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文物考古工作高度重视，中国考古事业迎来了黄金发展机遇期。在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的指引下，在国家文物局、中共贵州省委、省人民政府以及贵州省文化和旅游厅的领导下，贵州考古人紧紧抓住这一大好时机，努力发扬“严谨求实、艰苦奋斗、敬业奉献”的考古优良传统，筚路蓝缕，攻坚克难，取得了丰硕成果，迎来了贵州考古的新时代。新的考古发现，为贵州历史文化研究提供了坚实支撑，为树立贵州文化自信提供了精神源泉，为中华文明起源探索和建设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考古学进行了贵州实践。
勇于开拓
谱写贵州考古新篇章
贵州，地处中国西南边疆腹地，位于云贵高原东部向长江中游丘陵、平原过渡的斜坡面上，属于典型的喀斯特地貌和亚热带高原季风湿润气候地区。贵州境内山高谷深，是全国唯一没有平原支撑的山地省份，山多地少，道路崎岖，交通不便，自古经济文化落后，有“一山有四季、十里不同天”“天无三日晴、地无三里平、人无三分银”等说法，被视为“蛮荒之地”。
在这样一个区域环境中的贵州考古，无论从机构、人员规模还是考古资源的丰富程度，都只算得上是“考古小省”。那么，在这样的家底情况下，怎么样做好贵州考古，就变成了一个考题，要考出高分，特别考量人。
放眼望去，看着贵州郁郁葱葱的连绵青山，覆盖着的更多是漫山遍野的石头，我们清醒地认识到，要一口吃成大胖子是不可能的，不能“夜郎自大”，硬骨头就只能一口一口地啃，于是，结合贵州实际，我们提出了发展“专题特色考古”的工作思路。
我们上寻项目、资金、政策支撑，外结智慧、人力、技术支持，贵州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精诚团结、部门联动、协力作战，经过十年的努力，科学谋划，探索经验，创新发展，走出了成功的“特色专题考古”之路，获得了丰硕的成果，谱写出了贵州考古的新篇章。
土司考古，是“中国土司遗址”申报世界文化遗产带给贵州考古发展的黄金机遇。我们抓牢并抓出了成效，对土司考古学进行了科学探索，创下骄人成绩，仅以播州杨氏土司遗存考古单项，就几乎囊括了中国考古的各类奖项。2013年，遵义海龙囤遗址荣获2012年度全国“六大”“十大”考古新发现。2015年，遵义海龙囤遗址成功入选世界文化遗产；遵义新蒲播州杨氏土司墓地荣获2014年度全国“六大”“十大”考古新发现；中国西南土司遗址考古调查和发掘（贵州、湖南、湖北）入选“2015世界考古论坛·上海”世界十大考古新发现。2016年，贵州遵义市团溪明代播州土司杨辉墓入围2015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初评；贵州省遵义市播州杨氏土司遗存（海龙囤遗址、新蒲杨氏土司墓地、团溪杨辉墓与墓祠）考古发掘项目荣获中国“田野考古奖一等奖”。2021年，贵州遵义海龙囤城址及播州杨氏土司墓群入选中国“百年百大考古新发现”。2022年，海龙囤遗址和新蒲杨氏土司墓地入选中国“新时代百项考古新发现”。
史前洞穴遗址考古，是继土司考古之后开展的又一专题，也喜获佳绩。2017年，贵安新区牛坡洞遗址荣获2016年度全国“六大”“十大”考古新发现，2018年荣获中国“田野考古奖三等奖”。2021年，贵安新区招果洞遗址荣获2020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2022年，牛坡洞遗址和招果洞遗址入选中国“新时代百项考古新发现”。
创新发展
贵州特色考古出新绩
史前洞穴考古
2012-2013年，在“六盘水市史前至夜郎时期区域考古调查”中，共发现100余处史前至夜郎时期古文化遗存。在国家文物局批准立项的《贵州中西部洞穴遗址考古工作计划（2013-2014）》框架下，对贵州中西部洞穴遗址展开调查，在贵安新区核心和规划区发现和确认史前洞穴遗址140余处。
2012-2020年，对牛坡洞遗址进行了持续8年的考古发掘，发现了一大批1.5万年以来的史前遗迹和遗物，遗物包含石制品、骨制品、动物骨骼、陶片、装饰品等，并发现了大量史前墓葬。牛坡洞遗址第一至五期文化堆积，建立了从距今1.5万年到新石器时代年代框架，发现的史前墓葬为研究该地区史前人类体质特征及埋葬习俗提供了重要资料。
2013年，对惠水县清水苑大洞遗址进行了考古发掘，出土了大量石制品和动物骨骼等遗物，本次考古发掘对遗物的分布规律进行了系统的探讨，时间轴线上的纵向分布与环境变化对应关系，为后续洞穴遗址考古发掘提供了重要借鉴。
2016-2020年，对贵安新区招果洞遗址进行了持续5年的考古发掘，取得了重要收获。遗址距今4.5万年以来的地层堆积，覆盖旧石器时代晚期到新石器时代，是西南地区标尺性遗址。遗址出土数量巨大、工艺精美的磨制骨器揭示了中国南方旧石器时代晚期的技术革新。遗址出土丰富的动植物遗存，是广谱革命的典型案例，环境研究揭示出对LGM（末次冰盛期）和YD（新仙女木事件）的地方响应以及人类行为的独特变化。
流域考古
十年来，主要开展了锦江流域、清水江流域、赤水河流域的考古工作，均为配合基本建设项目而开展，遗存年代自旧石器至宋明时期，尤以先秦至汉晋时期遗存最为丰富和典型。文化面貌沿河流的传播交流互鉴，体现贵州往四周发散的河流作为文化、经济、政治通道的作用所在。
铜仁锦江流域沿线锦江上、中游地区的先秦时期遗存在时代和文化面貌上存在明显差异。上游地区以方田坝遗址为代表，出土了一件牙璋，为贵州首次发现，典型器有深腹罐、小平底罐及高领罐、豆等，与黔东北乌江中下游地区的沿河黑獭遗址群、洪渡中锥堡等遗址商周时期遗存相似，明显可见峡江地区巴蜀文化的影响。中游地区以磨刀湾遗址为代表，陶器以夹砂灰褐、黑褐陶为主，流行以方格纹、篦划纹、水波纹等纹饰为主体的纹饰，器形以寰底的釜、罐等为典型代表，与湖南西部地区永顺不二门遗址联系密切。
清水江沿线遗址以黄平镰刀湾遗址发现较为丰富，为商周至汉时期遗存。共发现有64座灰坑、2条沟、3座灶、5座房址和3座墓葬。出土遗物主要包括石制品和陶器，有少量的瓷器、青铜器和骨器等。石制品共计1000余件，器型主要有刮削器、砍砸器、石斧、石锤、磨石等，尤以铜矛石质合范和铜钺石质合范（残）最为重要；陶器以夹砂陶为主，可辨器类仅有罐、尖底器、平底器、器盖、纺轮、网坠等几种，与清水江下游乃至湖南西部沅水流域有着相近的文化面貌。
赤水河沿线遗址以习水县土城镇黄金湾遗址为典型代表，系目前所见赤水河流域及黔北地区规模最大的一处汉代聚落遗址，包含有至少一处以上的居住区和三处具有明确规划的墓葬区。发现新石器时代、商周、汉晋等不同时期遗迹169处，以汉晋时期遗存最为丰富。其中，新石器时代遗迹有灰坑、陶窑、房址等。遗物以陶器为主，兼有少量石制品。器形有折沿深腹罐、折沿鼓腹罐、喇叭口高领壶、花边口沿罐、敛口小平底钵、杯等，既富有地域特色，又与峡江地区的新石器时代晚期遗存有较多共性。商周时期遗迹多见灰坑，高领罐小平底罐、尖底杯、高柄豆等，明显可见成都十二桥文化的影响。汉晋时期遗迹包括房址、灶坑、灰坑、灰沟、墓葬（含竖穴土坑墓、砖室墓、崖墓、瓮棺葬、瓦棺葬）等，出土遗物以建筑材料、日常生活用具、生产工具等为多，伴出较多汉代钱币，以典型的汉文化因素为主体，并见有较多巴蜀地区文化因素。
夜郎考古
2012年，经国家文物局批准，对赫章可乐廖家坪汉代居住遗址进行发掘。发现灰坑37个，沟11条，柱洞134个，灶3个，烧火遗迹1处。出土大量石器、陶器、铜器、铁器等遗物，有陶碗、陶罐、纺轮、网坠、砺石、铁器等生产和生活用具。清理墓葬两座，为套头葬，出土瓣索纹环形耳铜釜、铜鍪、骨玦、骨串珠、孔雀石串珠、铜铃、铜面具扣、铁锸、铁叉、环首铁刀、铜饰品、漆器、编织物、贝壳等遗物，应为乙类墓，年代在战国晚期至西汉前期。
2018年，随着《贵州夜郎考古工作规划（2018-2022年）》获准立项，夜郎考古工作得以系统推进。对赫章辅处乡、赫章铁匠乡、威宁羊街镇开展夜郎考古调查，发现遗址、墓葬100余处，丰富了夜郎考古内涵。国家文物局批准同意对威宁四关寨遗址和赫章辅处墓地进行发掘。2022年对赫章可乐遗址进行了首次全面系统的考古勘探，调查勘探面积约900万平方米，共发现遗迹现象466处，其中房址6处，墙基础4段，黑土区61处（其中踩踏面22处），古路13处，古墓葬282座（其中土坑墓264座，砖室墓17座，近代墓1座），烧土区54处，冲积沟30处，窑址13处（其中近代窑7座、现代窑6座），坑2个。摸清了可乐遗址各类文化遗存家底，为可乐大遗址保护和可乐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建设提供“考古一张图”。
2021年，对普安青山大坡遗址进行发掘。发现灰坑、房屋、柱洞等遗迹，出土遗物有陶器、玉石器、铜器、骨角器四大类，有陶纺轮、石范、穿孔石刀、穿孔牙饰、玉芯等。应为一处集冶铜、饰品加工为一体的手工业作坊，兼居住功能，与铜鼓山遗址早期遗存更为接近。
土司考古
2012年，因海龙囤遗址申报世界文化遗产的考古工作启动。为了更好提炼海龙囤遗址价值，有必要对整个播州杨氏土司遗存进行全面、整体的考察。2013年，《海龙囤与播州杨氏土司遗存考古工作规划（2013-2015）》获得国家文物局的批准立项，在规划框架下，带着学术目标，主要做了以下五个方面的工作。
一是对播州核心区开展遗存资源调查。发现宋明时期遗存100余处，主要分布在司治穆家川即今遵义市老城和以此为核心的周边区域，主要有司治、关囤、田庄堰塘、寺观、桥道、碑刻摩崖、墓葬等七类。二是开展田庄专项调查。播州杨氏占据着播州核心区域土壤肥沃的大坝子，作为自耕田，即庄田，是播州杨氏的经济命脉。在庄田内修建有管理和居住用房，即庄宅。在环境优美的庄宅还建有景观园林。通过对庄田及田庄遗址专题调查，摸清了播州杨氏庄田遗存的数量和分布情况。并对茅衙（仙岩庄）遗址进行了发掘，确认茅衙（仙岩庄）遗址系播州杨氏末代土司杨应龙为其妾田雌凤所建田庄。三是厘清了以海龙囤为核心的播州杨氏军事防御网络体系。经过调查和结合文献，发现播州杨氏规划构筑了以海龙囤为母囤，周边囤为子囤，外围进出播州各通道关隘为外围屏障的三层军事防御网络体系。重点对海龙囤遗址进行了发掘，探明海龙囤遗址主要由关隘、城墙和城内新王宫等建筑遗址等构成，分为宋、明两期。囤上现存关隘九道，囤前（东）六道，囤后（西）三道。全囤现存城垣总长5786.45米（含“新王宫”院墙476.6米），所围合的面积达38万平方米。“新王宫”遗址是一组四周有封闭城墙、以中央踏道为中轴线的宏大建筑群。四是对播州杨氏土司、杨氏家族及其所辖土司墓葬的全面梳理。分别对新蒲、雷水堰、高坪、皇坟嘴、赵家坝5处杨氏土司墓地和桃溪寺疑是杨氏土司墓地进行调查和发掘。其间，对疑是土司桃溪寺墓地、杨氏家族黄杨嘴墓地、播州宣慰同知罗氏家族墓地和草塘安抚司土司墓进行了调查、勘探和发掘。
通过对播州宋明时期遗存的调查和发掘，对播州社会立体宏观考察成为可能。司治，见证了播州杨氏从入播到壮大到衰落的发展历程。以海龙囤为母囤、周边囤为子囤、外围关隘为屏障的军事防御网络体系，见证了南宋抗蒙等重大历史事件，体现出播州杨氏宏观的军事防御思想以及充分利用地形并融于地形的先进筑城理念和智慧。田庄遗址则是探索播州杨氏经济形态的主要窗口。杨氏土司墓地均分布于远离司治穆家川的湘江河及其支流沿岸的风水宝地，反映了播州杨氏土司丧葬制度的形成和发展脉络。
屯堡考古
明初中央对贵州治理方式仍以土司制度为主，至洪武十四年（1381年），为了更好地防御云南边疆，遂从湖南至贵州开一线以通云南，实行“调北征南”，后又相继有“调北填南”“移民就宽乡”等政策，多次移民至此，留下了丰富的屯堡文化遗产。
2021-2022年，对屯堡及相关遗存展开考古调查，有卫所、屯堡、墓葬、驿道、庙宇等遗存类型，结合文献、口碑传说，多角度、全方位地解读黔中地区社会、经济、文化状况，厘清屯堡及相关文化遗存的整体构成，对屯堡历史进行立体考察和贵州文化多样性进行阐释，探析明代中央对贵州开发历程，归纳明清贵州发展模式，为中国一体化进程和对边疆管理的研究提供了生动案例。
冶金考古
贵州多山，蕴藏着丰富的矿产资源，影响着经济文化的发展。
为配合万山汞矿工业遗址世界文化遗产的申报工作，2012-2017年，开展了对万山及其周边区域汞矿遗址的考古调查和试掘，共发现各类遗址41处，包括聚落、矿洞、道路、码头、祠堂建筑、古城城墙等，其中矿洞遗址10处。探明万山作为武陵山区朱砂开采的核心区域，至迟在唐宋时期开始大规模的朱砂生产活动。
务川，是贵州另一处朱砂矿蕴藏地。在国家文物局批准的《贵州汞矿遗址考古工作规划（2018-2019年）》框架下，对务川汞矿遗址进行了调查、勘探和发掘，发现并确认朱砂采冶相关遗址近100处，初步摸清了务川汞矿采冶遗址类型和分布情况，有古矿洞、古道、祭祀遗址、采冶遗址及墓葬等遗存类型，涉及汞矿（朱砂）的开采、冶炼、贸易、运输、管理等各环节。符家冲遗址发现的汉代选矿堆积，直接反映了当时的朱砂开采及选矿活动，是我国目前发现最早的与朱砂开采相关的遗址之一，实证了务川至少2000年的朱砂开采历史，为务川地区丰富的汉墓分布找到了原因。
配合基本建设考古
十年以来，为配合基本建设，共完成了700余个基本建设工程用地的考古调查，落实文物保护经费约8000万元。调查面积约1000平方公里，发现和核实各类文物点800余个。实施考古发掘的项目30余个，发掘面积近30000平方米，出土各类文物标本80000余件。
带着学术目标推进配合基本建设考古工作，因贵州的崎岖地貌，考古发掘的价值在配合水库、梯级电站以及沿河旅游公路建设工程中尤为突出。对流域文化面貌的系统认知，即是在这一专题考古中获得的。如2015-2016年，赤水河流域旅游公路项目调查发现32处遗址；2015-2017年，清水江流域调查发现近30处早期遗址；2019-2021年，锦江流域调查发现近70处早期遗址；2022年，?阳河流域调查发现50余处早期遗址。配合基本建设开展的遵义新蒲播州杨氏土司墓地、习水县土城黄金湾遗址、毕节马场遗址、铜仁碧江区方田坝等遗址的发掘也取得重大收获。
扶贫考古
考古扶贫，是贵州考古在贵州脱贫攻坚中的创新方法。考古资源大多分布于乡野，考古工作，本身对乡村经济即自带价值。
2018年，启动了德江县旋厂遗址、覃氏墓地的调查、勘探工作。摸清了旋厂遗址的性质，属于明清时期典型的山区乡村聚落遗址。覃氏家族墓的墓葬形制及精美雕刻，是乌江流域清代墓碑、牌楼建筑、雕刻的典型代表。2019年，对水城县营盘乡文物资源进行调查。通过考古调查勘探，挖掘历史资源，摸清文化家底，探索文物价值，还原历史真实，推动乡村文化遗产的保护和利用，促进文旅融合，探索考古扶贫新模式，助力了乡村振兴。出版了全国首本考古扶贫田野调查报告《别有天地——德江县旋厂遗址和覃氏墓地》，将助力脱贫攻坚成果与乡村振兴进行有效衔接，发挥出了乡村振兴的“贵州考古力量”。
公众考古
贵州系统的公众考古活动开始于2012年，十年来，取得了良好的社会反响。
依托考古发掘工地开展形式多样的体验活动，利用文化遗产日等开展将贵州最新考古成果送进机关、校园、村寨、社区、企业的“五进”活动，举办“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系列主题讲座，利用贵阳孔学堂和贵州高校等阵地邀请国内知名考古学家，开展考古学术讲座。依托中央、省、市各级电视、广播、报纸、杂志、网络、新媒体等媒体平台和“考古贵州”公众号，及时发布考古最新消息、进行公共考古活动宣传报道。中央电视台关于贵州史前和土司考古专题的“考古进行时”“考古公开课”栏目，收视率良好。2017年，纪录片《海龙屯》荣获金鸡奖最佳纪录片提名奖。
不断的公众考古探索，媒体的宣传亦如火如荼，对象涉及社会各界，打开了贵州公众考古的新思路和新形式。让大众感受到考古魅力，增强了文物保护意识，彰显了考古的社会责任和使命担当。
研究成果
十年来，坚持边发掘边整理边研究，并积极开拓以社科课题带动发掘报告整理的路子，推进发掘资料整理，提升学术水平，促进成果转换。
社科课题申报成效显著。《贵州遵义市新蒲播州杨氏土司墓地考古发掘与研究》成功申报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杨辉墓及墓祠遗址发掘报告》《海龙囤考古发掘资料的整理与综合研究》成功申报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贵州威宁鸡公山遗址发掘报告整理研究》成功申报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贵州历史的考古学观察》《杨粲墓雕刻所反映的播州社会》先后成功申报贵州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文化和国学单列课题。
研究成果丰硕。共出版专著24部，发表简报论文等261篇，字数逾1000万字。
科学谋划
推进贵州考古纵深发展
在“十四五”期间，要科学谋划，努力将贵州考古推向纵深。
加强阵地建设，完善设施设备，壮大人才队伍，优化人才结构，科学部门设置，强化激励机制，广泛开展合作，以满足新时期考古事业发展的需求，为事业发展提供有力保障。继续做好配合基本建设考古工作，优化政策环境。创新学科建设，发展科技考古，加强古遗址、古墓葬保护规划，推进考古数字化建设。
继续深入推进特色专题考古。史前洞穴遗址方面，争取在现代人起源、早期智人向晚期智人的演化、南方人类遗传基因谱系的建立、勒瓦娄哇技术的传播轨迹及东西方文化交流以及人类行为对环境变化的适应性研究方面有新的突破；夜郎考古方面，以西南地区联系申报的《汉晋前后“西南夷”地区的社会变迁项目》“考古中国”重大项目为契机，加强夜郎考古遗址的调查、勘探、发掘工作，揭露夜郎文明独特的文化内涵及同中原、巴蜀、氐羌、滇、百越和楚等文明的关系，解决夜郎文明的来源、形成及融入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历程。
不断丰富贵州考古新发现，继续做好考古材料的整理、研究和阐释，探索未知、揭示本源，怎样让中华文明这棵大树更加叶茂枝繁，贵州即承担着这个职责和使命。
（执笔：周必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