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文明源远流长、博大精深，是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是当代中国文化的根基。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我国文物考古工作取得长足发展，为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增强文化自信提供了坚强支撑。

吉林省位于东北亚核心区域，境内古代民族众多，因其特殊地理位置和历史背景，吉林省文物遗存是我国统一多民族国家形成与发展的重要物证，是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吉林省考古工作对于维护我国历史主权和文化安全具有重大意义。

吉林新时代考古工作转变观念，重新规划发展思路和工作重点，工作实践和研究认识取得了重要进展。

新思路、新重点

新思路  新时代的吉林考古以调查、发掘和研究三位一体为引导，以区域系统调查为基础，以重要遗址发掘为突破口，以课题研究为引导和目标，实现均衡发展基础上突出重点和特色。同时，紧跟考古学科发展趋势，将区域系统调查、聚落考古、社会考古学的理念，渗透贯彻于各时段考古工作中，充分利用科技考古手段，文物信息工作实现系统化、规范化，探索公共考古新形式，探索吉林文明特色，提升吉林省文物考古的社会影响力。

新重点  吉林考古紧紧围绕国家重大学术需求，落实国家文物局“考古中国”重大项目要求，全面启动了“考古中国”重大项目的申报、开展、参与工作。主持并开展“吉林东部长白山地区古人类遗址考察与研究”“高句丽考古与中华民族多元一体进程综合研究”项目，参与“渤海文化研究”“辽金时期城市考古和统一多民族国家形成”等项目，多时段、多区域、全方位实证吉林地方文明为中化文明延绵不断、多元一体、兼收并蓄的发展脉络中的重要一环。

新发现、新认识

旧石器时代

吉林省是我国古人类和旧石器遗址发现与研究起步较早的区域之一。21世纪以来，吉林省在长白山区的和龙市、抚松县相继发现了大洞、石人沟、枫林、新屯子西山等一批重要的旧石器时代晚期遗址。这些遗址的石制品普遍以黑曜石为主要原料，石叶技术和细石叶技术十分发达，极大地丰富了东北亚地区古人类生业方式与文化交流研究材料，引起了国内外学者的广泛关注。

和龙大洞遗址是一处旧石器时代晚期大型旷野遗址，发现于2007年，2010年经过发掘，获取了大量石制品等文化遗物。2021年，吉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继续对和龙大洞遗址进行考古发掘。确认该遗址旧石器时代文化层3个，发掘出土各类石制品8000余件。上文化层和中文化层以细石叶技术为主要特点，下文化层以石叶技术为主要特点，测年结果表明遗址年代跨度近四万年（图1）。

抚松枫林遗址于2016年进行了抢救性考古发掘。该遗址石制品数量丰富，原料以黑曜岩为主体。石器类型多样，多数以石叶或细石叶为毛坯制作，包括边刮器、端刮器、雕刻器和尖状器等。此外，还发现有器形较大、非黑曜石原料的部分石器，器形包括手斧、砍砸器和刮削器等。特别是调查采集到的1件手斧，通体加工，两面修理，修疤浅平，线条优美，在东北地区尚属首次发现。枫林遗址主文化层的光释光测年数据在1.8～2.4万年之间，东山坡地点的放射性碳素断代为距今1.7万年（图2）。

和龙大洞遗址和抚松枫林遗址的发现与研究，表明在旧石器时代晚期，长白山地区已经是东北亚地区旧石器时代晚期人类活动中心之一，出现了成熟的石叶和细石叶工业技术，其文化内涵西与我国华北、蒙古高原，东与朝鲜半岛、俄罗斯远东滨海地区、日本列岛关系密切。

新石器时代

吉林省的新石器时代考古工作，如果从20世纪60年代张忠培先生在吉林市郊调查发现“文化一”算起，至今已有60年的历史。随着考古工作的陆续开展和研究的逐步深入，大体可以将吉林省境内的新石器时代考古学文化划分为西北部的嫩江流域、中南部西流松花江流域、西南部的东辽河流域和东部的图们流域四个大的区域。近年来，吉林省开展的新石器时代考古工作主要集中在嫩江流域和西流松花江流域。

这一时期嫩江流域最为重要的考古工作是2011～2016年大安后套木嘎遗址的发掘。大安后套木嘎遗址第一至四期新石器时代遗存的发现，进一步完善了嫩江中下游地区的新石器时代考古学文化编年序列。后套木嘎一期文化遗存，以陶胎较厚的夹碳陶最具特点，可辨器型有筒形罐、大口罐、钵等，测年数据为距今12900～11100年，是继白城双塔遗址发现距今万年陶器之后的又一重要发现（图3）。

西流松花江流域2017～2018年发掘的农安五台山遗址包含有新石器时代和青铜时代两个时期遗存。揭露出一处带有界壕的新石器时代聚落，发现新石器时代房址16处，墓葬4座。新石器时代陶器具有明显的左家山下层文化特征。墓葬人骨的碳十四测定年代为距今4900～4600年，树轮校正值为距今5600～5300年。五台山遗址的发掘对于完善西流松花江流域新石器时代考古学文化编年序列，探索这一区域新石器时代聚落形态和人地关系等问题具有重要学术意义（图4）。

青铜时代

约当中原地区夏代纪年内，吉林省的部分地区也进入了青铜时代。吉林省境内迄今发现青铜时代遗址2000余处，分布范围遍布全省，以东辽河流域和西流松花江流域最为密集。

东辽河流域青铜时代的考古工作有两项：一是2016～2017年发掘的梨树长山遗址；二是2018年发掘的双辽大金山遗址。长山遗址发现有青铜时代中、晚期遗存。遗址第三期为青铜时代中期遗存，陶器以素面夹砂灰褐、黄褐陶为主。在鬲口部、腹部加一圈附加堆纹的做法与白金宝文化相似。第四期的时代为青铜时代晚期。出土青铜网纹斧、蕈首刀、铜饰等，部分遗物与后太平文化相近（图5）。大金山遗址发现有青铜时代晚期遗存，陶器分泥质和夹砂两类，器型有豆、罐、壶、钵、碗等，部分遗存与发现于辽北地区的“凉泉文化”遗物颇为相近（图6）。两处遗址地处东辽河中游，是松嫩平原、辽西地区、辽东地区和吉长地区四大文化区交汇地带，以往研究相对薄弱，两处遗址的发掘对于建立和完善东辽河流域青铜时代考古学文化编年框架与谱系结构具有重要意义。

西流松花江流域青铜时代的考古工作以2019、2020年发掘的农安围子里遗址为主。遗址辨识出四组遗存，前三组分别与嫩江流域典型考古学文化中的小拉哈文化、白金宝文化、汉书二期文化高度相似，应属青铜时代。尤其是第一组和第二组考古遗存的发现，为这一区域经考古发掘首次发现并确认的具有小拉哈文化和白金宝文化的考古学遗存，填补了该区域青铜时代夏商时期考古学文化空白（图7）。

夫余时期

据文献记载，夫余族在西汉时期已经在吉林省境内建了夫余国政权。以往学界多认为夫余国早期王城位于吉林省吉林市市区附近，具体地点有龙潭山山城说、东团山平地城说等多种。但以往观点多仅基于史地考证，缺乏确实的考古资料支持。为推进夫余王城课题研究，自2012年起，吉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对龙潭山山城、东团山遗址、永安遗址开展了多次考古工作。

龙潭山山城经发掘，只见少量夫余文物，未见遗迹，山城的始建和使用年代均为高句丽时期，进而排除了其作为夫余国早期王城的可能。

东团山遗址由山城和平地城两部分组成。山城位于遗址西北部山丘之上，现存三道城墙；平地城又称南城子城址，平面形状近椭圆形。对东团山遗址的调查工作始于新中国成立前，20世纪七八十年代开展了测绘和小规模的试掘工作。2001、2002、2007年度集中对该遗址的山城部分开展了考古发掘。2015～2017年对平地城南部高台区域进行了发掘，并对平地城城墙做了系统勘探和解剖（图8）。永安遗址位于东团山北侧，紧邻东团山平地城。2011～2013、2016年对其进行了考古发掘。

东团山遗址及永安遗址的发掘为进一步研究夫余遗存的文化内涵、分期等问题提供了层位学依据，为进一步研究夫余国的历史、文化、社会结构等问题提供了重要材料。

高句丽时期

高句丽历史文化研究是东北亚地区的重点和热点，也是吉林省考古工作的重点和核心。近年来对霸王朝山城、洞沟古墓群山城下墓区等重要遗址开展了系统的考古工作，并以聚落考古的视角，结合航空遥感和区域系统调查方法对吉林省境内的高句丽城址开展了调查。

以往学界对霸王朝山城的年代和性质有多种不同意见。2015～2018年对霸王朝山城的考古发掘工作主要围绕城垣结构和城内布局开展，先后对北门址、南门址、东南角台和部分墙体进行了清理，对城内部分人工台地进行了考古发掘。对城垣和城门的形制、结构、构筑方式有了明确的认识，特别是厘正了过去对山城南门址位置的错误认识。城内人工台地的系统发掘，出土了大量具有明确层位关系的高句丽时期遗物，极大地丰富了高句丽山城在建筑布局、遗物类型学研究等方面的资料。根据城垣结构和出土遗物，结合城门、城内多个碳十四测年数据，确认霸王朝山城是一座高句丽中晚期山城（图9）。

2018年，吉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制了《吉林省集安市高句丽城址区域系统考古调查工作方案（2018~2023）》，采用区域系统调查方法与航空遥感测绘相结合的方式，对吉林省境内高句丽城址开展为期6年的考古调查。通过2018～2021年的调查，初步完成了霸王朝山城、望波岭关隘、关马山城和大川哨卡、国内城的区域系统调查工作，更正了以往高句丽遗存中多见山城和墓葬，少见遗址的认识，填补了高句丽考古工作的重大空白。以一座城址为中心，开展区域内与城址相关遗存的系统调查和不同类型遗存的整合研究，在高句丽研究史上也是工作方法和研究思路的一个创新。

2015～2016年，为配合集安市洞沟古墓群山城下墓区文物本体保护工程的实施，吉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对山城下墓区所有未经发掘和维修的墓葬逐一进行了清理。两个年度共清理墓葬400座，其中积石墓48座，封土墓352座。对积石墓的清理中发现了在墓葬阶坛南北两侧各设有一长方形石构平台的做法，这一特殊墓葬结构在以往工作中未见，对高句丽葬俗研究具有一定意义（图10）。

上述工作取得了重要的学术收获，在高句丽王城、山城、墓葬等研究领域，及以往学界较少和难以涉足的高句丽社会组织结构和军事防御体系等问题的研究上获得了一系列重要考古成果，极大地推进了高句丽学术研究的进程。

渤海时期

21世纪初，吉林省渤海考古工作主要以渤海都城、王室及贵族墓葬为研究对象，先后开展了西古城、八连城、龙头山墓地等重要遗存的发掘工作，取得了重要收获。近几年，工作范围进一步拓展，对渤海时期城址、佛寺、平民居住址等多类遗存开展了系统的考古工作。

2013～2016年，吉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对苏密城进行了发掘。此次发掘对内城城垣西南转角、东南转角进行了清理，对内城东墙、南墙、北墙的中部进行了局部清理和解剖；外城则主要清理了城垣西南转角和南门瓮城；并对内、外城城壕做了解剖。此次发掘，确认了多组叠压打破关系，结合遗存形态考察，发掘者认为：苏密城的外城早于内城，二者很可能不具有共时性；外城垣为渤海时期营建，建筑规模、等级与渤海州城大致相符；内城垣可能是辽灭渤海后，在渤海故地建立的东丹国营建，其性质尚难认定（图11）。

渤海佛教遗存的考古工作也是新时代吉林渤海考古的一个重点。2016～2021年，对珲春古城村1号寺庙址、2号寺庙址进行了发掘。根据出土遗物推测，古城村1号寺庙址的始建年代可能早于渤海建国，是图们江流域目前发现最早的佛教寺庙。古城村2号寺庙址佛殿形制与渤海上京城内发现的佛殿较为接近，可能始建于渤海国中后期。古城村2号寺庙址1号建筑台基下发现了舍利地宫，地宫内出土套装舍利函，为我国古代舍利瘗埋制度研究提供了新材料（图12）。

另外，2015～2017年，吉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单位还开展了“图们江流域渤海平民居住址考古调查”“吉林省渤海时期遗存专项调查”等专项调查工作，丰富了渤海研究的实物资料。

辽金时期

近些年吉林省辽金考古工作开展较多，以城四家子城址、春捺钵遗址群、磨盘村山城址为代表的发掘工作取得了重要学术收获，为学界所关注。

2013～2016年，吉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对城四家子城址进行了调查、勘探和发掘，基本明确了城址的始建和沿用年代，大体确认了城内主要建筑的布局，对城址与城外居址、墓葬区及周边其他遗存的布局关系也有了初步了解。

对北城门及西、南、北三面城墙的解剖和发掘，明确了城墙结构和始建年代。城内揭露出大型佛教建筑基址，出土了带有“大安八年”“大安九年”纪年文字的绿釉瓦件，为城址使用年代的推定提供了重要的实物资料。上述工作，为推定城四家子城址为辽代长春州、金代新泰州故址提供了更为确实的考古学依据（图13）。

2013～2016年，为进一步明确春捺钵遗址群的年代和文化内涵，吉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吉林大学等单位对其进行了调查和发掘。遗址群分为后鸣字区、地字区、藏字区、腾字区四个片区。工作确认，遗址群内密集分布的台基为平地起建，历经多次活动而成，台基顶部多不见火炕遗迹。根据出土遗物，土台的中下部堆积为辽代，上部堆积为金代。数年的考古工作认为，遗址是一种季节性游牧渔猎营地，如此庞大的规模绝非是普通渔猎部落驻地，结合文献记载推测遗址即为辽金春捺钵（春水）遗址（图14）。

磨盘村山城因城内曾出土东夏国官印，以往学界多推测其为金末东夏政权的南京故址。2013～2021年对其进行了发掘，城内遗存可分早晚两期，其中早期遗存年代在公元7~8世纪前后，应为渤海国早期遗存，晚期遗存属于金末东北地方格局政权——东夏国。根据现有考古发现，包括现存城垣在内的城址晚期遗存与以往学界推测的东夏国南京故址在年代和性质上相符，确认该城晚期为金元之际东北地方割据政权东夏国南京城故址。

2021年，磨盘村山城址入选2020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图15）。

近现代

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革命文物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传承红色基因，赓续红色血脉，吉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近现代遗址发掘工作取得新突破。

2020年对长白山老黑河遗址进行调查和抢救性发掘，2021年该遗址被国家文物局确定为全国首个近现代遗址主动性考古发掘项目，同年老黑河遗址被中宣部列为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老黑河沿岸台地东西向约15万平方米域内主要有两类遗存：一类是抗联活动的地窨子遗存，应该与抗联等中国人民英勇抗击日本侵略者活动有关；另一类是日伪掠夺我国林木资源的警备综合设施，包括带有围墙的大型院落、房址、碉堡等多处遗迹（图16）。

2021年首次对东北抗联创建地——磐石红石砬子抗联遗址群进行了考古调查和发掘工作，清理出密营房址7座，出土246件遗物，以铁器、铜器、瓷器为主。本次考古发掘，从考古学角度阐释了东北抗联密营的形制形态特点，结合历史文献材料和参与者口述，为东北抗联密营的成立背景、使用和废弃年代、形制特点等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学术依据（图17）。

科技考古

科技考古是目前中国考古学越来越重视、也越来越倚重的手段，吉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在科技考古领域尚处于起步阶段，科技考古工作以利用航拍进行信息采集为特色，创造性开展“吉林省重要遗址航拍影像及数字化三维数据采集”项目，成为全国第一个开展“云端考古”的省份（图18）。

吉林新时代考古工作守正创新，成果丰硕，方兴未艾，任重道远。我们将继续围绕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文物工作的重要论述精神，围绕落实《“十四五”文物保护和科技创新规划》等重大战略部署，紧密结合省委省政府的重要决策部署，根据国家重大学术需求，加强区域合作，以“考古中国”重大项目为引领，阐释古代吉林在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形成过程中的地位和作用，推进吉林考古事业高质量发展，以实际行动迎接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

（执笔：安文荣 孙明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