进一步加强博物馆预防和应对突发事件、公共卫生安全、游客人身安全等的综合能力，为“博物馆之城”的建设筑牢安全防线。

挖掘价值，创新转化

近年来，随着文博热潮的兴起和信息共享方式的迭代更新，社会公众对博物馆的展示传播有了更高的要求与期待。时代特色鲜明、主题内容创新的展览，丰富多彩、层次多样的公众教育活动，生动鲜活、独具匠心的文化创意产品，正在形成一个全方位、多层次、立体化的博物馆教育体系，使博物馆更加富有时代气息和社会存在感。

在建设“博物馆之城”的过程中，挖掘博物馆藏品的历史、文化内涵与艺术、科学价值是其中的重要一环。通过“挖掘价值”，将“专业化”的知识转化为社会公众的精神食粮，转化为文化产品输出的资源和文旅融合发展的动力，并合理适度地运用不同类型的共享展示传播手段，融合物质与非物质文化遗产活化方式，促进博物馆资源的创新转化。此外，还可以进一步探索“馆—馆”“馆—校”“馆—企”“馆—媒”的联动共赢模式，加强与各类学校、图书馆等其他社会教育机构的合作，以及与城市、社区的联系，并且借力文化创意机构的研发实力、产业资源和运营网络，发挥传统媒体、新媒体、自媒体的各自优势，形成辐射式的博物馆公共文化服务网络，实现博物馆资源的社会共享。

馆城交融，和谐共生

建设“博物馆之城”，不仅仅是要发挥“博物馆+城市”的复合叠加作用，更是要激发出“博物馆与城市交融发展”的耦合增益效应。单霁翔先生在十多年前就曾呼吁，“博物馆必须对城市化、信息化和全球化时代做出积极回应，重新检讨博物馆在信息化时代与学习型社会中的角色定位，实现博物馆功能与职能的不断拓展。通过特色化、生态化、社区化和人性化发展”，从“馆舍天地”走向“大千世界”。

博物馆如何与城市交融发展，首先是要走出博物馆的“物理围墙”，依托图书馆、美术馆、书店、社区文化中心、历史文化街区等公共文化空间，让博物馆的精神文化产品走近公众；同时，还要突破博物馆的“心理围墙”，让博物馆在城市文化公园、绿廊步道，甚至综合商业体、公共交通等不同场所中都能“可感可见”，探索博物馆融入城市生活的常态化、可操作模式。更为重要的是，在“博物馆之城”的建设过程中，要以“博物馆化”来浸润和塑造城市的“文化风格”，使城市的“硬质化”与博物馆的“软关怀”交融共生。

如果从一座城市“大都市圈”的空间格局来考虑“博物馆之城”的建设，就不仅要关注城市的核心区域，还要按照中央关于生态保护、乡村振兴、共同富裕的要求，关注博物馆与“大都市圈”内乡村与自然生态区域的融合发展，以地质、生态类国家公园，民俗展示园区、历史文化名镇名村为借力点，引导鼓励生态博物馆、乡村博物馆、类博物馆的发展，让“博物馆之城”建设成为“大都市圈”成长的文化动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