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十八大以来，党和国家高度重视文物考古工作。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考古工作和历史研究、深化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等系列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为做好新时代考古工作指明了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更加坚定了考古工作者耕耘田野、探索未知、赓续文明的初心使命。青海考古工作抢抓历史机遇，认真遵循新时代文物工作方针，牢记建设现代化新青海的总体要求和生态保护国之大者，逐步增强自身内生动力，聚合各方优势力量，广泛开展多学科综合研究，深入挖掘研究阐释高原古代文明，讲好江源文化和河湟文化故事，奋力谱写打造青藏高原生态文明高地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青海考古新篇章。

综  述

青海地处青藏高原东北部，境内山川河流密布、盐田矿产丰富，西部通藏连疆、南接川北高原、祁连山脉横跨东北、东部河湟谷地连贯甘青，是古代东西交通和文化交流的要冲，见证着农耕文明和游牧文明交流互动，书写着中华文明一体化发展和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的高原历史。2012年以来，青海文物考古部门，主动承担文化遗产保护职责，持续深入推进青藏高原早期人类拓殖、东部早期文明发展、本土考古学文化、多元文化各民族交往交融等研究，实施多项重要主动性考古项目，取得了系列重要考古发现。乌兰泉沟吐蕃时期壁画墓和都兰热水墓群2018血渭一号墓先后入选2019年度、2020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喇家遗址、都兰热水墓群入选“百年百大考古发现”，并列入国家“十四五”大遗址保护利用专项规划。

重要考古发现与研究成果

青藏高原早期人类拓殖研究稳步推进。在玉树通天河流域、环青海湖细石器地点的考古发掘，初步明确了一万年左右早期人类在青藏高原的活动，为研究早期人类对青藏高原的拓殖提供了基础材料。151遗址出土丰富的石制品、动物骨骼、炭屑等遗物和火塘遗迹，发现距今1.5万~1.2万年更新世末期的文化层和距今9000～6500年全新世早中期的文化层。该遗址是一处旧石器晚期-中石器时代狩猎采集人群遗址，其发掘成果为系统研究青藏高原史前人类行为的动机、成因、模式及其与环境的关系提供了极为重要的材料。通天河（长江）流域支流登额曲细石器遗址群，其中参雄尕朔遗址地层堆积丰富，出土大量石制品，其规模及延续年代在青藏高原实属罕见。

东部早期文明发展研究成效显著。深耕河湟谷地史前考古学文化调查与发掘，重点开展喇家遗址、沙隆卡遗址、金禅口遗址发掘与官亭盆地、湟水流域、黄河流域考古调查，基本明确了青海东部地区早期文明发展的历程及其在中华文明起源中的作用，即以马家窑文化、齐家文化为代表的河湟文化在中华文明形成过程中承担了早期东西文化交流的支点性作用，为中华文明的形成提供了基础性动力。

喇家遗址，因史前灾难遗迹而著称，是黄河上游地区史前时期以齐家文化为主的大型中心聚落遗址，占地约67.7万平方米。近年来，配合喇家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建设，开展大量勘探发掘工作。发现遗迹450余处，主要有房址、陶窑、壕沟、祭祀坑、排水冲沟、窖穴等遗迹；出土遗物2000余件，主要有陶器、玉石器、骨角器、漆器等；壕沟和沙沟的解剖，多种类型房址的清理，人猪分层合埋祭祀坑的新发现以及出土大量玉器，有助于更加深入地认识遗址的功能分区与聚落变迁。新发现多处地震、洪水等灾害迹象和灾难堆积的重要层位关系，进一步证实了喇家遗址史前灾害的复杂性。喇家遗址的考古发掘及多学科综合研究，提升了齐家文化物质和精神文明、聚落格局、社会发展、生业模式研究的高度，拓展了古灾难、古地质、古环境考古研究的广度，推进了黄河上游地区史前文明进程和社会复杂化研究的深度，是齐家文化发现以来的重大突破。

沙隆卡遗址，以仰韶文化庙底沟期为主，是目前已发掘仰韶文化最西端的遗址；发现齐家文化、仰韶文化庙底沟期文化堆积和多个细石器地层；堆积序列清楚，年代跨度大，遗存丰富多样，为探究黄河上游区域史前文化发展进程提供了新材料。金禅口遗址，地处湟水流域通向河西走廊的交通要道，发现的碳化小麦种子是目前青海有确切测年数据最早的麦类遗存，为研究小麦在我国传播路径增添了新材料；出土6件铜器，是同时期湟水流域齐家文化遗址中铜器数量最为丰富的一处，对研究青海乃至西北地区早期冶金技术的发展具有重要学术价值。此外，玉树地区通天河流域普卡贡玛石棺墓葬群发掘成果，为半月形地带增添了石棺葬的实物资料。祁连柳沟台遗址发现四坝文化遗存，丰富了甘青地区的青铜文化脉络分布。

本土考古学文化研究重焕光彩。重启同德宗日遗址、都兰夏尔雅玛可布遗址的考古调查与发掘，为研究青海省具有明显本土特征的宗日、诺木洪文化的发展与分布提供了新平台，对研究青海省乃至青藏高原早期文明发展、中华多元一体文明格局与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有着极其重要意义。

宗日遗址考古发掘，不断推动宗日文化深入研究。2020年以来，宗日联合考古队在对宗日遗址开展高密度考古调查的基础上，对遗址东一、二台地发掘，基本摸清了该区域遗存分布情况，清理新石器时代宗日文化墓葬26座、灶址1处、壕沟1个、灰坑2个，青铜时代卡约文化灰坑、灰沟5条、墓葬1座、祭祀遗迹1处等诸多遗迹；出土遗物丰富，主要有陶器、石器、骨器、珠饰、人骨、动物骨骼等，并采集大量动植物与环境标本。壕沟的发现为寻找宗日人群核心居址、探索宗日聚落形态、了解共和盆地古代人群定居行为、复原宗日生产经济与社会状况提供了重要线索；考古与多学科综合研究，不但丰富了宗日遗址不同时期文化内涵，对深入研究黄河上游史前文化发展演变、生业模式、人群融合、文化交流等具有重要价值，更是为传承青藏高原古代文化特质、探索中华文明起源的“高原模式”提供了新途径。

开展诺木洪文化专项调查发掘工作，调查诺木洪文化遗址12处，重点发掘都兰夏尔雅玛可布遗址。该遗址是目前所见唯一一处既有居址又有墓地的诺木洪文化遗址，距今3500～3100年。居址区占地3.5万平方米，发现土坯墙、木构建筑、铜冶铸遗存、灰坑、火塘、石堆和瓮棺葬等，出土大量陶器、石（玉）器、骨角牙器、铜器、木器、毛织物等遗物和人骨、动植物遗存。墓葬区占地10余万平方米，据地表分布的石围判断墓葬约有数百座，已清理25座。墓葬整体布局规律明显，排列整齐分布密集；均为近长方形竖穴土坑墓，皆有木椁；葬式均为二次扰乱葬；随葬品多见陶器、铜器，大量由滑石珠、红玉髓珠、牙坠饰、海贝、绿松石珠等组成的装饰品，以及牛角、羊肩胛骨、羊肋骨等动物骨骼和树皮箭箙等。居址区重要遗存和大型墓地发现，对于研究诺木洪文化的年代分期、聚落形态、丧葬习俗、生业经济、手工业技术和文化互动交流等具有重要意义。

多元文化各民族交往交融研究持续深入。长江流域（青海段）文物资源调查、丝绸之路南亚廊道（青海段）考古调查、全省石窟寺专项调查和都兰热水墓群、乌兰泉沟墓地、都兰哈日赛墓地等考古发掘，清理发现一大批重要遗迹遗物，尤其是2018血渭一号墓和乌兰泉沟壁画墓的重大考古发现，充分证实了丝绸之路青海道多元文化各民族交往交融的历史史实，体现了中原文化强大的辐射力及影响力，反映了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历史演变过程。

热水墓群2018血渭一号墓，是热水墓群乃至青藏高原上发现的布局最完整、结构最清晰、形制最复杂的高等级墓葬之一，是热水墓群考古研究的重要发现，也是中国古代陵墓制度考古的重大发现。该墓为木石结构的多室墓，整体结构包括地上和地下两部分。墓室由主室和南北四个侧室构成，平面呈长方形。出土遗物丰富，包括金银器、铜器、铁器、漆木器、陶器、纺织物、玉石器、玻璃器等3000余件。发现的墓园祭祀建筑、殉牲坑、五神殿的墓室结构、壁画、彩棺，出土大量精美文物等，为研究吐蕃时期热水地区的葬制葬俗及唐朝与少数民族关系史、丝绸之路交通史、物质文化交流史等相关问题具有重要价值。墓葬出土的方形银质印章，印面由骆驼和古藏文组成，藏文经释读，初步释读为“外甥阿柴王之印”，是青藏高原上划时代的重要发现。

泉沟一号墓，是青藏高原迄今为止发现的保存最为完好的吐蕃时期壁画墓。该墓为带墓道的长方形砖木混合多室墓，由墓道、前室、后室和两个侧室构成；壁画内容丰富，前后室四壁均绘有壁画，门框、墓顶、梁柱直接施以彩绘；发现暗格，出土鎏金银王冠和镶嵌绿松石四曲鋬指金杯等。墓葬内出土有罕见的彩绘漆棺和鎏金王冠，显示出该墓葬具有非常高的规格，墓主可能与吐蕃时期当地的王室有密切关系，说明吐蕃时期在柴达木盆地北缘地区设置有高级别的行政和军事建制。从文化面貌上看，墓葬表现出浓厚的唐文化和吐蕃文化的双重影响，对于探讨吐蕃统治时期的汉藏文化融合进程、青海丝绸之路的文化交流盛况具有重大的学术价值。

哈日赛墓地，规模较小但布局规律，以大墓为中心、小墓呈放射状分布；清理墓葬7座、殉牲坑2处，出土马骨44具、骆驼4具，为研究吐蕃、吐谷浑考古学文化提供了新资料。都兰官却和遗址与墓葬，位于热水墓群西端，为配合哇沿水库建设，发掘面积5200平方米，清理房址、灶、灰坑、墓葬、殉马坑等遗迹100余处，出土著有古藏文的木简和卜骨；遗址区发现42座连排灶址和9处房址，该遗址是青海境内首次发掘的唐代居住遗址；基本厘清了热水墓地西端的遗存分布，为研究该地区吐蕃时期考古学文化提供了新资料。

聂龙加霍列墓群和章齐达墓群发掘，是首次在青南地区经过科学考古发掘的吐蕃墓葬，填补了该地区吐蕃墓葬研究的空白。玉树勒巴沟、贝纳沟摩崖石刻专项考古调查，首次发现吐蕃时期的线刻佛塔，“狗年题记”原刻的发现，为贝纳沟摩崖石刻提供了最直接准确的断定年代证据。黑城子遗址，是青海省第一座经过考古发掘的宋金时期驿站遗址，清理房址、灰沟、灰坑等遗迹150余处，出土文物200余件，主要有陶器、瓷器、铁器、砖瓦器和博戏娱乐用品等。瓷器以宋代耀州窑瓷器为主，出土动物骨骼极多，以马骨为主，为研究宋金时期的交通、邮驿制度等提供了丰富实物资料。

助力丝绸之路南亚廊道跨国申遗，自2017至2020年实施青海段专项调查，完成古道主线及辅线2100公里的考古调查。以古道为基础串联相关遗存调查，明确了古道具体走向及沿线遗存分布；发现多段保存较好的古道，分段标注古道37段；调查古道沿线城址、烽燧、墓葬、遗址、古塔、岩画、摩崖造像、石器点等遗迹442处，新发现遗存40余处；完善了古道沿线重要古城年代信息；众多烽火台的发现，为古道的分布和走向提供了直接证据，新发现三条重要烽燧线，有力证明了古道的真实性。古道沿线从史前至民国时期众多遗存的分布反映了古道的变迁历史，极大丰富和补充了历史时期实物资料。

开展全省石窟寺专项调查，调查石窟寺（含摩崖造像）33处，新发现1处，摸清了全省石窟寺资源家底，为今后保护利用工作提供了翔实资料。修建年代早至南北朝延续至明清时期，石窟寺主要分布于东部河湟谷地，摩崖造像主要分布于玉树、海西、果洛地区。河湟谷地的石窟寺与河西走廊地区的石窟寺有异曲同工之妙；玉树等地区的摩崖造像体现了藏汉佛教艺术结合，是青海省丝绸之路文化交流的重要见证。青海境内石窟寺资源较少，但其保留了南北朝凿窟高峰的石窟，也保存了大量的藏式摩崖造像，内容兼具汉藏佛教传统，为研究宗教及多民族交流融合提供了实物资料。

未来工作方向

生逢伟大时代，是我们的幸运；唯有实干苦干，才能不负这个伟大时代。青海文物考古工作将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坚定文化自信和职业荣誉感，不断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以时不我待的历史使命感和时代责任感，聚焦主责主业，以严的标准和实的作风，凝聚起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的考古力量；对照新时代考古学建设标准，坚持系统谋划和科学布局，深入推进中华文明起源发展研究，阐释利用好重要考古发现，不断推进青海考古工作高质量发展，为建设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考古学努力贡献青海力量和智慧。一是立足青海区位优势找准着力点，系统梳理和阐释青海考古学文化价值和意义，把早期文化交流与多元文明起源研究引向深入，打造青海特色的文化高地。二是聚合各方力量，谋划符合实际、意义重大的考古项目，力争在“考古中国”“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等重大项目中发出青海声音。三是加快科研基础建设，加强现代科学技术在考古中的应用，充分运用先进技术手段，深化多学科综合研究，大力发展科技考古。四是坚持考古成果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推进热水墓群、喇家遗址、宗日遗址等大遗址保护利用工程，充分让出土文物和遗址“活”起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五是壮大考古人才队伍，加快考古研究、科技创新、文物修复等专业人才培养，组建考古科研团队，打造集考古研究、文物修复、科技保护、展示利用于一体的复合型专业人才队伍。

（执笔：武国龙 褚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