谱写文明信史 助力民族复兴

——中华文明探源的陕西实践

2022年5月2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就深化中华文明探源工程进行了第三十九次集体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们党历来用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看待中华民族历史，继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经过几代学者接续努力，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等重大工程的研究成果，实证了我国百万年的人类史、一万年的文化史、五千多年的文明史。近年来，陕西省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文物工作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为根本遵循，在省委、省政府的坚强领导下，坚持探索历史未知，揭示文明本源，在推进中华文明探源工程方面取得了重要进展。

中华文明探源的陕西实践

陕西是中华民族和华夏文明的重要发祥地之一，历史上先后十四个朝代在此建都，留下丰富的文物古迹。既有百万年的人类遗迹，也有文明曙光初现的新石器遗存，更有代表国家文化的都城遗址与帝王陵寝，还有见证民族融合与文化交流的丰富遗物，时间线横跨史前及周秦汉唐，清晰地展示了中华文明发展的骨干脉络。

距今150多万年前的南郑龙岗寺遗址， 115万年前的蓝田公王岭遗址及“蓝田人”头骨化石，表明早在100多万年前的早更新世时期，陕西境内已有古人类生活繁衍。距今78万年至12.8万年间的中更新世时期，蓝田陈家窝遗址及下颌骨化石、洛南盆地旧石器地点群及龙牙洞遗址、大荔甜水沟遗址及“大荔人”头骨化石等明显表现出对更早时期人类体质和文化的继承与发展，是我国境内远古人类连续演化的关键证据。距今12.8万年至1.2万年左右的晚更新世时期，是现代人起源与扩散的关键时间节点。南郑疥疙洞人类化石等已属于解剖学上的现代人，实证了早期现代人10万年前在陕西就已经出现并连续演化。

距今约7000-8000年前的老官台文化是目前陕西最早的史前文化，也是所知渭河流域最早的新石器时代考古学文化，主要分布于渭河流域和汉水上游地区，以圜底、平底、三足的钵、罐为典型器物群。远古人类结束了长达百万年的穴居历史，在秦岭南北两侧的渭河、汉水流域沿河营建聚落，开启了秦岭南北两侧人类定居的历史和农业、定居的生产生活模式。

半坡遗址的发掘工作在中国考古学领域处于开创性引领地位，首次大规模推广布设探方揭露层位的发掘方法；首次用聚落考古的理念揭示遗址布局；首次为仰韶文化的分期和地域类型划分提供了标尺，半坡类型的典型器类组合及彩陶，成为仰韶文化最具特色的文化标识；首次通过墓地资料对仰韶文化早期的社会属性提出研判。半坡遗址的发掘对构建中国史前文化框架具有开创之功，并带动了聚落考古研究和多学科合作的推广。在党中央的关怀下，半坡遗址上建成了中国第一座遗址博物馆。

姜寨遗址通过发掘基本揭示了仰韶文化早期中小型村落的全部面貌，在中国乃至世界聚落考古领域具有不可替代的地位。姜寨遗址的丰富内涵第一次充分展示了仰韶文化半坡类型到史家类型转变的证据，成为仰韶文化分期和类型划分的典型参照标杆。姜寨墓地的分区与居址区建筑群的分组，成为探讨仰韶文化社会结构和组织形态的权威证据。

距今5500年以来，仰韶文化的中心——陕西关中地区已开始出现了早期文明的萌芽。高陵杨官寨遗址作为关中地区已知的仰韶文化庙底沟时期唯一具有完整环壕的聚落遗址，总面积超80万平方米，与周邻聚落形成了巨大的规模反差，反映出当时的社会已经出现等级分化。同时，独具特征的仰韶文化庙底沟花瓣纹彩陶，不断向四周显现出强大的辐射力，在史前中国掀起了一场波澜壮阔的彩陶文化浪潮，形成了一种前所未有的文化大一统格局。

距今4300年前后，陕西北部的黄土高原上已经展现出早期文明的辉煌。石峁遗址是目前东亚地区已知面积最大的城址，作为一处超大型中心聚落，多重的结构、宏大的建筑、复杂的宗教遗存及大量精美遗物的发现，显示出石峁城址应为区域政治、经济、文化和宗教的中心。权贵阶层居住的区域“皇城台”位于城内核心，已经具备了早期“宫城”的性质，不仅被内、外城所环绕，而且四周建有阶梯状护墙，气势巍峨。城墙全部用石块在山峁之上垒筑而成，超过20万方的用石方量，显示出统治集团具备对社会资源的控制和调动能力，能够动员组织大量人力进行大规模公共事业建设。除石峁古城外，在河套地区发现有多处属于同一文化的石城，相同的经济模式、宗教信仰体系、社会结构和资源调配模式，显示出已经形成以石峁遗址为中心，多个次中心、中型聚落和小型聚落构成的四级金字塔式层级社会结构，出现了掌握军事指挥权和宗教祭祀权力的统治者和较为稳定的行政控制区域。

如上所述，考古实证表明，5000多年前，陕西地区已从早期文明的萌芽逐步进入了区域文明的发展阶段，作为多元文明齐放百花中最绚丽的一朵，在相互交流借鉴的过程中，孕育了后世周秦汉唐深厚的历史文化积淀，成为中华文明的主根、主源。

中华文明探源的陕西成果

一是中华文明起源和发展研究取得阶段性成果。陕北地区发现了气势恢宏的宫室类建筑、布局规整的宗庙类遗迹和等级分明的大型墓地。通过对石峁、芦山峁、寨山遗址等重要考古资料的综合分析表明，距今4300年前的龙山时代，陕西北部已明确出现国家形态，聚落差异悬殊、人群分化明显、等级观念突出，石峁、芦山峁遗址的考古发现为中华文明起源与形成的北方模式起到了关键的支撑作用。

二是中原地区文明化进程研究取得重要发现。杨官寨是关中地区庙底沟阶段的核心遗址，通过对该遗址庙底沟文化大型墓地460余座墓葬开展的多学科研究，推测距今约5500至5000年前以男性为继承符号的男权社会已经确立；进一步研究确定了庙底沟阶段完整的聚落，发现了关中地区乃至中国境内最早的人工水利系统，厘清了杨官寨城址雏形，推进了西安城市演变和中国古代城市的起源发展研究。

三是关中地区龙山文化研究取得重大突破。国家、省、市考古机构和大学联合考古队通过对太平遗址的考古研究，发现环壕及玉器、卜骨、叶形陶牌饰等高等级文物，其中一件陶铃尤为罕见，仅在山西、河南的个别都邑性遗址中有所发现，基本可以确认太平遗址为一处大型客省庄二期文化环壕中心聚落，距今约4600-4000年，已进入夏代纪年时间范围。

四是东亚现代人起源研究获得重要证据。在陕北黄河沿岸、陕南秦岭地区考古调查工作基础上，发掘了距今10-1.5万年间、罕见丰富遗存的南郑疥疙洞洞穴遗址，为了解中国南北过渡秦岭地区旧石器晚期人类情况及东亚地区早期现代人演化自本土古人群的学说提供了重要证据。

五是民族融合和长城文化研究发现新资料。少陵原十六国大墓是目前所见该时期规模最大、等级最高、结构完整的大型陵墓，既具中原传统汉文化特点，又具有少数民族文化特色，反映了中华文明由多元到一体的历史演变过程，发现的彩绘土雕建筑是目前考古发现的最接近中国传统古代土木建筑原型的实例。清平堡遗址考古第一次将长城营堡内名为“显应宫”的城隍庙遗址完整揭露，被纳入“考古中国”重大项目，也将助力长城国家文化公园建设。

六是大遗址考古研究成绩斐然。周原遗址的发掘实现了重大学术突破，基本确认了周原城址由西周时期的两重城垣结构等组成。秦咸阳城遗址完成勘探约26万平方米，汉文帝霸陵考古发掘纠正了历史文献失误，西汉十一陵确切位置得到完整确认。

深化文明探源研究的陕西方案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华文明源远流长、博大精深，是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是当代中国文化的根基，是维系全世界华人的精神纽带，也是中国文化创新的宝藏”。全省文博考古工作者结合实际工作，强化责任担当，守正出新，踔厉笃行，为深化中国探源研究提供陕西方案。

从“考古发掘”到“文明探源”，实现中华文明探源的陕西突破

一是着力加强陕西仰韶文化和龙山时代的考古工作与研究。在全面厘清遗址分布的基础上，持续对杨官寨、石峁、芦山峁、太平等重点遗址进行发掘研究，同时有针对性开展关中东部新石器时代晚期遗址的发掘，以不断丰富夏代和夏文化探索的时空框架，为实证五千多年文明信史提供翔实的考古学证据。二是针对目前陕西旧石器时代与新石器时代的文化缺环，有计划有目的地在秦岭北麓等关键区域开展考古工作。三是继续开展秦岭地区和黄河沿岸旧石器时代考古，为中国古人类本土起源的研究提供更充分的证据支撑。四是进一步突出周、秦、汉、唐时期考古研究，展示中华文化的辉煌灿烂和独特魅力，深刻认识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形成与发展过程，揭示国家治理与发展背后的文明基础，为人类文明新形态实践提供有力理论支撑。

从“单一研究”到“交叉研究”，打造中华文明探源的陕西范式

近年来，陕西省在考古工作中先后提出了“考古发掘是基础，科技保护是核心，陈列展示是手段，服务社会是目的”的工作原则，先后探索总结出“大范围调查、大面积勘探、小面积试掘”的大遗址考古工作方法；首倡“基地+”和“片区制”的区域考古工作模式，先后建成了周原等9个考古基地，及西安地区四个“基建考古片区”，实现了考古工作人员固定化、专业多元化的特点，辐射带动区域的考古工作与研究的深入。同时，为提高考古工作质量与研究水平，进一步提出了田野考古工作与研究的“五化”（考古研究科学化、考古工作标准化、考古管理规范化、考古方法系统化、考古成果普及化）原则，受到了国内同行的高度肯定。

日前，陕西建成开放的全国首家考古学科专题博物馆，构建了“科学发掘—保护利用—展示阐释”三位一体的新发展格局。下一步将以考古博物馆为平台，继续加强统筹规划和学科交叉，聚焦重大考古科研项目，整合省内文博机构与高校资源，密切考古学和历史学、人文科学和自然科学的联合攻关，更加全面、立体、科学、准确地理解中国古代文明和历史。在已有的四个国家文物局重点实验室的基础上，以省级重点实验室建设为契机，逐步建立完备的考古技术创新体系和运用体系，不断拓展和完善新方法，深入提取揭示中华文明的物质基因，为推动中华文明研究与阐释提供支撑。

从“文明遗址”到“文明殿堂”，实现社会共享考古成果

依托陕西考古近百年取得的丰硕成果，先后建成了半坡遗址、秦兵马俑、法门寺等驰名中外、影响深远的博物馆，是陕西乃至中国外宣的“金色名片”。陕西省积极推动考古发掘与文化遗址保护利用深度融合，形成中华文明探源的陕西方案。一是持续做好对杨官寨、石峁、芦山峁等大遗址的考古发掘研究的同时，着力提升以周原、秦雍城、秦咸阳城、汉唐长安城遗址为重点的都城考古，凝炼好其中体现的中华文明基因、深入阐释其传统文化价值，让其成为社会共享中华文明的课堂。二是推动长城等重大文化工程建设，同时结合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建设，打造以汉长安城遗址为代表的，具有遗产保护、文化体验、特色景观等功能的文化空间场所，让更多文物和文化遗产“活”起来。三是深入推进“世界一流博物馆”建设，让陕西省的博物馆变成全社会参与的“考古课堂、历史讲堂、文化殿堂”，积极引导群众特别是青少年更好认识和认同中华文明，增强做中国人的志气、骨气、底气。

从“学术需求”到“国家需要”，彰显陕西政治担当

一是要坚持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坚持政治性和学理性相统一，立足百年变局，心怀“国之大者”，聚焦文明溯源和文明阐释，以正确的政治导向和扎实的学术研究把中华文明的阐释权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要始终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考古工作是一项重要文化事业，也是一项具有重大社会政治意义的工作”的重要论述，旗帜鲜明地强化文明探源研究的政治担当，不断提高用学术讲政治的能力。二是要注重从文化遗产和考古遗存中凝炼文化和精神内涵，深入探究中华文明延绵不绝、自强不息、革故鼎新的文明韧性以及开放包容、朴实典雅、和谐自然、崇礼尚德的文明特质，深刻揭示马克思主义扎根中国大地的文明基础，深刻阐释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不断创新发展的内生动力，深刻论证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大势。三是始终增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政治自觉，坚决守护好黄帝陵、兵马俑等中华文明的精神标识，着力开展承载中华文明基因和特质的重大考古学研究项目与解读。以历史弘扬民族精神，用文化凝聚民族力量。四是加强中外展览交流与人文交流，特别是加大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考古合作，开展文明互鉴和文明交流研究，为夯实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人文基础贡献力量。

国家使命、陕西担当。我们要牢记嘱托，不负时代，团结起来、勇担重任，用实际行动响应习近平总书记“把中国文明历史研究引向深入，推动全党全社会增强历史自觉、坚定文化自信”的时代号召，为建立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文明研究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提出陕西方案，贡献陕西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