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世纪以来，特别是最近十年，全国各地的考古新发现急剧增长，众多的考古成果中，不断有与早期丝绸之路相关的重要考古新材料，随着研究的深入，使我们更清楚地认识到早期丝绸之路在欧亚大陆东西方文化交流互通中的重要性。

关键节点屡有新发现，

丰富了丝绸之路考古研究的内容

新时代以来，一系列的重要发现明确了早期丝绸之路开拓和发展的时间节点，丰富了丝绸之路考古研究的内容，不断突破已有知识体系。

新疆阿勒泰吉木乃通天洞遗址发现了旧石器时代具有典型的勒瓦娄哇—莫斯特文化特征的石制品，为进一步探讨更新世亚欧大陆早期丝绸之路前夜时期人群的迁徙、扩散和文化交流等问题提供了重要的线索。

温泉县阿敦乔鲁遗址与墓葬以及呼斯塔遗址群，尼勒克县吉仁台沟口等遗址的重要考古发现，比较清晰地揭示了青铜时代新疆地区的聚落形态、墓葬形式和葬俗，反映了青铜时代新疆地区的文化面貌以及与阿凡那谢沃、切木尔切克、安德罗诺沃等文化之间的密切关系。说明至迟不晚于公元前17世纪，以欧亚草原为媒介的东西方文化交流与互动就已经十分成熟。为研究这一区域乃至欧亚草原地区青铜时代考古学文化的社会发展阶段、社会组织结构及文化交流的背景和形式提供了重要资料，实证了早期丝绸之路的产生和早期东西文化交流的状况。

阿敦乔鲁遗址是迄今发现的新疆西天山地区年代较早的青铜时代文化遗存。吉仁台沟口遗址在青铜时代新疆西部地区具有特殊地位，体现了青铜时代晚期天山西部地区经济形态由畜牧向游牧的转化，其中与冶铸活动相关的遗迹、遗物极为丰富，是新疆史前完整冶金证据链的首次发现，对新疆乃至中亚史前冶金考古及冶金技术在早期丝绸之路的传播具有重要价值。

东天山南北两侧发现的岳公台—西黑沟遗址群、东黑沟遗址和红山口遗址、乌拉台遗址和西山遗址等早期游牧文化大型聚落遗址，代表了公元前1千纪以来东天山地区青铜时代晚期的文化面貌和文化交流的状况。

新疆阿勒泰青河三道海子遗址群以花海子三号遗址轮辐状石构遗址为特点的遗存可能和太阳、月亮等星象的崇拜有联系，是石围、石堆或石堆类型的祭祀遗址，与俄罗斯图瓦阿尔赞墓地具有一定的相似性。甘肃张掖西城驿遗址和临潭磨沟墓地的发现进一步明确了青铜时代早期丝绸之路上文化传播的面貌以及甘青地区冶金技术与欧亚草原的交流状况。确认了沿天山北麓至东天山地区经河西走廊至洮河流域的文化交流的路径。磨沟墓地发现的墓葬上覆盖有碎石的封土应是受欧亚草原文化影响的产物。

进入早期铁器时代，新疆东塔勒德墓地、喀拉苏和甘肃马家塬墓地的发现彰显了天山廊道在早期东西文化交流中的重要作用，大量的黄金制品和玻璃以及玻璃态材料的发现既为研究早期黄金工艺和玻璃技术与西方的交流提供了珍贵的实物资料，也对探讨这一时期中国西部与欧亚草原的文化交流具有极为重要的价值。从这些发现中可以看出，相较于青铜时代，文化交流的地域进一步扩大，内容更加丰富，深度进一步加深，来自于欧亚草原的文化因素除进入中国西北以外，通过秦戎的融合和秦统一中国的进程以及西戎迁徙传播到了楚地和中原。

农作物与家畜传播途径进一步明晰，对深入了解我国农业格局的变迁及其对中华文明发展的作用具有重要意义

早期丝绸之路作为沟通欧亚大陆的重要通道，在农业起源与发展中起着关键的桥梁作用。通过早期丝绸之路由西向东传入了小麦、山羊、绵羊、黄牛、马等，起源于中原地区的粟和黍通过早期丝绸之路扩散至中亚地区。

据袁靖研究员对黄河上游及新疆地区新石器时代至青铜时代的生业研究，早期丝绸之路沿线生业形态分为四大阶段。新石器时代中期由以采集狩猎为主逐渐转变为以黍为主的农作物生产及饲养猪和狗为代表的家畜；到新石器时代晚期形成以种植粟和黍为特点的旱作农业，完成了以黍为主向以粟为主的转变，这一时期家养黄牛和绵羊传入，形成以家猪为主，包括狗、黄牛和绵羊在内的多品种家畜饲养方式；新石器时代末期，随着小麦的传入，形成以粟和黍为主，包括小麦、大豆和大麻在内的多种农作物栽培方式。家畜方面由以养猪为主转为以饲养绵羊为主，加之家马和山羊的传入，畜牧业在西北地区经济形态中比重逐渐加大，生业方式呈现多样性的特点，多个文化形成粟麦混作农业和农业、畜牧并重的生业模式。

张掖市西城驿遗址的植物考古研究表明该遗址在西城驿文化和四坝文化阶段从事以粟黍为主的农业，在西城驿文化偏晚阶段开始利用以小麦为主的麦类作物，在四坝文化时期发展成种植粟黍为主、麦类作物为辅的农业模式。

新疆吉木乃县通天洞遗址青铜时代和早期铁器时代地层中浮选得到炭化小麦，碳十四测年结果为距今5000～3500年，这是目前中国发现的最早的小麦。

据赵志军研究员的研究，在西北地区出土早期小麦的遗址集中分布在三个区域，即青海东部、甘肃河西走廊和新疆东部，绝对年代主要集中在距今4000~3500年之间。西北地区早期小麦的传入有可能是通过绿洲通道自中亚出发，向西越过帕米尔高原进入塔里木盆地，沿着塔克拉玛干沙漠南北两侧的绿洲通道向东传播，穿越河西走廊，进入黄土高原地区。

目前年代较早的山羊、绵羊主要发现在甘青地区，天水师赵村M5随葬羊的下颌，民和核桃庄墓葬发现完整的羊骨架，年代大体相当于马家窑文化时期；齐家文化永靖大何庄、秦魏家墓地，民乐东灰山四坝文化遗址均发现有绵羊的骨骼。近年在甘肃礼县西山遗址的仰韶文化晚期遗存中也发现有山羊、绵羊骨骼；青海大通长宁遗址发现有属齐家文化时期的山羊和绵羊。据此，一般认为中国的绵羊和山羊约在距今5500～5000年由境外传入甘青地区。

冶金技术传播的研究得到长足发展，对研究中国冶金技术的起源和发展意义重大

中国早期冶金技术的起源是早期丝绸之路研究的热点，一直存在着西来说、本土起源和互动说三种观点。近年来对河西走廊张掖西城驿遗址的调查和发掘及临潭磨沟遗址、岷县占旗等遗址的发现，为研究早期冶金技术的起源提供了新材料。炉渣、矿石、炉壁、鼓风管、石范和铜器等大量冶金遗物的发现，表明河西走廊在距今4000~3700年左右应该是一处冶金中心。不论是冶金格局、冶炼规模还是技术传统、器物特征上均与辽西、中原地区迥然不同。在技术传统上继承马家窑文化的技术传统，四坝文化时期这一冶金传统得到承袭并进一步发展，同时开始了与欧亚草原的冶金技术交流，进而对二里头冶金技术产生一定的影响。此外，吉仁台沟口遗址中首次发现的新疆史前完整冶金证据链，对新疆乃至中亚史前冶金考古和冶金技术的传播具有重要研究意义和价值。

磨沟遗址寺洼文化墓葬中出土的公元前1400年左右的人工块炼铁是中国目前发现最早的人工冶铁制品，其技术来源也当与早期丝绸之路上的技术的文化交流有关。

进入东周时期，在甘肃东南部和宁夏南部发现的大量金器中使用了捶揲、宝石镶嵌、掐丝、金珠以及鋄金银等工艺，这些细金工艺的来源也是早期丝绸之路上技术交流的结果。

玻璃与玻璃态材料的研究开创了新局面

伴随着越来越多玻璃制品的考古发现，学界对玻璃和玻璃态材料的成分、分类体系及成型工艺的研究逐步开展，产生了一些新认识，有助于进一步深化认识玻璃和玻璃态材料的传播和本土化问题。

北京大学刘念博士系统研究了新疆天山地区史前玻璃质珠饰，将该地区玻璃质珠饰的传播从青铜时代早期至西汉分为三个阶段，指出了各阶段玻璃质珠饰的技术特征和珠饰形态的变化，并探讨了玻璃质珠饰传播的历史和文化背景。

克孜尔出土玻璃珠的科学分析表明，玻璃珠应当是本地制造，其化学成分既有与西方联系紧密的钠钙体系，也存在与中原地区相关的铅钡体系，这种多体系的玻璃成分，充分体现了丝绸之路东西文化交流的特点。

此外，在新疆巴里坤石人子沟遗址群也发现有战国晚期到西汉时期的玻璃珠。石人子沟玻璃串珠属于钠钙玻璃体系，是典型的西方玻璃技术特征，但分析显示其可能在中亚或新疆地区制作而成。巴里坤东黑沟遗址出土的玻璃珠属于铅玻璃，为古代中国本土生产的制品。石子沟遗址群同一时期发现不同风格的玻璃珠，或许说明丝绸之路北线东大门的巴里坤地区是古代不同地区之间物质文化交融汇通之地。

温睿、张志强等通过进一步对出土早期玻璃珠较多的新疆丝绸之路沿线料珠的分析，认为新疆早期出土的料珠均为钠钙玻璃体系，装饰技法也明显具有西方的特征，而战国中晚期及其之后，中原地区特征的铅钡玻璃也出现在新疆丝绸之路沿线且呈现出“东早西晚”的时代特点，说明新疆是不同体系玻璃和玻璃态材料珠饰相互交流和影响的重要地域。

张家川马家塬战国墓地出土玻璃和玻璃态材料数量之多、种类及形式之丰富在以往考古发现中罕见。林怡娴等人的分析研究表明，这些玻璃和玻璃态材料制品主要为中国本土制作。从技术角度考察，这类技术的源头在地中海东岸，但在战国中晚期，我国的铅钡硅酸盐与钾基硅酸盐的玻璃与玻璃质材料生产已非常成熟且多样化，而这两项技术体系曾各自独立发展，并于此发生交流与融合。

综合研究视野扩大，加深了对中华文明起源和发展进程中东西方文化相互影响作用的理解

随着考古新资料的不断涌现和研究的深入，早期丝绸之路的研究也被纳入了中华文明起源与发展进程的探讨中，对早期丝绸之路文化交流的面貌、早期丝绸之路的开通与发展以及早期丝绸之路在中华文明起源与发展中进程中的作用展开了比较深入的探讨。

韩建业教授将早期东西文化交流分为铜石并用时代、青铜时代和早期铁器时代三个阶段，认为早期东西文化交流发端于公元前3500年前后，并在欧亚大陆的背景下研究了齐家文化的发展与演变，得出了齐家文化在发展过程中与关中甚至山西、河南等中原地区文化一直存在密切交流，同时接受了来自中亚等地西方文化影响，并将新的文化因素带到中原，促成二里头“王国”文明的诞生的结论。

张弛教授在全球化和世界体系的背景中探讨了中国史前文化格局变化与全球化之间的关系。认为在新石器时代晚期核心区域衰落的同时，半月形地带逐渐兴盛，文化格局的改变与欧亚青铜时代全球化的形成同时发生，没有青铜时代全球化带来的冶金术、麦类作物和食草家畜就没有中国的青铜时代，没有中国史前文化格局的转变也就没有三代的历史。

王辉教授将早期丝绸之路上的文化交流分为公元前3000年至2000年、公元前2000年至西周以及东周时期三个阶段，认为早期丝绸之路上的文化交流在公元前3000年左右仅限于新疆西部地区，随后扩展到西北地区和中原腹地。早期丝绸之路的发展和公元前2000年之后开始的欧亚草原游牧化进程有密切关系，也与印欧人群、斯基泰和西戎的迁徙存在密切联系，阿尔泰地区是早期丝绸之路文化交流的重要枢纽。

李水城教授系统讨论了权杖的起源、传播以及对中国的影响，从时间和空间上探究了权杖的形态变化、制作工艺、功能、传入中国后的命运等问题，指出了自铜石并用时代以来，欧亚大陆上族群迁徙、文化交融与互动和观念意识的传播与扩散。

近年来，塞伊玛—图尔宾诺文化现象与西北地区早期铜器的研究也有比较深入的讨论。林梅村认为齐家文化与塞伊玛—图尔宾诺文化密切相关，塞伊玛—图尔宾诺文化的影响远达中原地区，中国冶金术来自于欧亚草原。邵会秋和杨建华则认为现有的证据不能说明新疆地区是塞伊玛—图尔宾诺遗存的分布区；塞伊玛—图尔宾诺遗存与安德罗诺沃文化区并非前后相继的两个阶段，而是分布区域不同，并存的两个考古学文化复合体。

马健教授认为早期铁器时代萨彦—阿尔泰地区的堆筑坟冢、屈肢、西首葬的葬仪，以及以用金、铁剑象征贵族身份的习俗等都与西北戎人和秦人有很多相似之处，并推测这些文化因素是通过戎人间接地影响到了秦。

综上所述，新时代以来的早期丝绸之路考古和研究都有了长足的发展，引起了学界的广泛关注，相关研究和认识也在不断深入和细化。文明因多样而交流，因交流而互鉴，因互鉴而发展。早期丝绸之路的考古成果和研究充分证明，丝绸之路是中西文化交流的通途，丝绸之路的发展历史是一部文明交流融汇的历史，在数千年的经贸和文化交流中不断养护着东西方世界。

（受版面所限文中注释从略 

作者单位：国家文物局考古研究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