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刊布的山东巨野前贺庄画像石墓是一座利用汉画像石修建的西晋墓。将原属于不同墓葬或祠堂的画像石拼成一座完整的新墓需要精密的谋划，铲磨石面原画之后新刻画像更费周章，是什么原因驱使晋人这样做？作为简报的整理者，笔者谈一些粗浅的认识。

西晋时期，墓葬画像在中原地区始终处于衰微状态。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前贺庄画像石墓的建造者却不满足于仅仅拼砌东汉画像石，而是大力改造了一番中室：铲磨了中室南、北壁横梁的石面，加深了双龙穿璧与卷浪纹；磨平了东、西壁与南北横梁等高的石面上原有的平行凿纹；铲磨了中室四个角落方柱的柱面，东南柱新刻一男子、两鸟（似模仿汉画中的凤鸟衔丹）、一铺首衔环，西南柱新刻一男子、一铺首衔环，西北柱新刻一男子、三棵树与一小人（似模仿汉画中的树下弋射），东北柱加深了卷浪纹。

中室新刻画像中，三男子占据了主要位置，使人联想到东汉硕儒赵岐为自己营造墓葬之事：“（岐）建安六年卒。先自为寿藏，图季札、子产、宴婴、叔向四像居宾位，又自画其像居主位，皆为赞颂。”春秋时期四位名士的画像居墓室宾位，赵岐的画像居墓室主位，仿佛墓主赵岐正在房间中接待前来做客的名士。郑岩先生研究认为，赵岐曾遭党锢迫害，他将自己与古代名士的画像并列，或为表明自己的志向不合俗流。

赵岐墓的主位与宾位在墓室何处，我们不得而知。前贺庄画像石墓的墓室结构虽较特殊，但仍能找到相似的墓例：位于洛阳的曹魏正始八年墓是一座“前堂后室”的砖室墓，前堂两侧又各开一耳室。前贺庄画像石墓的前室与中室之间未设门扉，或可统一视作“前堂”，如此，前贺庄画像石墓的墓室结构便与正始八年墓近似。李梅田先生研究认为，正始八年墓“前堂”后部发现的铁帐构可复原为一具精致的帷帐，与同出的铜博山炉、灯碗、玉杯等构成了祭祀空间。前贺庄画像石墓中室的位置恰好对应正始八年墓的“前堂”后部，可能也是祭祀空间，中室画像的刻意翻修便服务于祭祀空间的营造，新刻的三男子画像处于宾位。

前贺庄画像石墓因被盗严重而未见标明墓主身份的遗存。翻检史籍，能够发现《晋书·虞溥传》载：“虞溥字允源，高平昌邑人也……专心坟籍……稍迁公车司马令，除鄱阳内史。大修庠序，广招学徒，移告属县曰：‘学所以定情理性而积众善者也。情定于内而行成于外，积善于心而名显于教，故中人之性随教而移，善积则习与性成。唐虞之对，皆比屋而可封，及其废也，而云可诛，岂非化以成俗，教移人心者哉！自汉氏失御，天下分崩，江表寇隔，久替王教，庠序之训，废而莫修。今四海一统，万里同轨，熙熙兆庶，咸休息乎太和之中，宜崇尚道素，广开学业，以赞协时雍，光扬盛化。’乃具为条制……注《春秋》经、传，撰《江表传》及文章诗赋数十篇。卒于洛，时年六十二。”

虞溥是西晋复兴儒学的重要人物，大力倡导学习礼仪经典。汉晋高官死后一般归葬故里，并由朝廷安排丧事，如《后汉书·伏隆传》载：“诏隆中弟咸收隆丧，赐给棺敛，太中大夫护送丧事，昭告琅琊作冢。”虞溥的故乡昌邑城址紧邻前贺庄画像石墓，该墓随葬的牛车、侍俑、武士俑、镇墓兽也与洛阳西晋墓同类随葬陶器近似，这些象征“出行仪仗”的陶器可能是归葬时从洛阳带回。因此，该墓的墓主可能是虞溥，他以“复古”为理念营造墓室，新刻人物画像，既能标榜自己的儒士身份，也可致敬百年前的汉儒赵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