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生于浙江绍兴，深受浙江历史文化的滋养，是浙江文化精神的现代传承者。他致力于“立人”思想探索和国民精神改造，其以笔为枪战斗不息的一生，体现的正是我们民族的脊梁精神。作为现代中国的“民族魂”，鲁迅坚韧的斗士精神和深邃的文学创作至今仍影响着我们，其精神遗产是新时代中国精神的重要源泉之一。

浙江文化精神的现代传承者

鲁迅生于绍兴长于绍兴，他不仅受到以越文化为代表的优秀传统文化的滋养，而且也非常注重对世界先进文化思想的吸收和融合。早在留日期间，鲁迅就提出了“外之既不后于世界之思潮，内之仍弗失固有之血脉，取今复古，别立新宗”的文化主张。他不仅对进化论、个人主义、人道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等外来思潮表现出浓厚的兴趣，而且还对以越文化为核心的浙江文化精神进行了血脉承传与文学转化。

对鲁迅而言，浙江既是出生地，也是精神故乡。鲁迅自幼就深受越文化的熏陶濡染，他很小就看过许多越地野史杂记，对大禹治水、吴越争霸等历史传说十分熟悉。“大禹卓苦勤劳之风，同勾践坚确慷慨之志”的古越精神既影响了青年鲁迅坚毅果敢和抗争到底的性格，同时也激发了他独立反叛的独异精神。在南京读书期间，鲁迅曾给自己取过“戛剑生”的别号，显示了他对越地胆剑精神的内化与继承。

自“弃医从文”以后，“摩罗诗人”的影响让鲁迅更加清醒地意识到传统文化“固有之血脉”的重要性。留日回国后，鲁迅便对魏晋时期越地文化典籍进行了有意识地开掘、整理和辑录。特别是他对原籍会稽的魏晋名士嵇康非常崇敬，花费了近20年的精力来辑校《嵇康集》。刘半农曾送“托尼学说，魏晋文章”的联语，鲁迅欣然接受，并默认了嵇康等魏晋名士对他的深刻影响。

正是受越地历史文化的熏陶影响，鲁迅成为了浙江精神文化的传承者。他一直以身为越人而自豪，他常引用王思任“夫越乃报仇雪耻之国，非藏垢纳污之地”的名言，并不断发出“身为越人，未忘斯义”的感兴。在去世前一个月，鲁迅还写下《女吊》一文来赞扬越地“女吊”这个“带复仇性的，比别的一切鬼魂更美，更强的鬼魂”。可以说，与越文化血脉的融合让鲁迅最终“魂归故土”，他不仅骨子里继承了越地先贤坚韧的精神品质，而且身上也流淌着越文化的精神血液。

现代中国的民族精神脊梁

早在留学日本期间，他就深刻意识到人的灵魂改造的重要性。他因此弃医从文，决心用文艺来唤醒沉睡的国民，唤醒民族之魂。1907年，他正式提出了“立人”的思想主张，强调要尊重人的个性和张扬人的精神，“人立而后凡事举”。在五四时期，他更是与陈独秀、李大钊、胡适等先驱者一道开启了轰轰烈烈的新文化运动和文学革命。

在现代中国的历史舞台上，鲁迅以其坚韧的斗士精神和深邃的文学创作而闻名于世，其一生的斗争历程与光辉事迹彰显了我们的民族精神。在面对民族危亡时，他喊出了“我以我血荐轩辕”的爱国呼声；在遇到积极追求进步的青年时，他表现出了“俯首甘为孺子牛”的奉献精神；而遭遇到邪恶的敌人时，他又表现出了“横眉冷对千夫指”的批判斗争精神。

鲁迅被誉为“民族魂”，其身上坚毅的精神骨骼和不屈的斗士精神正代表了中国人的精神脊梁。在1936年鲁迅去世的葬礼上，一面由上海民众献上的白底黑字“民族魂”旗覆盖在鲁迅的灵柩上，这正是当时人们对鲁迅最崇高的敬意。在1940年，毛泽东同志也高度肯定了鲁迅的历史地位，他说：“鲁迅是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他不但是伟大的文学家，而且是伟大的思想家和伟大的革命家。鲁迅的骨头是最硬的，他没有丝毫的奴颜和媚骨，这是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最可宝贵的性格。”作为“民族魂”，鲁迅显然是当之无愧的，他也因此受到人们发自内心的景仰和爱戴。

新时代中国精神的重要源泉

在2014年10月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中，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一个民族的复兴需要强大的物质力量，也需要强大的精神力量。”

鲁迅曾指出：“文艺是国民精神所发的火光，同时也是引导国民精神的前途的灯火。”在新时代，高举精神之旗、树立精神之柱和建设精神家园，自然都离不开文艺的巨大作用。作为“民族魂”和“新文学之父”，鲁迅以坚韧顽强的斗士精神和深邃广博的文学创作鼓舞着我们的民族，其精神思想自然是当代中国精神的重要源泉之一。学者钱理群就指出：“鲁迅开创的是现代思想、文化的新传统，他对现代中国，始终是一个‘正在进行式’的作家、思想家，我们在现实生活中遇到什么问题，都能从他那里得到启示。”

鲁迅是具有民族精神源泉性的文化巨人，他留下了浩如烟海的文化遗产。从他的人生中，从他的文章里，可以清楚地看到他身上所流淌的浙江文化精神传统。在今天，我们不仅更加需要有强健的民族精神，因而也更加需要继承和发扬鲁迅精神。只有继承包括鲁迅精神在内的民族文化精神，才能更好地构筑中国精神和中国价值，从而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提供强大的精神动力。

（本文系浙江省社科规划课题

“鲁迅：从浙江文化精神的传承者

到新时代中国精神的源泉者”

和教育部人文社科研究项目

“中日文化交流中的

‘文学者鲁迅’研究”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