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古中国”重大项目发布会召开

中华文明探源研究等项目取得重大进展

“今年是中国考古学第二个百年新征程的起点。国家文物局印发《‘十四五’考古工作专项规划》，系统布局7个方面重要任务、统筹设置18个专栏重点任务，聚焦解决重大历史问题、聚焦推动事业高质量发展、聚焦让文物活起来，为建设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考古学，提供规划指引和政策保障。”国家文物局副局长关强在9月28日召开的“考古中国”重大项目发布会上介绍。

今年第一至第三季度，“考古中国”18个在研重大项目统筹推进，254个主动性考古发掘项目系统实施，旧石器考古与人类起源、史前文明化进程与夏商早期国家、城市考古、边疆考古等重点领域取得突破性进展。

截至9月，国家文物局批复1157个基本建设考古发掘项目。雄安新区、北京城市副中心等重大建设工程考古和西安咸阳国际机场三期扩建等基本建设工程考古保障有力。20个省（区、市）积极落实“先考古、后出让”政策措施，文物保护与城乡建设协调发展。

修订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水下文物保护管理条例》施行，西沙海域深海考古突破2000米，上海长江口二号古船考古与文物保护工作启动，福建圣杯屿元代沉船遗址等重点项目陆续开展。

“考古中国”重大项目发布的最新考古发现与研究成果，引起社会强烈反响。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中国考古大会》等全媒体传播推动“考古热”不断攀升。

今年，国家文物局成立考古司。截至今年9月，全国71家考古机构编制数增加约1500个，8个考古专业培训班系统培训219名一线考古人员，考古队伍建设成效显著。

中华文明起源与早期发展的研究

核心遗址田野考古工作取得突破

中华文明探源研究项目第五阶段（2020-2024）开展了系统的田野考古与研究工作，取得了重大进展。

“主要表现在核心遗址田野考古工作取得突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所长陈星灿介绍，山东焦家遗址发现了大汶口文化中期的城址，是目前黄河下游最早的史前城址，城内保存有相对完整的居住址和规划布局明确的墓地。辽宁牛河梁第一地点的多座建筑基址确认是由9座台基构成的大型台基建筑群，早期发现的“女神庙”即坐落在台基群上。陕西石峁遗址皇城台新发现原位埋藏、保存完整的大型建筑转角石雕以及集中成排分布的墓地。湖北石家河与城河遗址中发现水塘和梯田相结合的土地利用方式。四川宝墩遗址展现出农田环绕居住区四周的聚落模式。二里头遗址围绕布局开展了一系列工作，“多宫格”式网格状布局是我国古代都城布局研究的巨大进展。

“在以多学科联合攻关方式开展研究方面，测年技术取得重大突破，实现了对中国文明起源阶段北方石城白灰面年代的直接测定，为该类建筑遗址的时间标尺提供了准确的数据支撑。古环境研究揭示了不同区域环境变化过程存在显著的差异，但同一区域内聚落选址具有一定的共性。”陈星灿介绍，生业经济模式研究显示，距今7000年以来各地区存在明显的差异，并在文明化进程中有不同的演进模式，手工业经济专门化和规模化生产是各区域社会复杂化的共同特征，而跨区域资源技术的整合是龙山到二里头阶段逐步形成更为广域复杂社会的重要原因。项目组完成了对“区系类型”“重瓣花朵”“中国相互作用圈”等已有理论的综合研究，深化了中华文明“多元一体”宏大进程的认识。

湖北郧阳学堂梁子遗址

发现迄今欧亚内陆同时代

最为完整的直立人头骨化石

学堂梁子遗址位于湖北省十堰市郧阳区，是一处旧石器时代早期的大型旷野遗址。1989年、1990年，学堂梁子遗址先后出土2具古人类头骨化石，年代距今80万至110万年左右，属于直立人，被学术界命名为“郧县人”。

“经国家文物局批准，2021年以来，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对学堂梁子遗址进行了系统的考古发掘。近期，学堂梁子遗址考古工作取得重要进展，发现1具保存较为完好的古人类头骨化石，命名为‘郧县人3号头骨’。”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研究员高星介绍。

3号头骨化石，距此前2具头骨化石出土地点约35米，发现于距地表深约0.62米的文化层，目前已出露额骨（包括眉脊）、眼眶、顶骨、左侧颧骨和颞骨及枕骨左侧，形态清晰，未发生明显变形，还同时伴随出土大量动物化石与石制品。

高星介绍，“郧县人3号头骨”与前2具化石埋藏环境、伴生动物群与石制品技术特征均相似，初步判断应属同一时代，具体还需要科技测年确认。

化石发现后，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等单位组建合作团队，统筹推进激光扫描与三维重建、微形态分析、地质地貌学研究与古环境重建、年代测定等多学科合作研究，充分应用现代科技手段最大限度提取遗存信息，确保考古工作质量与水平。

郧县人处于直立人演化历程的关键节点上，3号头骨是迄今欧亚内陆发现的同时代最为完整的直立人头骨化石，是探讨直立人演化及其在中国乃至东亚地区起源与发展的重要证据。

云南晋宁河泊所遗址

为寻找西汉郡治提供了重要线索

河泊所遗址位于云南省昆明市晋宁区，是一处周代至秦汉时期的大型遗址，与北部约700米处的石寨山滇文化墓群有密切关系，2019年曾出土一枚“滇国相印”封泥。

2021年以来，国家文物局支持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对河泊所遗址中的上西河村西南地点、上蒜第一小学北侧地点进行了考古发掘。

“通过考古勘探发现地下保存十余处台地与河湖沉积，年代从先秦时期一直延续到秦汉时期。2021年至2022年的考古发现以汉代遗存为主，其中上西河村西南地点揭露出1段道路、2处疑似建筑基槽的遗迹与1处河道遗存，道路宽8－12米，路面由碎陶片、小石子铺砌；道路南、北两侧均发现疑似建筑基槽遗迹，基槽底部有红烧土烧结面，整体结构尚不清楚，附近区域出土大量砖、瓦等建筑构件。”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所长刘正雄介绍。

在河道废弃堆积中发现500余枚封泥，其中官印封泥有“益州太守章”“建伶令印”“同劳丞印”等，涵盖了汉代益州郡24县当中的18个地名，私印封泥有“宋虞之印”“君冯私印”等。

上蒜第一小学北侧地点18号灰坑中发现简牍，初步清理200余枚，辨识出“滇池以亭行”“建伶县”“始元四年”（公元前83年）等文字，主要反映了当时行政与司法制度内容。

河泊所遗址考古新发现，为寻找西汉所置益州郡的郡治提供了线索，是统一多民族国家形成与发展的重要实证。

河南开封州桥遗址

唐宋至明清时期开封城市

历史沿革的缩影

州桥是北宋东京城御街与汴河交叉点上的标志性建筑，始建于唐代，后世历代沿用，到明代末年被黄河泛滥后的泥沙淤埋。2018年至2022年，经国家文物局批准，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等单位对位于河南省开封市鼓楼区的州桥遗址和汴河遗址进行了考古发掘。

开封市文物考古研究所所长王三营介绍，在州桥及汴河遗址考古中发现了唐宋时期的汴河南北两侧堤岸、唐宋至明清时期的汴河河道以及明代州桥等重要遗迹。

宋代堤岸石壁上雕镌有海马、瑞兽、鹤禽、祥云浮雕纹饰，纹饰通高约3.3米，总长约30米，构成巨幅长卷。宋代河道堆积中发现疑似沉船的遗存。

元代河道堆积中保留有狭河木桩。明代州桥保存基本完整，为砖石结构单孔拱桥，青石铺筑桥面，砖砌拱券、石砌桥台。明代末期洪水淤积层下发现散落的人骨遗骸，推测应为明末洪水毁城所致。

遗址中出土瓷、陶、琉璃、玉、金、银、铜、铁、骨、蚌等各类文物6万余件，其中瓷器数量最多，器型以生活用具为主。

州桥与汴河遗址是唐宋至明清时期开封城市历史沿革的一个缩影，对保护传承黄河文化、推进大运河文化带建设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浙江温州古港遗址

再现宋元时期温州港的繁荣景象

古港遗址位于浙江省温州市鹿城区，地处温州古城北大门“朔门”之外，年代从北宋延续至民国时期，主体为宋元时期遗存。2021年10月以来，为做好城市建设工程中的文物保护，经国家文物局批准，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单位对古港遗址进行了考古勘探与发掘。

“考古发现了古城水、陆城门建筑遗迹、码头、道路、栈道、干栏式建筑、水井等遗迹。各类遗迹东西向呈条带状分布，东、西两端分别为朔门瓮城与水门河堤岸遗址，中间发现码头、栈道等遗迹。”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所长方向明介绍。

码头除1座为北宋时期的斜坡式码头外，多呈台阶式。斜坡式码头依托山脚基岩而建，用块石砌筑而成，呈平缓斜坡状。台阶式码头自江岸向航道伸出，平面呈长方或长条形台阶状，石包土心结构，码头中部填土上垫木板，板上铺平整方砖。

遗址发现的2艘沉船均为福船，其中一艘残存船头及部分船体，总残长12.4米，壳板做鱼鳞状搭接，出土大观通宝铜钱，另一艘沉船仍在发掘。官用栈道位于瓮城出城道路北面，桩基由至少7组立柱等距离南北向排列，做工考究。史料记载栈道附近即馆驿所在，栈道以东还发现4组干栏式建筑。

考古发掘出土了大量瓷器（片）、漆木器、建筑构件等文物，瓷器绝大部分为龙泉窑产品，还有瓯窑褐彩瓷、建窑系黑釉瓷等产品，部分瓷器外底有墨书，如“姓氏+直”“直”“东”“西”“上”“纲”等。

温州古港遗址规模庞大、体系完整、内涵丰富，生动再现了宋元时期温州港的繁荣景象，是中国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历史见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