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十八大以来，党和国家高度重视考古工作。在建设“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考古学”这一方针的指引下，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在秉持“多学科、多角度、全方位”的理念下持续推进，对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过程及动因的研究取得了重大突破，得出了各个区域文明在不断交流互动融合过程中共同形成了“早期中华文化圈”的重要结论，为早期中国的形成与发展研究作出了考古学上的卓越贡献。

位于祖国东北边疆的吉林省，地处松嫩平原腹地，地理环境优越，人文环境独特，文物资源自成体系，其“边疆性、民族性、国际性”的特点决定了吉林文明为中华文明脉络中不可或缺的一环，吉林考古为探索推进中华文明进程、孕育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中的地位和作用贡献了吉林力量。

旧石器：长白山——深植中华文明根系的沃土

吉林省的人类演化历史最早可以追溯到距今16万年，以长白山西麓丘陵地带的桦甸市寿山仙人洞遗址为代表，年代跨度超过10万年，石制品均为简单石核石片技术产品，技术特点一脉相承，表现出中国北方石器工业的传统特点。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在吉林东部长白山地区陆续发现了众多旧石器时代晚期遗址，主要以黑曜岩为石器原料，常见石叶和细石叶，极具地域特点的同时又与我国华北地区细石叶技术的大规模涌现时间大体相同。为了弄清这些遗址与中国北方传统石器工业的关系以及细石叶技术的传播与扩散机制，吉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聚焦东北亚旧石器与古人类文化迁徙交流重大选题，与国内外十余家高校和科研院所合作，选择吉林东部长白山地展开多学科、多角度、全方位的联合攻关，取得了多项重要成果。

考古调查进一步确认了

“长白山旧石器时代遗址群”时空范围

长白山地区地形地貌较为复杂，植被覆盖率高，考古调查开展的难度较大，调查工作主要以河流为依托，以河流沿岸的阳坡高阶地为调查重点，调查过程中保留调查轨迹，以便查缺补漏。依托调查数据，由吉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牵头建设了吉林省旧石器考古专项调查的遗址数据管理系统，对遗址的采集点、调查信息、工作日记、现场照片等进行录入保存，可按图层显示不同区域年代的遗址分布情况，为后续研究工作奠定良好的基础（图1）。

截至2021年，全部完成了长白山核心区11个县市旧石器遗址的摸底调查工作。吉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负责的和龙、安图、抚松、汪清、延吉等地累计发现打制石器遗址点445处，其中初步确认为旧石器时代遗址的超过100处。这些发现不仅极大丰富了长白山地区旧石器考古的内涵，还填补了大量旧石器遗址分布的空白，也进一步证明围绕长白山天池分布着长白山旧石器时代遗址群。通过调查，在确定了长白山地区旧石器时代遗址的空间分布规律的同时，也提出了新的学术问题，主要包括长白山地区黑曜岩利用方式的历时性演变问题和石叶技术的起源与发展问题。总体来说，长白山地区的旧石器考古调查工作取得的成果仍然是阶段性的，后续还需要通过详细的复查，甚至发掘才能确认遗址真正的文化内涵（图2）。

考古发掘进一步完善了

长白山地区旧石器时代的文化序列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吉林东部长白山地区经过系统发掘的遗址只有桦甸寿山仙人洞、和龙大洞和抚松枫林等三处遗址。在没有年代环境背景信息的情况下，对遗址的文化面貌认识十分有限，只能简单地归纳为石叶细石叶共存的技术体系，无法开展进一步的石器技术演化研究。在这种情况下，自2021年开始，吉林省有计划地选择了若干地层堆积较好、出土遗物丰富的遗址进行了考古发掘，取得了可喜的成绩。

和龙大洞遗址是一处旧石器时代晚期大型旷野遗址，最早发现于2007年，2010年经过发掘，获取了大量石制品等文化遗物。2021年，吉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继续对和龙大洞遗址进行了考古发掘，发掘面积50平方米（图3）。通过发掘，确认旧石器时代文化层3个，发掘出土各类石制品8000余件。上文化层和中文化层以细石叶技术为主要特点，下文化层以石叶技术为主要特点，测年结果表明遗址年代跨度近四万年。本次发掘收集了大量古环境年代学、沉积学样品，为建立和龙大洞遗址年代框架和环境背景奠定了基础（图4）。

2022年，吉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联合浙大城市学院考古学系继续对大洞遗址进行了主动性考古发掘，发掘面积20平方米。截至2022年8月底，已发现自然层位5个，累计发现编号石制品3000余件，未发现火塘等遗迹现象。本年度考古发掘，有望完善和龙大洞遗址地层和文化序列，对深化长白山乃至东北亚地区石叶和细石叶技术传播与扩散研究具有重要意义（图5）。

新时代以来吉林东部长白山地区旧石器时代考古工作表现出了如下特点：一是多学科交叉与协作，包括旧石器时代考古学、第四纪地质学、古环境学和年代学等诸多相关学科协同工作，有机配合，相互支持，从行为和环境等方面全面解析晚更新世长白山地区古人类的起源演化过程和环境动因。二是建立田野考古操作规范，在调查和发掘中使用了考古工作平台，系统完整地记录了发掘文字和图像，并及时对各种资料和信息进行整理。在发掘中，进行田野考古方法与理念的引进和创新，获取高精度的遗址信息（图6）。

总体而言，在多学科多领域学者的共同努力下，长白山地区古人类的演化历程日渐清晰，旧石器时代早中期表现为简单石核石片技术传统，及至距今4万年前后，长白山地区的黑曜岩开始被广泛使用，并且贯穿了石叶和细石叶技术在东北亚地区的扩散全过程。长白山的狩猎采集者通过石叶和细石叶技术大幅度提高流动性，以应对稀疏分布和流动的食物资源。在末次冰盛期以后，细石叶技术已经广泛分布在长白山地区以及整个环日本海地区，在资源与技术的优势下，极大地加速了晚更新世东北亚人群适应能力的提升与发展，为人类社会进入新石器时代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而以黑曜岩为原料的石制品，在长白山地区新石器时代、青铜时代都有大量的发现，例如在和龙市兴城遗址青铜时代遗存中发现的石矛头，造型十分精美，所表现出的压剥技术十分娴熟，而这种利用黑曜岩的传统，直至早期铁器时代后才渐渐淡出历史舞台。今天的长白山位于我国的东北边疆地区，但是考古证据表明，在万年前旧石器时代，这里是东北亚古人类迁徙与交流的核心区域之一，也是从中华文明主根系发生出来的重要支脉。对长白山地区古人类遗址更加深入的调查与研究，必将不断丰富中华文明探源研究的广度与深度，追溯史前渊源，充实“旧石器东方行为模式”理论的价值内涵。

新石器、青铜：谱系——描摹中华文明发展的脉络

新中国成立以后，吉林文物考古工作者赓续努力，吉林省重要文物资源不断被发现和认知，经过一系列考古工作，初步构建了吉林省新石器时代至青铜时代考古学文化的谱系关系和时空框架，开展了多学科手段参与的综合研究。

吉林省新石器时代考古工作主要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在20世纪80年代以前，工作主要以调查为主，发掘工作开展得不多，即便如此，这一时期辨识出的西流松花江流域“文化一”和嫩江流域“细石器文化”，为以后探索吉林境内新石器时代考古学文化奠定了基础。第二阶段是在20世纪80年代至21世纪初，吉林省新石器时代考古工作进入一个快速发展阶段，农安县左家山（图7）、元宝沟、东丰县西段梁山等遗址的发掘，积累了大量重要考古材料，学术界对吉林省新石器时代遗存的文化内涵和特征有了较为全面的认识，并初步建立起各地区新石器时代考古学文化编年序列，实现了新石器时代考古的重大突破。第三阶段是进入新时代以来，以中华文明探源工程为视角的史前考古工作获得前所未有的重视，作为中华文明多元一体进程的重要组成部分，吉林省高度重视新石器时代考古工作，以大安后套木嘎遗址和农安五台山遗址为代表的主动考古发掘工作在这一阶段得以实施。其中2010~2015连续发掘的吉林大安后套木嘎遗址（图8、9），是嫩江下游右岸地区一个典型的沙坨型遗址，包含了新石器时代至辽代的多个时期的遗存。这些遗存分属七个时期，第一至第四期为新石器时代遗存，其中后套木嘎第二期遗存属于黄家围子文化，第四期遗存可归入哈民忙哈文化，而第一期和第三期遗存则各自代表了一种新的考古学文化。值得注意的是，后套木嘎第二至四期遗存与西流松花江流域和西辽河流域的新石器时代中晚期文化存在密切的交流与互动关系。后套木嘎遗址四期新石器时代遗存的发现，为补充和完善嫩江流域新石器时代编年序列提供了重要的考古材料支撑。对后套木嘎一期遗存的碳十四年代测定，表明其年代大体在距今12900~11100年之间，后套木嘎一期遗存很可能是我国东北迄今所见年代最早的新石器时代遗存之一，填补了我国东北地区新石器时代考古的空白（图10）。2017~2018年度开展的吉林农安五台山遗址是西流松花江流域首次揭露的新石器时代聚落址，为丰富左家山下层文化内涵提供了重要的考古材料（图11、12）。

经过数十年的考古工作，吉林省新石器时代考古学文化的时空框架基本得以建立。其中新石器时代嫩江流域构建了后套木嘎一期文化—长坨子A类遗存—双塔一期文化—黄家围子文化—后套木嘎第三期遗存—哈民忙哈文化—昂昂溪文化的考古学文化编年序列；西流松花江流域初步构建了左家山下层文化—左家山上层文化的编年序列；图们江流域新石器时代辨识出了以莲花南山H1为代表的遗存以及兴城下层文化和金谷文化三种考古学遗存。

吉林省新石器时代文化可划分为五个发展阶段。第一阶段包括后套木嘎一期文化、长坨子A类遗存、双塔一期文化，属于新石器时代早期。第二阶段包括黄家围子文化等，相当于辽西区兴隆洼文化和中原地区的前仰韶阶段。第三阶段包括左家山下层文化、后套木嘎三期文化等，相当于辽西区的赵宝沟文化和中原地区仰韶早期的半坡文化。第四阶段包括哈民忙哈文化、左家山上层文化等，相当于辽西区的红山文化中晚期和中原地区的仰韶中晚期（庙底沟文化与半坡四期文化）。第五阶段包括昂昂溪文化等，相当于辽西区的小河沿文化和中原地区的龙山时代。

公元前两千纪前半，吉林省古代遗存的面貌较新石器时代发生了一次重大变革，这次变革以三足陶器、新型平底筒形罐和青铜器等指征性器物的出现为标志，表明吉林省也和中国多数地区一样同步进入到青铜时代。

相比新石器时代，吉林省青铜时代考古工作起步较早。20世纪30年代，李文信先生就在吉林市郊区开展过考古调查活动。1948年，杨公骥先生对西团山遗址进行了发掘，这是中国学者在吉林省境内的第一次考古发掘。新中国成立后的20年时间里，吉林省青铜时代的考古工作以调查为主，伴有小规模发掘，主要有吉林西团山、骚达沟、土城子等遗址或墓地。西流松花江流域“西团山文化”的确认与命名及“东山头遗存”和“长岗子遗存”的提出，为以后探讨吉林省青铜时代考古学文化奠定了基础。

进入20世纪70年代，吉林省青铜时代考古工作步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在大规模田野调查的基础上，发掘了一批重要遗址，主要有永吉大海猛、星星哨、东梁岗、吉林猴石山、大安汉书、后套木嘎等遗址或墓地。这些重要的考古发现，基本搭建起吉林省青铜时代的时空框架和谱系关系。

20世纪60年代，张忠培先生在白城市开展考古调查时发现了青铜时代遗存，注意到大安市东山头遗址和扶余县长岗子遗址有别于以往发现的青铜时代文化，这为探索嫩江流域青铜时代考古学文化奠定了基础。20世纪70年代后，吉林省大安汉书遗址和黑龙江省肇源白金宝遗址开展了考古发掘，并出土一批重要的考古材料，学术界对“东山头遗存”和“长岗子遗存”有了初步了解，遂将二者分别命名为“白金宝文化”和“汉书二期文化”。20世纪80年代后，考古材料日趋丰富，学界在研究白金宝文化和汉书二期文化的基础上，识别出该区域早至夏商时期的“小拉哈文化”和“古城文化”。至此，嫩江流域青铜时代考古学文化编年体系得以建立。按照年代早晚，分别为小拉哈文化、古城文化、白金宝文化和汉书二期文化。

西流松花江流域的青铜时代考古早期主要是围绕西团山文化展开。迄今为止，吉林省境内发现的西团山文化遗址或墓葬多达115处，经过发掘的遗址和墓地超过26处。很长一段时间以来，西团山文化都被认为是西流松花江流域或者是吉长地区仅有的一支青铜时代文化。20世纪80年代，农安县田家坨子遗址经过考古发掘后，学术界开始注意到嫩江流域青铜时代考古学文化因素可能已经影响到西流松花江流域。2018、2019、2022年，农安县围子里遗址开展了主动性考古发掘工作，西流松花江流域的青铜时代考古学文化编年序列得以重新审视，特别是2020年清理了一组有明确叠压打破关系的遗存（图13），证明了嫩江流域青铜时代考古学文化因素已经影响到西流松花江流域，为研究嫩江流域和西流松花江流域这一时期考古学文化的交流互动提供了直接的考古学证据，也弥补了西流松花江流域青铜时代发展的缺环。

吉林境内东辽河流域青铜时代考古工作以往开展得较少。近年来，吉林省文物部门对东辽河沿岸进行了区域性考古调查，对部分遗址开展了考古发掘，特别是双辽县后太平遗址和梨树县风水山遗址、长山遗址的发掘，为构建这一区域青铜时代编年序列提供了可靠证据。确认了风水山遗存—以后太平ⅡH8为代表的遗存—后太平遗存—宝山文化的年代序列。

图们江流域青铜时代考古工作主要可分三个阶段，一是在20世纪30年代，日本人在延吉市郊小营子墓地盗掘了一批墓葬，共计52座。二是新中国成立后，相继发掘了新华闾北山墓地和新安闾遗址。三是在20世纪70年代后，延吉柳庭洞遗址、金谷墓地、新光遗址、和龙兴城遗址等一大批青铜时代遗址和墓葬开展了考古发掘工作，获取了一批科学全面系统的考古学材料。一些学者对该区域青铜时代文化性质进行了充分研究，在对分期、年代及谱系关系探讨的基础上，基本上构建了兴城文化、柳庭洞文化的发展序列。

相比吉林省其他区域，鸭绿江流域青铜时代考古工作相对薄弱。20世纪末，通化万发拔子遗址考古发掘出土了较为丰富的材料，为认识这一区域青铜时代考古学文化提供了重要支撑。其中，考古发掘揭露的二期和三期遗存属青铜时代，年代分别相当于商周之际及春秋战国时期。

赵宾福先生根据吉林省各区域青铜时代考古学文化特点，结合分期与年代，将吉林省各地区青铜时代考古学文化划分为两大阶段四个时期。第一阶段是以小拉哈文化、古城文化、兴城文化为代表，年代大致相当于中原地区的夏商时期，该阶段的文化遗存在嫩江流域、西流松花江流域、图们江流域、东辽河流域均有发现。这一阶段又可划分为两个发展时期，前期是以小拉哈文化和兴城文化为代表，年代与中原地区的夏至早商相当；后期以古城文化和兴城文化晚期为代表，年代与中原地区的晚商相当。第二阶段以西团山文化为代表，包括白金宝文化、汉书二期文化、柳庭洞文化、后太平遗存、宝山文化、万发脖子三期文化，年代相当于中原地区的西周至战国时期，该阶段的文化遗存在吉林省各区域均有发现。这一阶段也可分为两个发展时期，早期以白金宝文化和西团山文化早、中期为代表，年代与中原地区的西周至春秋时期相当；晚期以汉书二期文化和西团山文化晚期为代表，年代与中原地区的战国时期相当。

吉林省旧石器至青铜时代考古是吉林省考古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吉林考古人始终坚持立足田野考古第一线，坚持“让材料牵着鼻子走”。尤其在进入新时代以来，吉林省考古工作在坚守考古学基本方法和基本理论的同时，加大了科技考古在考古发掘中的灵活应用，在保证科学全面获取考古材料的同时，也同步引导了考古学研究领域向纵深发展。在这一背景下，吉林省旧石器至青铜时代考古研究成果获得了巨大进步，为中华文明探源工程贡献了吉林力量。相信未来在党和国家的高度重视下，在中华文明探源工程、考古中国等重大项目的引领下，吉林省的考古工作一定会取得更加辉煌的成绩。

（执笔：安文荣 王立新 王义学 徐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