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以来，笔者所在机构承担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嘉祥武氏祠汉画像石修复工作，接触越深，越为其中蕴含的传统思想之厚重、文化信息之繁复、艺术气韵之生动所倾倒。

“来生观念”与“此世精神”

武氏祠汉画像石所表现的内容，大体可以分为三类：神仙世界、历史故事、社会生活。目前发现的东汉中晚期汉画像石，普遍都有表现神仙世界的内容，建于东汉中晚期桓灵之际的武氏祠作为两汉画像石典型代表，刻画更加精彩，想象更加奇瑰。

随着汉武帝等帝王的引导，“求长生”成为两汉盛世贵族阶层追逐的潮流。一个重要表现是，西汉中叶以来，发源于先秦的“西王母”意象发生转折性变化。一是形象大改，《山海经》等古籍中的西王母本是“其状如人，豹尾虎齿而善啸”的可怖模样，让人难以亲近；到了武帝时期，却蓦然变成一位白发老妪，隐喻着世人渴盼亲近仙人的深切意愿。二是被赋予长生不死的象征意义，不但其本身是长生仙人，还能给世人带来不死的福瑞。于是两汉特别是东汉画像石中，开始频繁出现西王母形象，武梁祠中的西王母作为神仙世界的“主神”高居于西壁锐顶山墙最高处、最中央。

与西王母相对的“东王公”，则被安排在东壁山墙对称处。西王母最早出现在公元前1世纪前期的洛阳卜千秋墓室壁画中。直到200多年后，东王公才悄然出现。显然，不论从性别角度来讲，还是从“西”“东”相对来说，人们认为西王母需要一位配偶，才创造了东王公形象。需要指出的是，东王公的出现，是在儒家文化逐步成为国家政治学说背景下产生的，因为只要考察一下这一时期汉画像石的分布和特点，就可以发现几乎整个东汉时代，东王公只流行于中国东部以曲阜为中心的“海岱地区”。原因非常明确，齐鲁之地是阴阳家和儒家文化源头所在，人们正是按照现实生活中“家庭”的概念，创造了这一对意象。

这一对形象的塑造和演变，是“来生观念”和“此世精神”的写照。人们崇拜西王母，希冀她能带来“来生”，实现长生久视之道，觅得成仙之途。然而，对长生的一切臆想无不是切切实实地立足于“此世精神”。长生不老也好，阴阳和合也罢，不过是人性化了的、未脱离现实社会的“那一个”世界而已。

“未知生，焉知死”与“有知，无知”

古人认为，人死之后，魂魄两分，“魂气归于天，形魄归于地，故祭，求诸阴阳之义也”。（《礼记·郊特牲》）于是，人们为逝去的亲人营造墓地，使其“形魄”入土为安；建筑祠堂，立木主神位，使其“魂气”有所归依。武氏祠及其家族墓地就是“祠堂/墓地”二元结构的典型代表：以两石阙、两石狮为前导，形成神道；以武梁祠、武梁之弟武开明祠、武开明之子武荣祠等构成祠堂主体，形成养生送死、追思祭祀的公共空间；其后则是以武梁上一代（已知有武梁之母）、武梁同一代（几位兄弟）和武梁下一代共三代族人坟墓组成的家族墓地。祠堂前则立有石碑，记明墓主行状。

可以说，武氏祠及其家族墓地规划严整，规模宏大，规制豪奢，画像精美丰富，表现出极高的艺术水准，也反映出祠墓主人的社会地位和经济能力。那么，如何看待这种儒家文化背景下的厚葬风俗呢？

汉初以来，提倡“以孝治国”，汉武帝“推明孔氏，抑黜百家”，将儒学提升到国家意识形态。两种国家意志的叠加，使得“孝道”影响到社会方方面面。国家选才，推行“举孝廉”察举制，“孝”与“不孝”成为能否入仕的标准，更被公认为立身处世的根本。“孝道”不仅体现在对父母的“奉养”中，体现在“色难”，承欢膝下的“乐养”中；体现在努力志道据德、有所成就，使得父母无所牵挂，以子女为荣的“孝显”中；还体现在父母逝后，“三年无改于父之道”，遵从父母教诲，常思父母之恩的“祭祀”中。

然而，儒家本身是不主张厚葬的。颜回死后，因家贫无力为其置办棺椁，其父请求孔子把车卖了给他做外椁。孔子说，我的儿子孔鲤死后，也只有棺没有椁。孔子为儿子助葬，连椁都不备，谈何厚葬？他斩钉截铁地对厚葬提议说：不可！实际上，为遏制社会上的厚葬陋习，东汉光武帝、明帝、和帝、安帝等帝王，以及许多大臣名儒都对厚葬风气提出了严厉批评。

孔子的态度非常明确：“礼，与其奢也，宁俭；丧，与其易也，宁戚。”（《论语·八佾》）“礼云礼云，玉帛云乎哉？乐云乐云，钟鼓云乎哉？”（《论语·阳货》）礼的根本在于敬，孝的根本在于爱，敬与爱，是儒家伦理之大节，也是中国文化之根基。

然而，孔子也非常清楚，人性是复杂的，社会是纷纭的，复杂的人性处于纷纭的社会中，结果往往趋向于期望的反面。所以，他明确回答弟子子路说：“未知生，焉知死？”“未能事人，焉能事鬼？”（《论语·先进》）他要求人们“务民之义”，做有意义的事情，过有意义的人生，“敬鬼神而远之”（《论语·雍也》）。孔子睿智地认识到，对于当前社会发展阶段而言，有些问题是可以存而不论的，因为人们的智慧还无法应对超出时代的问题。

《孔子家语·致思》记载了一则极为宝贵的材料，得以窥见孔子深邃思想的一个侧面。子贡向孔子请教人死后“有知”还是“无知”，孔子敞开心扉，说出了更深一步的思考：“吾欲言死之有知，将恐孝子顺孙妨生以送死；吾欲言死之无知，将恐不孝之子弃其亲而不葬。”可以告慰孔子的是，从武氏祠以及同类汉画像石中可以看到，孝悌之道，终已融入民族血脉之中。

“孝悌忠信”与“后自知之”

“孝悌也者，其为仁之本欤！”（《论语·学而》）孝，是儒家伦理大厦的基石。从武氏祠所勾勒的历史人物中也可以清晰地看出这一点：武梁祠西壁（画像石一）、后壁（画像石三）、东壁（画像石二）刻画了十六位孝子和“三州孝人”的故事。其实，历史上第一部《孝子传》就出现在汉代，影响巨大的“二十四孝”故事也已发端。十六孝子中，包括两位孔门弟子曾参和闵子骞，曾参更是儒家经典《孝经》的作者，儒门中人，不仅倡导孝行，而且践履孝道，这是最有说服力的君子德风。

在儒家看来，一个人如能切实做到“老吾老”“幼吾幼”，才可能推而广之，“以及人之老”“以及人之幼”。这样，孝悌就有了与“义”相通之处。“义者宜也”，有勇气、有担当去做应该做的事，是君子应具有的道德准则。司马迁作《史记》，专门撰写《刺客列传》。刺客能入“列传”，表明了司马迁的史识和魄力，但也足证两汉时期对“侠义”精神的态度。《史记》所列五位刺客在武梁祠都有表现，分别是右壁画像石一的曹沫、专诸、荆轲，左壁画像石二的豫让、聂政，还有一位未入《史记》的要离也在左壁之上。

武梁祠后壁三号画像石，重点表现了两位忠臣贤相——蔺相如和范雎。国难思良相，东汉晚期社会动荡，人们对于能在危难之际力挽狂澜的人物寄托了诸多期盼。

从以上画像石人物的选择可以判断，武梁祠主人受《史记》影响极深——主要人物大多从《史记》记载而来。中国文化本有记史传统，但史家对史料进行选择时，都不免受到现实社会和文化传统的影响，从春秋时期提出“礼义廉耻，国之四维”，到西汉时“仁义礼智信”升格为“五常”之道，中华民族的民族意识、主流价值观也逐渐显现。

因此，孔子在教导子贡如何看待“有知无知”后，意味深长地说了一句话：“欲知死者有知与无知，非今之急，后自知之。”孔子深刻认识到，所处的社会发展阶段可能是令人失望的，但不论文化如何损益，后代总会吸收前代成果，“行夏之时，乘殷之辂，服周之冕”（《论语·卫灵公》）；一定要相信，只要坚守礼法和道德准则，那么，“虽百世可知也”（《论语·为政》）。

武梁祠西壁的历代帝王图，选择了三皇（女娲与伏羲一起）、五帝、大禹这十位帝王，无声地述说着先人们“筚路蓝缕，以启山林”的伟绩，带领族人一步步从远古走来，向未来走去。帝王图最后一位则是著名暴君、夏王朝毁灭者——桀，这当然是儒家治史之传统，以反面教材来警示世人明辨是非、坚持真理才是正义之道。

必须指出的是，孔门弟子形象在武氏祠中大量出现（前石室第二石、后石室第九石等），孔子当然也现身其间。特别是孔子见老子（其他第八石），笔者以为是其中最值得关注的意象。东汉中晚期，正是道教初步形成的阶段，而儒家文化也已从五经博士的官学深入到民间社会。作为儒家学派创始人和道家始祖，孔子与老子的会面有着非同寻常的象征意义。而武氏祠汉画像中的神仙世界、生死信仰，历代帝王、忠臣孝子，正可以透视出儒道两家对汉代社会生活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