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辟物人关系的新维度

——从博物馆定义变化看人类遗产保护利用新趋势

2022年8月24日国际博物馆协会布拉格大会以投票方式通过了博物馆的最新定义：“博物馆是为社会服务的非营利性常设机构，它研究、收藏、保护、阐释和展示物质与非物质遗产。它向公众开放，具有可及性和包容性，促进多样性和可持续性。博物馆以符合道德且专业的方式进行运营和交流，并在社区的参与下，为教育、欣赏、深思和知识共享提供多种体验。”

这次博物馆定义修订持续数年，无论是内容还是形式都引发了广泛的关注和争议，反映了当今时代人们对博物馆机构性质以及对于如何正确处理人类遗产态度的复杂性和高度认真的态度。

作为社会重要的记忆器官和文化传承机构，博物馆是人类遗产事业一个重要且极具代表性的构成部分。尽管博物馆的藏品基本上都是可移动文化遗产，但是博物馆对自己工作对象、工作目的和工作方式的认识和界定，是典型的专业和公众相交织的一个领域。最早的博物馆形态可以追溯到古希腊时期的博物学传统，如果从单纯的收藏与欣赏的角度甚至可以追溯到巴比伦时期。收藏、研究，或者说为研究而收藏，是亚里士多德等希腊先哲开创的博物学范式。公共性——将收藏公共化、公开化，通过展示服务社会和国家，是现代博物馆诞生的标志。启蒙运动后诞生的第一批真正的现代博物馆比如阿什莫尔博物馆、卢浮宫、大英博物馆等机构的职能与使命中，文化遗产保护和利用的公共性、科学性、理论性和实践性特性都已经具备了。尽管博物馆处理的是可移动性的收藏品，但在遗产领域中，博物馆相对来说最为源远流长，也一直置身于前沿和引领地位。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1945年11月成立，国际博物馆协会于1946年11月成立，1947年10月国际博协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签订了《关于两组织之间进行合作的途径和方法》的协定，成为执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发展博物馆事业规划的合作者，并逐渐成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最活跃的联络组织之一。联合国的成立是二战之后的一个重要成果，主要目的是为了通过对话协商消除战争，促进人类和平发展。教科文组织则是希望通过教育和科学来提升人们的文化素质，将战争消灭在人们的思想观念之中。该组织成立时其巴黎总部大楼前的石碑上用多种语言镌刻着这样一句话：“战争起源于人之思想，故务须于人之思想中筑起保卫和平之屏障。”

因此，教科文组织高度重视博物馆与遗产保护及其作用，以文化遗产作为不同国家、地区和族群间文化交流、对话的媒介，专门创办了聚焦博物馆与人类遗产的专业杂志《国际博物馆》（后来移交给了国际博协）。国际博物馆协会很重要的一件工作就是定期审视博物馆的发展状况与未来议程，检讨对博物馆的定义，将业界对博物馆机构使命、功能领域及其实现方式等方面的最新认知融入定义与协会章程，引导和规范博物馆业务的开展，所以才有不断根据形势变化修订博物馆定义的现象。从1946年至今，不包括这次布拉格大会的最新定义，国际博物馆协会曾经推出过八个不同阶段的博物馆官方定义版本，从中我们可以发现变化和包括争论的焦点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

一是博物馆工作对象的不断扩充与有机化、关系化。定义最初完全采取列举方式，即凡向公众开放藏品的机构就是博物馆，并点名包括动物园和植物园，但没有常设陈列室的图书馆除外，突出的是藏品和开放。1974年第四版修订时，“藏品”被改为“有关人类及其环境见证物”，2004年第七版时又改为“关于人类与人类环境的物质与非物质见证物”，2007年第八版时确定为“关于人类与人类环境的物质与非物质遗产”并延续至今。藏品、见证物和遗产，尤其是非物质性遗产的出现，内涵的扩张也包含着价值的拓展，体现了让馆藏不断活起来，与人建立更为全面深入的良性互动的发展趋向。

二是工作目的的不断扩展、细化与逻辑化。1952年第二版修订时在“开放”之前加上了“供观众欣赏、教育”的目的限定，1962年第三版时改为“以研究、教育、欣赏为目的”，1974年第四版时改为“学习、教育、欣赏”，1989年第五版时改为“研究、教育、欣赏”，2007年第八版时改为“教育、研究、欣赏”。国内同行特别看重几个目的的排序可能暗示着重要性的变化，其实我觉得1962年的“研究、教育、欣赏”更能体现博物馆工作目的背后的逻辑关系，和上述博物馆工作对象的有机化、关系化相结合，展示了一种不断展开的逻辑性，居于首位的“研究”具有特别重要的枢纽型地位，不仅在这次最新定义中得到进一步彰显，在后边讨论博物馆职能界定中同样被再次提及。

三是博物馆职能即博物馆的业务界定，也一直是定义高度关注的重要方面。1952年第二版修订时在“开放”之外加上了“保管、研究”，1962第三版时改为“收藏、保管”，1974年第四版时改为“收集、保存、研究”，1989年第五版变化很大，以“征集、保护、研究、传播并展示”来比较完整地概括博物馆的职能或业务链，并得以沿用至今。这一部分是博物馆专业精神与水准的体现。

总括上述三个方面，无论如何修订、变化，其实收藏、研究、展示一直是博物馆作为机构须臾不能剥离的存身之本。“藏品”与“开放”在第一版中就已经出现，分别等于收藏与开放，而两者的完善，则需要建基于包括藏品研究、观众研究和博物馆业务研究的博物馆学的支撑之上。可以说，没有收藏，博物馆就丢掉了“物”；没有展示，博物馆也就不能叫“馆”，而且势必退回到缺乏公共性的历史上各种各样的藏宝阁；而对收什么、藏什么、如何展等博物馆业务的开展，要通过研究，以博物馆学理论与方法指导予以展开。至于“为了什么”这样的博物馆安身立命的机构使命，离开了这博物馆的“三基本”尤其是博物馆学研究，也无异于缘木求鱼。

当然，每一次新的定义也都会对博物馆机构自身在不断变化的社会环境中的定位与性质有侧重不同的完善与强调。比如在1952年第二版定义中就增加了“为公共利益而进行管理的一切常设机构”的界定，1974年第四版定义中在“机构”之前又增加了“不追求营利的、为社会和社会发展服务的公开的永久性”的定语并大致上一直沿用。不仅如此，1974年的定义还首次明确囊括自然与人文，将博物馆的工作对象高度概括为人类及其生存环境见证物，体现了博物馆面对社会变化在自我认知方面极大的提升和调整，不仅是新博物馆学出现及其研究成果在定义上的体现，也回应了业已兴起的自然与文化遗产观念及其推动的世界遗产运动、可持续发展观等的广泛影响。

这次最新修订中争议最大的部分是增加了“它向公众开放，具有可及性和包容性，促进多样性和可持续性。博物馆以符合道德且专业的方式进行运营和交流，并在社区的参与下，为教育、欣赏、深思和知识共享提供多种体验”的大段表述，主要是对博物馆的工作目的与工作方式提出了可及性、包容性、体验性和道德方面的明确要求，并突出强调了“社区的参与”。一些人认为新要求标准过高，空洞、苛刻而难以实现；一些人认为面对新形势和新需求，博物馆的确应该对机构使命进行更清晰、细化的界定，对博物馆的工作方式提出更多、更高的道德与专业要求。

其实，结合近年来的国际博物馆日主题，尤其是2015年在巴黎举办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38届大会上通过的由国际博物馆协会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共同起草的《关于保护与促进博物馆和收藏及其多样性、社会作用的建议书》，我们可以感受到博物馆和社会关系正在发生全面而深刻的变化，博物馆对自身所管理的人类遗产的巨大价值与社会责任具有越来越多的自觉性。一方面，博物馆无论作为行为主体还是文化遗产的受托者角色，不仅受到来自更多方面的社会关注，博物馆也更加认真地倾听来自各方面的声音和吁求，自觉加强与观众、公众包括所在社区的联系，加强对具体社会事务与热点问题的参与，扮演人类遗产与人类之间的桥梁，以及不同文化和价值观的对话平台，成为不同人群乃至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记忆与价值认知的重要建构者，也努力发挥城市、社区可持续发展的文化创意或者发动机作用。

自从人能够制作工具改造世界以适应自己的需求以来，物人关系不断发生变化，沿食品、用品、饰品、葬品、祭品、礼品、商品、纪念品等不断展开，而藏品、展品则是博物馆的一个独特视角与贡献。各文化和文明都有自己界定与处理文化遗产的态度与方式、方法。从早期文明中欣赏、炫耀、体现社会地位与政权合法性的聚宝式收藏，到古希腊的研究型博物学收藏，到向公众开放的现代博物馆收藏，人及其生存环境重要见证物不断转化为内涵更为丰富的文化遗产，与人类的关系不断深化、延展是大势所趋。对包括自然遗产在内的人类生存发展的物证性的共同遗产的全面自觉，是二战之后尤其是1970年代以来最重大的历史性事件之一，其标志之一就是1972年《保护世界文化与自然遗产公约》的出台。经由人类的遗产，人类过往的历史研究最终成为一门具有浓厚实证性的现代科学，人类的历史记忆在科学探索的基础上全面复活与整合，不同文化的价值与不同族群的价值观念被带到一个共同的国际性平台上展开交流对话，并成为全球化时代重构民族、国家以及各类不同群体身份和人类未来共同命运的重要资源，而后工业时代的大众旅游、传播革命等，使得文化遗产成为文化、文明和价值观对话的最佳媒介之一——人类真正在精神文化认知方面迎来了超越不同族群、文化和文明的新轴心时代。

博物馆发端于收藏，向公众开放催生了第一批真正现代意义上的博物馆机构。随着社会发展与公众互动，对收藏与展示的认识和实践不断提升，从古玩珍宝、各学科标本扩展到人类生存见证物和整体性遗产，博物馆工作对象的系统性、代表性以及真实性，以及它们所体现的对于人的历史、科学、审美、价值认知等意义的不断深化，让博物馆一直是文化遗产保护、研究、传承与活化实践的一支先锋性力量，和构建新型的可持续发展的人与遗产关系及未来文明形态的实验场所。

博物馆定义修订所体现的博物馆行业的科学精神、反省精神、职业伦理以及与时俱进的责任担当，对文化遗产事业其他领域和新时期的文化、文明建设，具有重要的启迪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