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故事 考古答卷
——新时代考古工作成绩斐然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文物考古工作。从2020年9月28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二十三次集体学习时强调“建设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考古学”，到2021年10月17日，习近平总书记致信祝贺仰韶文化发现和中国现代考古学诞生100周年，再到2022年5月27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三十九次集体学习时强调“中华文明源远流长、博大精深，是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是当代中国文化的根基，是维系全世界华人的精神纽带，也是中国文化创新的宝藏。”习近平总书记就文物考古工作作出的一系列重要论述，科学地回答了事关文物考古事业长远发展的一系列重大问题，也为新时代考古学科赋予了新的历史使命。
这十年，我国考古事业发展突飞猛进，进入蓬勃发展的新阶段。如今，中国考古人展现着新时代的精神气象、这片古老的土地也焕发出新时代的风采。
十年来，我们探源思索文明、考古认识中国，聚焦重大考古发现和学术研究，实证中华文明发展脉络。
2012年以来，国家文物局组织实施1900余项主动性考古发掘项目，丰富、翔实的考古发现和研究成果实证了中华文明延绵不断、多元一体、兼收并蓄的发展脉络，铸牢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第四期研究于2016年完成结项、第五期研究于2020年启动。经过几代学者接续努力，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等重大工程的研究成果，实证了我国“百万年的人类史、一万年的文化史、五千多年的文明史”。多年来，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团队聚焦良渚、陶寺、石峁、二里头、三星堆等诸多遗址，无论是良渚古城和外围水利系统、还是陶寺宫殿基址、抑或是石峁皇城台，还有二里头、三星堆的最新发现，这些考古发现和研究不仅实证了中华大地5000多年文明，更进一步表明中华大地内部具有多个地理单元，各区域内的史前文化交流融合，从而形成了共同的文化基因。
“十三五”时期，国家文物局启动“考古中国”重大项目。主要围绕中国境内人类起源、农业起源、文明起源、统一多民族国家形成和发展、中华文明在世界文明史中的重要地位等关键领域，持续开展实施“夏文化研究”“河套地区聚落与社会研究”“长江中游地区文明化进程研究”“中原地区文明化进程研究”“海岱地区文明化进程研究”以及边疆考古、石窟寺考古等专题项目。从揭开东亚人类演化研究新篇章的甘肃夏河白石崖溶洞遗址到揭露出屈家岭文化时期罕见的完整木构建筑基础的湖南澧县鸡叫城遗址，从岗上“汶”城到天“夏”粮仓时庄，从祁连山上吐谷浑王族墓葬群到孔雀河畔黄沙烽燧，考古发现层出不穷，不但建立起历史的时空框架，更丰富了历史的脉络与枝叶，在探寻中华文明起源和发展脉络中意义重大。
值得一提的是，十年来，边疆考古工作成果显著，新疆石城子遗址、北庭故城遗址，西藏切热遗址、玛不错遗址、格布赛鲁遗址、当雄墓地等考古工作在构建区域考古学文化年代框架，推动人类起源、农业起源、古代人群迁徙、史前文化发展与环境变迁、汉唐军政建置体系、高原丝绸之路及南亚廊道等重要课题研究方面，无不见证着中华文化“风迎八方”“包容并蓄”的精神与风骨，见证着各民族人民亲如一家的文化根基，各民族文化多元一体的精神血脉。
十年来，我们服务大局，推动国家重大建设工程考古和文物保护工作有序开展，实现在保护中发展、在发展中保护。
据统计，2012年以来，全国共开展6700余项基本建设考古发掘项目。江苏扬州隋炀帝墓、重庆老鼓楼衙署遗址、山西太原东山明代晋藩王墓、江苏太仓樊村泾元代遗址、河南巩义双槐树遗址、甘肃天祝岔山唐墓等一批重要遗址被发现和妥善保护，通过建设考古遗址公园、遗址博物馆等方式得以保留，成为当地城市文化名片。
随着全国各大城市的旧城改造、新城扩容，大型基建项目数量增速飞快，城市考古调查勘探与发掘工作也面临新的挑战和考验。“千年大计、国家大事。”2017年率先开启的“雄安考古”即被赋予非凡的历史意义。千秋之城，考古先行。据悉，雄安新区完成全域考古调查2000平方公里、勘探345万平方米、发掘1.04万平方米，取得丰硕成果——地下埋藏文物尤以新石器至汉代遗存较多，涉及聚落址、墓葬、窑址等。南阳遗址、城子遗址、鄚州城遗址等一处处文化遗存经由考古而愈加鲜活，为这座未来之城接续千年文脉。
因基建考古而被唤醒的还有河北崇礼太子城遗址。2017年起，河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张家口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崇礼区文化广电和旅游局等单位组成联合考古队对太子城遗址开展考古发掘，并最终确定这里是金代金章宗的行宫遗址。这处遗址因北京2022年冬奥会及冬残奥会张家口赛区冬奥村基建项目得以重见天日。可以说古老的太子城与现代奥林匹克结下了一段“冰雪奇缘”，太子城考古遗址公园的建设，也成为奥运历史上场馆建设与文物保护相结合的新典范。
制定“先考古、后出让”的制度设计和配套政策，为基本建设考古和文物保护工作顺利开展提供了有力的政策保障，从而实现“考古前置”为文物保护和城市建设发展保驾护航。让“要动土、先考古”成为全社会的共识，实现城市建设与文物保护工作相得益彰。
十年来，我们聚焦科技手段助力考古能力提升和考古学科发展，打造科技引擎让中国考古如虎添翼。
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也为田野考古提供着不竭动力。如今，科学技术不断地渗透并融入考古学：
无论是应用于考古调查、测绘，大幅提升区域地理与环境信息采集科学化、便捷化的多视角影像三维重建技术、低空拍摄技术、机载激光扫描遥感技术；还是通过浮选、采样、检测对出土遗物进行碳十四测年、同位素分析、微痕分析、古DNA分析；抑或是后期的文物保护与修复，无不显示出科技考古的深度介入融合。
有学者形象地说：“通过跨学科、多平台协作，用科技手段可以让考古材料‘说话’。”诚然，当前能否在考古学研究中更加广泛、有效地运用科技考古方法，已成为21世纪衡量一个国家考古学研究水平的重要标尺。可以说，一次次考古发掘都离不开科技的支撑。
三星堆遗址新一轮发掘始终秉持“课题预设、保护同步、多学科融合、多团队合作”的工作理念。发掘区不仅覆盖有大跨度钢结构大棚，还配建了数个恒温恒湿的“发掘方舱”，除了多功能发掘操作系统，还有应急分析实验室、微痕应急保护实验室……三星堆遗址的发掘，联合国内多家科研机构、大学院校以及科技公司，组织不同领域的知名专家担任学术顾问，形成了田野考古、实验室考古、科技考古、文物保护深度融合的工作模式，致广大而尽精微，开创了多学科开放性考古工作新模式。
十年来，我们乘风破浪，邂逅绝美的水下世界，探索沉没的文明，拓展中国考古的“广阔空间”。
2022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水下文物保护管理条例》修订公布，进一步强化了法律保障。截至目前，我国已确认241处水下文物点，北礁沉船遗址、海坛海峡水下遗址、华光礁沉船遗址、金银岛沉船遗址、珊瑚岛沉船遗址等5处水下文物被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广东省、福建省、山东省划定水下文物保护区，定期开展文物执法和联合巡查，有效保障水下文物安全。
2014年国家文物局水下文化遗产保护中心成立，从此我国拥有了专门、独立的国家级水下文化遗产保护研究机构；2019年我国第一艘水下考古专用船“中国考古01”交付使用，从此告别了租用渔船时代。
有人说：“水下考古不仅仅是发现文物，更有责任为完整中国历史的架构提供基础支持。”
据悉，“南海Ⅰ号”沉船整体打捞和考古保护工作已取得阶段性成果，提取各类遗物18万余件（套），为了解南宋时期海上丝绸之路商贸提供了珍贵的第一手资料；甲午海战沉舰遗址调查已经发现并确认了致远舰、经远舰、定远舰，不仅为历史研究提供了更多客观而真实的资料，也为爱国主义教育提供了生动的实物教材。
十年来，我们让考古以新面貌走进大众视野，让考古和历史研究成果为社会共享，更好地发挥以史育人的作用。
“考古中国”重大项目进展发布机制逐步健全，通过进展工作会的方式向媒体通报最新成果，向社会公众普及正确、科学的考古学知识。如今“考古中国”成果发布已常态化，已推介50余项考古新发现、新成果，社会反响强烈。
一年一度的“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评选在一定时段内引领着学科发展方向，塑造着学科内涵的精神特质。它不仅是考古工作展示与宣传的窗口，更是考古人塑造公众形象与展示自我的平台。如今，“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品牌影响力不断增强，并尝试通过引入网络直播、新媒体平台推介等方式，打造“云考古”理念，与考古爱好者及时分享“十大考古”终评会的精彩内容，人在家中便能享受一场考古知识的饕餮盛宴。
从力求讲好考古故事的《中国考古大会》到春晚三星堆遗址考古新发现技惊四座，文物考古掀起的热度一直在发酵。仔细想来，“考古热”的本质其实是公众对中华文化热爱的体现。考古热让考古走进公众视野，激发群众对文物背后故事的关注，进而深入了解中华传统文化精髓，增强对优秀传统文化的认同感。
同时“考古热”也进一步激发了考古工作者讲好考古故事的热情，他们求创新、谋发展，更加主动参与公众考古活动，考古工地开放日、考古夏令营、考古研学游等活动更加多样，考古进课堂、进社区更加普遍。“文化自信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发展中最基本、最深沉、最持久的力量。”
十年来，我们也清醒地认识到，当下要保持考古事业持续高质量发展，尚存在巨大的人才缺口，中国考古也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迫切需要大量人才。
怎样让考古事业后继有人、人才辈出？
为此，高校文物考古及相关专业各个层级学生的招生规模有所扩大。以高校田野考古实习为重点，推进高校考古专业教学质量提升，2019年、2020年国家文物局连续召开两届全国高校田野考古工作座谈会，2021年印发《高校田野考古实习方案编制指南》，为高校开展田野考古实习教学提供指引。国家文物局会同教育部实施考古学国家急需高层次人才培养专项，中国考古学会考古教育专业委员会应运而生，考古人才的培养得到应有的重视。
在职人员培训体系日益完善，已经形成考古发掘项目负责人岗前培训班、从业人员田野考古实践训练班、考古发掘项目负责人专题研修班等相结合、主题明确、针对性强的培训教育模式。“夏文化考古研究”研修班、佛教考古与石窟寺研究专题研修班、旧石器时代考古高级研修班、城市考古开放工地高级研修班……满足了各领域、各研究方向的考古人边发掘、边研究、边讨论，力争取得学术突破，积极投身相关领域考古工作。
我们可以看到，制约中国考古发展的编制之“结”也在渐渐打开。世界一流考古机构建设纳入《“十四五”文物保护和科技创新规划》，文物大省大市考古机构的人员编制大幅度增加，有效缓解了基层人员不足的压力。
据统计，2012年至2022年已有中国人民大学等24家考古机构、高校被授予考古发掘资质，全国考古发掘资质单位共91家，现有考古发掘项目负责人2194名，在编制外聘用各类辅助考古技术人员近4000人，已经具备了一支高素质、专业化的考古工作队伍。
十年来，我们放眼世界，带上手铲去看看。“中国队”集体亮相世界考古舞台。
近年来，我国考古工作者积极走出国门，开展国际合作。据初步统计，2016年至2019年我国32家相关机构赴国外开展联合考古项目36项，涉及亚洲、非洲、欧洲、美洲等21个国家和地区，与40余家国外考古机构、博物馆、大学、基金会等建立了良好的工作关系。
2016年，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乌兹别克斯坦《人民言论报》和“扎洪”通讯社网站发表题为《谱写中乌友好新华章》的署名文章指出：“中国国家文物局、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西北大学等单位积极同乌方开展联合考古和古迹修复工作，为恢复丝绸之路历史风貌作出了重要努力。”2022年9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乌兹别克斯坦《人民言论报》等媒体发表题为《携手开创中乌关系更加美好的明天》的署名文章，文章提出：“我们要扩大媒体、教育、卫生、文化、旅游、新闻、考古、地方交流等领域合作”。自2012年起至今，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与乌兹别克斯坦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联合对明铁佩遗址先后进行了七次考古发掘。揭示了汉晋时期丝绸之路沿线大型城邑的基本格局，充分展现丝绸之路沿线的文化交流、族群迁徙、思想交融和文明互动。
离开“古丝绸之路上的明珠”，考古人又走进了古代海上交通要道。2018年3月，中沙联合考古项目——沙特塞林港遗址考古工作正式开始。来自中国国家文物局水下文化遗产保护中心（现更名为国家文物局考古研究中心）和沙特国家考古中心的考古队员，冒着酷暑，进行调查与发掘。整个塞林港遗址面积超过100万平方米，分为南部建筑区和北部墓葬区。考古队在建筑遗址区发现四处台地，清理出用珊瑚石垒砌的墙体等遗迹。发掘、采集了包括中国宋元时期青白瓷与青瓷片、明清时期青花瓷片，以及青铜砝码、阿拉伯陶器与釉陶、波斯釉陶和玻璃器残片等在内的较多文物标本。塞林港遗址位于阿拉伯半岛西南部，地处红海之滨，是东西方文明交流的纽带，这些发现无疑为海上丝绸之路的研究、塞林港遗址的解读提供了珍贵的实物资料。
神州九万里、华夏五千年。非凡十年，成就斐然。脚踏这片古老的土地，寻真远去的历史烟云，依旧令人回味无穷。中国考古人“凭实力”骄傲，十年中有变与不变、有感动与感谢，有坚持与坚守，考古人坚毅而勇敢的奋斗身影得以清晰勾勒，他们汲取力量而勇敢前行。中国考古的脚步不会停歇，进入黄金时代的中国考古，将迎来新气象、新成就！
